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達開於大渡河潰敗，此乃必然結局，並非事後而論，實乃就其當時所處局勢及一系列舉措觀之，其敗局已定。
為何如此斷言呢？我們不妨梳理一下自「天京事變」起，至石達開抵達大渡河這一期間所發生的事宜。
鹹豐六年（公元 1856 年）九月初，佐天侯陳承镕告發東王楊秀清有意謀逆，天王洪秀全遂密令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與燕王秦日綱，率部回天京戡亂。
當月 4 日，韋昌輝率三千士卒率先抵達，於當日夜間，與秦日綱會合，在陳承镕的接應中，眾人趁夜襲向了東王府。
此夜，東王府慘罹血災，遍地血紅。
其間，東王楊秀清遭誅殺，連東王府中的數千男女老少，亦皆亡於亂刃之中，整個東王府，近乎無人幸免。
次日，殺心大起的韋昌輝，令其部下借搜捕「東黨」之名，於城中肆意屠戮，諸多東王部屬慘遭殺害。
據相關記載，彼時約有兩萬余人因該事件喪生，此即為「天京事變」。
事變發生十余日後（因其當時身處前線，以致歸期延遲），石達開方率部抵達，入城後，與韋昌輝、秦日綱會合，並舉行了一個簡短的會議。
於此次會議中，石達開斥責韋昌輝肆意屠戮無辜之人，然而韋昌輝卻將此視作石達開對東王的庇護，故而，幾人最終不歡而散。
並且其後，韋昌輝欲借此契機，對石達開施以加害之舉。
為求生存，石達開只得連夜撤離天京，而其未能及時脫身的家人與部屬，皆被韋昌輝屠戮。
其後，石達開抵至安徽，於此地，他滿含悲憤之情向洪秀全呈書，籲請誅殺韋昌輝以安眾怒，且此上書獲幾乎全體軍民眾人之支持。
鑒於軍民呼聲甚高，洪秀全只得將韋昌輝誅殺以平事端，同時，頒詔召石達開回至天京。
於是，當年 11 月，石達開應詔歸來，受到軍民敬稱「義王」。同時，由他主導，就「天京事變」後的責任追究問題，提出「僅懲首惡，不責部屬」之議，最終，連韋昌輝的家屬亦獲妥善保護。
如此一來，經由石達開的操持，天京事變所引發的混亂，得以迅速平復。
若依此態勢推進，接下來石達開的契機在於積攢力量，向清廷展開反擊，而當時太平天國也的確具備此等實力，諸多後起之俊才均可獨擋一面，像陳玉成、李秀成等。可以講，彼時太平天國將才濟濟，兵源充足。
然而，問題在於，洪秀全再度胡作非為。
他見石達開深得人心，遂心憂其勢力膨脹，故而將自己的兩位兄弟封王，以此對石達開多方牽制，總之是處處設障。
在此種情形下，石達開內心頗為煩悶。
他清楚知曉一旦內部起紛爭會引發何種後果，畢竟「天京事變」仍記憶猶新。故而，他極度憂慮自身會因此喪命。於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石達開決意離去。
此為太平天國史上的一則重大事宜，便是石達開離天京而去。
石達開出走後，雖帶走一些人，但並非如諸多說法中所稱的達十萬余人之多，其實際人數約為萬人。
最為直接的佐證在於，石達開離走後，行至安徽某一小鎮時，依當地駐守清軍的相關記錄，石達開所部於一夜之間，便渡過了該鎮的一條河。
倘若人數達十萬之眾，此事則難以達成。
不論石達開自天京帶走人員的具體數量，僅言其出走後，便遭遇一大難題，此難題亦為其後失敗的導火線。
該問題在於，石達開怎樣推進下一步的發展事宜。
需明確，盡管洪秀全在作戰方面不及楊秀清，於內政方面不如馮雲山，乃至綜合能力相較其手下幾位王稍顯遜色，然而他卻是太平天國的根本所在。
換言之，洪秀全乃太平天國合法性之基石，其存在使得太平天國的將士具備向心力。
然而石達開所面臨的難題在於，此刻離去，顯然是不願再追隨洪秀全，可若要他自行立戶，卻又難以達成。
為何如此？緣由在於太平天國的正統乃洪秀全，倘若石達開欲真正站穩腳跟並實作長遠發展，除非其能夠在洪秀全已然完備的框架之外，另行構建一套嶄新的理論架構，例如創立一個與太平天國相似，然又存在差異的政權。
然而遺憾的是，石達開不具備此能力。
故而，缺乏此方面能力的他，只能憑借傳統手段，即向部下賜予權力與財富，以此收攏部下，使其繼續對他忠誠，為他效力。
否則，下屬之人亦非愚鈍之輩，追隨石達開，既不能獲名，亦無法得利，定然會離去。
此外，雖說石達開帶走了不少人，然而這些人對他的態度，未必堅定不移。他們之所以選擇跟隨石達開離去，主要是源於對洪秀全以及天京的失望之感。
故而，他們認為石達開可引領他們獲取更為顯著的勝利，那時自身依舊會是天國的重大功臣。
然而，石達開能否引領他們獲取更大的勝利，這是個問題。對於此，隨石達開離開的人，內心亦無把握，仍處於觀望狀態。
簡而言之，此群人對前途以及石達開，皆持遲疑、懷疑之態，蓋因未來具諸多不確定性。
攜此群心存疑慮之兵，其戰鬥能力，不難想見。
故而我們能夠發現，石達開出走後，於江西與浙江多地作戰時，戰況極為不利，全然不見其身為翼王時的風範，甚至可謂是舉步維艱。
一次失敗，下屬尚可理解，兩次、三次亦能勉強予以接納，然若次數頻增，其後果究竟如何呢？
結果表明，石達開部在浙江的相關戰事未能獲取期望成果後，其士氣已然下滑，待到江西戰場，情況愈發嚴重，屢次的失敗，不但使石達開部士氣降至最低，而且致使不少人決定離去，回歸天京。
另一方面，當石達開持續在多地征戰，且屢屢受挫之際，為洪秀全締造了絕佳契機。緣何如此？蓋因石達開吸引了清軍眾多兵力，從而對清軍形成牽制。由此，洪秀全借機出兵，接連取得浦口大捷、第二次攻破江北大營、三河大捷等諸多勝利。
這表明，石達開遭受打擊，而洪秀全卻坐享其成。
此外，洪秀全暗中多有不當之舉，諸如以高官厚祿為誘，促使那些隨石達開離走的將士歸返，像石達開的得力助手楊輔清，便是此般的典型代表。
綜合這幾個因素，石達開所面臨的局勢愈發艱難，其一，連連挫敗；其二，人員漸減；其三，始終受洪秀全的影響。如此發展，莫說進步，恐將覆滅。
故而，經審慎思考，石達開決意前往湖南。
之所以選擇前往此地，緣由在於湖南乃湘軍之根據地，彼時之湘軍，恰全力進擊安徽安慶，故而石達開決意施此「釜底抽薪」之計。
此外，他的規劃為，攻克湖南後，繼而轉戰湖北，最終挺進四川以構建根據地。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鹹豐九年，石達開所發起的寶慶會戰，終究以失敗作結。彼時湘軍迅速回防，而石達開卻是獨自作戰，故而，未能取得成功。
此次失利，對石達開造成重大沖擊，其後，他只得引領軍隊撤往廣西進行整訓。
事實上，彼時眾多人不願前往廣西，為化解此難題，石達開捏造一則謊言，稱其奉天王洪秀全密詔，赴廣西擴充兵力，以此使得部眾對其深信不疑，進而繼續追隨石達開。
此事足以表明，彼時石達開的部眾並非全然與他同心同德，諸多人員乃是懷揣著跟隨石達開可為天國創立功業之念想，方始終相隨。
石達開深知此理，故而撒謊，然謊言既出，遲早需付代價，且此代價，不久便得以兌現。
抵達廣西後，石達開攻克慶遠府且屯駐於此，其後，著手施行改制，構建官府架構、委任官職人員等。
至此，但凡有識之士皆能明晰，石達開此舉實乃意欲另立門戶。
如前文所述，彼時隨石達開之諸多將士，一則欽仰石達開之品德，二則因石達開並未表明與天國全然決裂，故而他們無論於何處征戰，皆為天國之一員。
然而現今石達開如此行事，實乃公然決裂之舉，於此情形之下，那些對天國忠心耿耿之人，定然不願此種狀況持續。
故而，在石達開攻克慶遠府後僅一年之際，其部下大多離去，一部份回歸天京，另一部份則向清朝投誠，總之，石達開身旁幾近無人。
至此，石達開萬念俱灰，遂攜僅余的百余人，於廣西故鄉之鄉村，展開了隱遁生涯。
換言之，石達開在離開天京後，欲自立門戶、開創一番事業的念想，至此已然落空，且幾無達成之望。
誠然，倘若石達開果真就此歸隱山林，那其結局起碼會理想許多，然而，事與願違，命運竟給予石達開一個「重振旗鼓」的契機。
然而，此機會仿若「水中月」「鏡中花」般虛幻不實。
石達開之所以能夠重振旗鼓，與彼時在廣西立足的大成國政權存在關聯。此大成國乃洪秀全金田起義不久後，由廣州天地會首領陳開建立的政權。
陳開舉兵之初，原擬定攻略廣州，怎奈清軍勢強，難以攻克，遂一路波折，行至廣西。
在廣西，陳開起初形勢頗佳，接連占據梧州、南寧等地方，其隊伍亦持續擴充，人數最多時，達十萬余人。
然而，因清軍向廣西增派大量兵力，陳開的境況愈顯艱難。待到石達開退至廣西之時，陳開所建的大成國，近乎窮途末路。
倘若彼時陳開可及時與石達開取得聯系，雙方兵合一處，或許尚有一番大作為。然而，陳開此人頗為自負，即便知曉石達開已至廣西，卻未決定與之協同合作。
最終，大成國錯失扭轉局勢的契機，遭清軍擊潰，致使其勢力嚴重受損。
迫於無奈，陳開只得俯身與石達開結盟。為表誠心，陳開毅然親身前往拜訪石達開，然而，不幸的是，其行蹤遭暴露，尚未尋得石達開，便為清軍所俘，隨後遭殺害。
陳開缺失後，大成國幾近瓦解，身為大成國隆國公的黃鼎鳳，為避免大成國全然覆滅，竭力設法與石達開取得聯系，且率部眾前往歸附。
如此情形下，已然隱居的石達開，定然難以繼續沈寂，故而，在大成國一眾將士的擁護下，石達開重新現身。
石達開復出後，決意趕赴四川，以在該地構建根據地。
由此可見，石達開此次重出，著實擺脫了洪秀全的影響。畢竟大成國之人，並不信奉太平天國的理念。故而，石達開欲開創屬於自身的一番事業的構想，並非無法達成。
然而問題在於，大成國的兵力相較之前石達開的舊部，非但沒有強出許多，甚至還要稍弱一些，致使石達開難以全力施為。
然而，更為關鍵的是，這些大成國的部眾並非昔日石達開的直屬部隊，故而在忠誠程度方面，遠不如從前，起碼無法達到石達開指向何處，他們便攻打何處的水準。
便是率領著這般忠誠度欠佳、戰鬥力較弱的軍隊，石達開屢次輾轉，於同治二年（公元1863 年）五月，抵達大渡河之畔。
在此種形勢下，石達開已然瀕臨失敗之境，緣由在於其麾下部隊的這般狀況，且他其後於大渡河畔的一系列舉措，極大地提升了其失敗的可能性。
何種操作呢？其一，石達開未能適時搶渡，從而喪失了良好時機。
據記載，當年5月14日石達開抵達大渡河，彼時河對岸尚無清軍，此乃絕佳的渡河時機。
誠然，石達開並非愚鈍之輩，他亦察覺到此點，遂命士卒多備舟船，以作渡河之備。
然而，就在當晚，暴雨驟降，致使河水猛漲，如此一來，石達開與其部眾，難以憑借船只順利渡河。
誠然，欲渡河並非別無他法，知名的瀘定橋位於石達開所在之處的上遊，借由瀘定橋，亦可實作渡河。
然而，石達開無法借助瀘定橋實作渡河。
其一，石達開當時所處之地與瀘定橋相距約一百多公裏，倘若未逢暴雨致使河水猛漲，以急行軍之速，抵達此地並非難事。
然彼時河水猛漲，沿岸淹水泛濫，石達開所率部眾中尚有老弱病殘者，於此般情形之下，他難以攜這些人員安然抵達瀘定橋。
其次，清軍方面亦未停歇，當石達開抵至大渡河時，其已在河兩岸的據點部署兵力，旨在阻止石達開渡河。
據記載，彼時清軍於至少三處有所部署，如此一來，石達開難以抵達瀘定橋。
誠然，此乃客觀因素，責任亦不可全然歸咎於石達開。彼時，除卻走瀘定橋，石達開實則另有一條路徑可選，然其卻自行斷送了此契機。
在距石達開不遠之處，有一條松林河，河上有一座小橋，可供通行，此路便是沿該河而設。
為何石達開無法透過此路？緣由很明晰，此路由當地土司王應元據守，而石達開初至大渡河時，將包括王應元在內的土司以及當地民眾皆有所冒犯。
據史料所述，石達開所率部隊初至大渡河周邊時，其部下四處搶掠，對當地民眾施暴，非打即殺。因其蠻橫的態度與殘忍的行徑，致使當地民眾和土司對石達開所部心懷極大怨恨。
於是，當地土司紛紛歸附清朝，成為阻礙石達開的一股力量。
在此情形下，駐守松林河的土司王應元，定然不會準許石達開渡河。故而，自當年5月14日始，至6月3日止，石達開只得於大渡河畔躑躅，徒望河水而興嘆。
最終結局顯而易見，清軍持續收攏包圍圈，石達開陷入絕境，無奈以自身投降以求將士活命，然而清軍卻違背信義，將石達開誘降後，對其余部大肆屠戮。
故而依舊如前文所述，石達開於大渡河兵敗，實則為必然之結局，導致此結局的緣由，概而論之，可列為三項：
其一，石達開始終未能構建一套可擺脫洪秀全影響的體系，一直受洪秀全影響，此狀況極大地動搖了軍心，致使其手下部眾最終紛紛離去。
切莫輕視此系統，洪秀全乃至歷史上其他政權，但凡形成一定規模者，皆具備一套相仿的系統。且看洪秀全，其創立所謂的「拜上帝教」，進而引得眾多人追隨。
故而，若缺失一套系統，成就重大之事則頗具難度。
其次，石達開欠缺明確的戰略構想與目標，始終處於持續流動作戰的態勢之中，進而致使將士們對未來愈發感到迷茫。
誠然，石達開之所以缺乏明確的戰略思維與目標，實則可認為，其一直處於較為矛盾的狀態。他始終未能清晰界定自身定位，究竟是為太平天國盡忠，還是欲成為太平天國的藩王，抑或是另立門戶，總之在這幾種念頭之間，猶豫不決。
他無法明確自身究竟所需為何，故而難以確立明晰的戰略目標。
第三，關乎大成國的兵力與忠誠度事宜，此點前文已有所述。其戰鬥力極為薄弱，尚不及當初的太平軍，與清軍相較則差距更甚。
最為直觀的例證，便是石達開重振旗鼓後，與清軍的數次交鋒，戰況著實難以言表，其中頗為重要的一個原因，便是這些大成國的兵士，素質相差甚多。
綜合此三種因素，石達開的失敗乃必然之勢。其抵達大渡河後，貽誤渡河時機，且在當地引發民憤，如此種種，使其失敗確鑿無疑。況且，縱使石達開僥幸渡過大渡河，然其既無目標，又無戰略，所率之兵戰力薄弱，終歸難逃失敗之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