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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八年，明太祖疑北平承宣布政使李彧、提刑按察使趙全德與戶部侍郎郭桓等人貪腐，遂令調查。三月之際，禦史余敏、丁廷舉經過縝密調查，揭露了郭桓勾結李彧等人，透過私吞賦稅、少繳秋糧及巧立名目增收等手段大肆貪汙的罪行。
郭桓等人的貪腐數額觸目驚心，共貪汙了兩千四百多萬石糧食。朱元璋得知此事後，憤怒不已，決心借此機會嚴懲全國範圍內的貪官汙吏，以正朝綱。此案牽連甚廣，不僅涉及了地方官員，還牽扯到了朝廷中的高官如禮部尚書趙瑁、刑部尚書王惠迪等。總計損失精糧高達兩千四百萬擔，這一數位震驚朝野。這就是著名的「郭恒案」。
據【明史】載，此案的結果是: 「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核贓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明明是追查「二千四百余萬精糧」的去向，怎麽最後反而鬧到明帝國中等家資之人全部破產的地步？這是否表明明朝的富戶確實都為富不仁抑或另有真相？
（1）朱元璋的想法
朱元璋在處理「郭恒案」時，思路很簡單。若六部官員貪汙腐敗，繼續追查贓款源頭。若贓款來自布政司，應抓捕其審問，並查明行賄款來源是否來自下屬府。隨後，將府裏官員帶來詢問，款項多來自下屬州。繼續向下，州官被問詢後，款項往往指向更基層的縣。這套追查方法能揭露所有禍害民眾的官員，全國司法機構應嚴格執行，讓奸臣無處遁形。
聽起來完美無瑕，但實際落實起來卻是，縣官一旦被審，最終源頭往往指向百姓。而這些百姓又大多是富民。這一切都源於朱元璋在洪武四年推行的一項重要制度——糧長制。
這是一項在傳統官僚體系之外的創新，主要實施於浙江、直隸、湖廣、江西、福建等地。簡而言之，該制度以一萬石糧食為基準，劃分稅糧繳納區域，並由政府指定當地大戶擔任糧長和副糧長，負責稅糧的征收和運輸。這些糧長並不從朝廷領取薪資或活動經費。
朱元璋實施糧長制的目的有三：
一是將征收稅糧的行政成本轉嫁給地方大戶，同時大戶的資產也能作為稅糧征收的保證；
二是取代歷史上可能出現的「攬納戶」，減少農戶的運輸成本和被盤剝的風險，讓大戶作為糧長更可靠地管理稅糧的繳納；
三是希望糧長能自成體系，取代他不信任的官僚集團。
糧長的主要職責包括催征、經收和解運稅糧。如果不能按時足額完成稅糧征收任務，將面臨嚴厲的懲罰。例如，山陰人諸士吉因催糧問題不僅未能收到稅糧，還遭受誣告，最終導致他及其兩個兒子被判死刑，其八歲女兒諸娥為求重審，不惜滾釘板，以生命為代價才使案件得以重審。
糧長既沒有編制也沒有薪資，那它的好處在哪裏呢？
他們 的報酬主要有兩點：一是有機會被朱元璋接見並提拔為官，如嚴震直即由糧長升至尚書；或獲朱元璋「賜鈔」獎勵 （這一好處僅限洪武年間） 。二是糧長享有法外特權，如用錢贖「雜犯之罪」，並能介入地方訴訟、報告災情和舉報不法行為，以監督地方官僚系統。
別看這 「雜犯之罪」可 用錢贖買不是什麽大的權力，但實際比第一條好用多了。而且朱元璋此舉可謂一箭雙雕。要知道稅賦沈重，糧長強行征收很容易得罪人。要是他們被人舉報（前面講過，朱元璋鼓勵大家互相檢舉揭發），誰來為朝廷做事？二來，糧長犯錯， 贖金不僅維系了嚴刑峻法，約束了糧長，還削弱了大戶，使底層貧困化。
（2）最終結果
"郭桓案"的嚴重後果，即"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與糧長制度緊密相連。在朱元璋的"凡缺額即貪汙"的邏輯下，追查贓款從中央至地方層層深入，最終矛頭指向了基層，特別是那些負責稅糧征收的糧長。這些糧長，正是明朝社會中堅力量"中人之家"的代表。可以說，糧長制度成為了一個橋梁，使得"郭桓案"的風暴以極低的行政成本，直接沖擊了民間社會。
雖然基層官員中確實存在腐敗現象，但明帝國稅糧的巨大缺額，其主要原因並非全在於官員的貪汙。一方面，明初的生產力尚未全面恢復；另一方面，朱元璋所定的官田稅額過高，即便是基層官員全力以赴，也難以完成如此沈重的稅收任務。然而，朱元璋卻對此視而不見，一味在追贓問題上對官員施加壓力。
面對這種情況，各級官員自然會將壓力轉嫁給更下一級的物件，其中便包括了普通的民眾。在【大誥】中記載了一個典型案例：大名府開州的州判劉汝霖，這位德高望重的儒者，在執行追贓任務時，沒有直接找被定為貪汙的官員羅從禮等人，而是選擇將壓力轉嫁到鄉村的民眾身上。他下發檔，讓民眾繳納錢鈔來補足追贓數額，甚至采取逮捕關押等手段逼迫民眾繳納。
劉汝霖最終因此被朱元璋公開處斬於市集之上。在敘述此案時，朱元璋極力渲染劉汝霖的罪行，但其中也透露出一些不尋常的資訊。例如，既然羅從禮等官員已被定性為貪汙犯，劉汝霖為何不直接從他們身上榨取贓款？再者，地方政府要斂財完全可以編造其他名目，但劉汝霖卻公然寫明這是為了補足朝廷的"追贓"。這些反常現象，只有當與"朝廷所謂的追贓額度，實際上有很大一部份屬於百姓的未繳稅糧"這一事實相結合時，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
除了上述案件，【禦制大誥】中還多次出現反常情節。如陜西追贓案中，官員不按贓款贓物名單追繳，反而向普通百姓攤派。朱元璋對此痛斥，但疑問也隨之而來：為何官員不直接按名單追贓？類似情況還發生在張夢弼案中，山西沁水縣的官員同樣選擇向百姓科斂，而非按名單追贓。這些官員為何頂風作案，難道真是要錢不要命？其實，還有另外一種更合理的解釋，那就是他們 明白按名單追贓無法湊足朝廷指定的額度。
朱元璋權力雖大，能懲處眾多「劉汝霖」，但無法阻止這種惡性迴圈。他制定的追贓政策導致地方政府幾乎全部選擇向百姓攤派，尤其是負責稅糧征收的糧長和富戶。結果，天下中產之家因此全部破產。這一系列的反常操作，根源在於朱元璋制定的稅糧額度過高，使得基層官員無法完成稅收任務，進而引發了這場波及全國的災難。
讓朱元璋始料未及的是，「郭恒案」擴大化後，民怨開始沸騰了。那他又將如何處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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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等頑民，不恤君恩！
參考資料：【大誥】、【明史】、【活在洪武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