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毛主席每每想到那場遵義會議，心中總會感激一個人，正是這個人在會議的關鍵時刻，義無反顧地把票投給毛主席，毛主席才能在中國革命事業中施展拳腳，也是這個人改變了中國的命運。這個人究竟是誰呢？在投票的關鍵一刻，他又說了什麽？
毛主席
左傾主義引起毛主席不滿
1934年10月，由於博古、李德等人實行「左傾」冒險主義，導致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從此紅軍和中共中央就被迫進行戰略轉移，開啟了兩萬千裏的長征。
一開始，毛主席和王稼祥差點和長征失之交臂。1934年10月，王稼祥被飛機炸傷，毛主席身患瘧疾，李德決定將這些傷員幹部都留在安全的地方。聽到這個訊息後，許多同誌都來勸說李德，毛主席是中華蘇維共和國的主席，可不能沒有他。後來毛主席在得知王稼祥也被留下後，一直在勸說李德，王稼祥是軍委副主席和總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須要和自己一起行動，聽到這句話，李德才願意他們一起隨軍轉移。
一路上，看到李德博古二人總是打敗仗，毛主席為那些犧牲的士兵心痛不已。
1934年12月12日在湘江會議之後，紅軍按照之前的計劃，繼續向湘西前進，但是那時候蔣介石已經發現了紅軍要去往湘西，於是在湘西部署了大量兵力，等待著紅軍進入圈套。在這個危急關頭，毛主席根據當時的形勢，建議不要去湘西，而是去國民黨防守更為薄弱的貴州，給貴州的國民黨軍隊來個出其不意，化被動為主動。但是毛主席的建議受到了博古和李德的反對，他們認為應該堅持原計劃，繼續去湘西和紅2、紅6軍團會合。煩惱的毛主席只好去找王稼祥訴說自己的煩心事。
王稼祥
在王稼祥夫人朱仲麗的回憶錄中，記載了紅軍進入湖南西部通道之前，兩個人進行了深切的談話。毛主席當時和王稼祥坐在草屋前的地上，看到李德博古的排兵布陣，心裏直打轉，毛主席和王稼祥清楚地知道現在的局勢，毛主席深思地說：「李德那些軍事學識從何而來？是本本上來的，是西洋外國來的，是從一般戰爭以至帝國主義戰爭中來的。而我們的戰爭，是在中國，是在革命根據地，是在敵強我弱情況下進行的反‘圍剿’戰爭，環境不同，條件不同，戰爭性質更不同。他拿十萬八千裏以外的和幾十年乃至年以前的戰例戰法來硬套，焉有不敗之理？」「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可惜我們這位洋顧問，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說完之後毛主席長嘆一口氣。苦於自己在軍隊中沒有發言的權利，對於這一切也只能發發牢騷。聽到這句話後王稼祥搖了搖頭，說到在軍中未必會沒有人聽毛澤東同誌的意見，還是有很多同誌同意你的的看法的。
王稼祥先是找了張聞天，詳細地談了毛主席和他自己的觀點，張聞天聽了之後，表示會明確同意毛主席的想法，他還來到了王稼祥和毛主席的身邊，利用休息的時候交談，囑咐保衛人員一定要照顧好毛主席，就這樣三個人逐漸形成了比較一致的看法：必須改變紅軍的前進方向和路線，不能再讓博古李德這樣指揮下去。
張聞天
一軍團政委聶榮臻因為腳底受傷化膿，也坐擔架隨中央縱隊行動。他與王稼祥彼此非常信任和了解。王稼祥直截了當地對他說：「根據當前情況，必須撤掉博古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改組領導，最好由毛澤東同誌重新出來統帥部隊。」聶榮臻聽罷爽快地說：「完全贊成，我也早就有這個想法了。」與此同時，朱德和周恩來也加入了他們的談話，一致同意毛主席的主張。最後和博古等人精心激烈的討論之後，兩個人的力量實在拗不過五個人的力量，就同意了毛主席的方案。
15日紅軍占領了貴州黎平，並在黎平召開了會議，肯定了毛主席的意見，透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在四川和貴州建立新的根據地，毛主席這一決定避免了紅軍掉入蔣介石的口袋，保留了紅軍的實力，還建立了新的根據地，會議結束之後，中央建立紅軍兵分二路，向貴州北邊進攻，一連占領了貴州七座縣城，在12月月底到達烏江南岸的猴場，在猴場召開了會議，透過了【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首次提出了要以遵義為中心的貴州北部地區，向四川和貴州建立新的根據地，會議中還強調了：「關於作戰方針們還有作戰時間的地點的選擇上，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這一內容，暗示已經剝奪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在1935年一月初，中央頭部紅軍進入了貴州遵義。
博古
截至1935年，中央受到「左傾」錯誤的危害，已經長達4年之久了，從一開始王明到現在的博古李德，在中央蘇區的時候，我們黨內很多同誌，都對他們的指揮表達過不滿，毛主席也是屢屢提出意見，但是很少被接受，當時我們中央黨委為什麽那麽信任這些「左傾」人士，這些「左傾」人士又是什麽來由？他們當中的大部份人，特別是李德，他是來自共產國際的，而且他們每個人生身上都有著蘇聯留學的經歷，當時我們黨在很多方面都是學的蘇聯，所以對於這些海外留學人士，我們還是帶有很大的信任度的。擁有如此漂亮的履歷，這些留學海外的他們，為什麽屢屢犯錯呢？
第一當時他們的年齡很小，大概就是二十出頭，沒有太多的經歷。第二是他們並沒有毛主席這些老幹部更加懂得中國情況。只會用書本上的知識。我們黨內在經歷湘江戰役之後，看到了博古李德的不足，也說明我們黨內的幹部更加熟悉中國的情況，我們是可以打贏勝仗的。
於是中央黨委決定，總結一下關於博古李德的軍事錯誤。1月10日，博古找到了周恩來說：「一兩個月來，毛、張、王、彭林等人對我們有些意見，大家要求開會，檢討一下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行動。」周恩來早就想「趁著這個能喘氣的時候，好好地總結一下，」因此回應道：「是要好好總結一下，起碼要準備兩個報告，一個是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一個是研究下一步的軍事方向，」博古同意了周恩來的意見，在遵義進行短暫的修整。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了提供了必要條件。
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遵義會議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在會議上，博古首先做了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在報告中一直在為自己的左傾思想辯護。接著是周恩來做的報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戰略戰術上的錯誤，並作了自我批評，承擔了責任，毛主席在會議中著重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的錯誤，是進攻中的冒險主義，是防守時的保守主義，撤退時的逃跑主義。在會議上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一場激烈又嚴肅的黨內鬥爭，完全擺到桌面上來了，會場上頓時鴉雀無聲。
遵義會議
就在這關鍵時刻，王稼祥站了起來，旗幟鮮明地表示：他完全贊同毛主席的主張，又嚴重批評了李德和博古在軍事上的錯誤，指出了第五次反「圍剿」之所以失敗，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李德一再地拒絕毛澤東等同誌的正確意見，否定了他們和廣大群眾在長期鬥爭中共同創造並列之有效的實際經驗，少數人還想脫離這個方法。但事情證明就是實際的瞎指揮。
說到這裏他擡頭看了一眼李德，正好李德也在看他，並表現出了不滿意的表情。王稼祥並沒有理會李德的表情，而是繼續說了下去。李德進入蘇區之後，軍事上的什麽事都由他自己說了算，博古也只聽他一個人的，完全背離了集體領導的制度，不僅如此他們還發明了一種懲辦制度，自己做得不對，自我不批評，反而對於別人提出的正確的意見還一再否定，這種領導方式，給中國共產黨我軍帶來了嚴重的後果。
王稼祥結論似地指出：事實證明，中國紅軍和黨的勝利，只有在毛澤東的領導之下，才能夠完成，也必須由毛澤東這樣的富有實際經驗的中國革命家來主持革命的工作。他鄭重地提出要求：立即改組中央軍事指揮機構，取消李德和博古的軍事指揮權，由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話音剛落，在座的人就鼓起了熱烈的掌聲，緊接著，朱德、彭德懷、劉少奇、陳雲、李富春等也在會上發了言，批評「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明確表示支持毛主席的主張。
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最後確定了毛主席的領導地位，增選毛主席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指博古、李德、周恩來三人組成的黨中央關於軍事指揮的決策機構)，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而周恩來為黨內委托，在軍事指揮中，他負責最後的方案決定。會後中央常委分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多年以來，毛主席常常對人說：「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義會議上沒有他不行，他投了關鍵的一票。」在毛主席看來，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的那一票非常重要。
在毛主席的帶領下紅軍爬雪山、過草地，王稼祥和戰士們一起，經歷長征的艱苦，在雪山過草地的時候，由於環境過於惡劣，王稼祥經常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著，時間長了他的胃就出現了問題，他的腸子化膿，甚至爬出了蛔蟲，當時的醫療環境很差，部隊在行軍的時候只有消炎水，連止痛藥都沒有，可是他還是堅持了下來，為了減輕擔架員的負擔，硬是支持下來自己走，在爬雪山的時候，他就是在警衛長的攙扶之下走了過來，王稼祥就是憑著這樣的毅力，堅持走完了長征。
紅軍長征
建國之後雖然王稼祥並沒有身居高位，但是毛主席在很多問題上還是喜歡和他進行討論，詢問他的意見，如果說遵義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那麽王稼祥在會議上關鍵的一票，改變了毛澤東的命運，也改變了中國的命運。從此中國的革命生涯便有了新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