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劉伯承被剝奪軍權後，為什麽淚灑懷仁堂？
劉伯承元帥是黨史上赫赫有名的「軍神」。
毛主席評價他是「一條龍下凡」；陳毅元帥評價他是「論兵新孫吳，守土古範韓」；鄧小平也說他是「偉大的軍事家，軍事造詣在國內屈指可數」。
從一系列開國元勛的高度評價態度中可見，劉伯承元帥在近代中國革命史上突出的貢獻和傑出的地位。
早年的劉伯承在同盟會人熊克武麾下出任混成第2旅第1團團長。盡管民國時期不少雄踞一方的要員，按組織關系都算得上是同盟會中的一員，但由於民國中央集權力量並不強，對地方沒有太強的約束能力，所以很多地方就出現了有槍就是草頭王的軍閥割據局面。
而劉伯承在時代大潮的裹挾之下，也成為舊軍隊中的一員。
不過要說的是，劉伯承此時雖效力於舊軍隊，但他淡泊名義、不嗜酒色，與當時舊軍隊軍官有著很大區別，因此，他帶出來的隊伍戰鬥力極強，常常打出神級一般的戰果。就比如在曾經的杜家巖之戰中，一仗打得實力雄厚的楊森只剩孤家寡人，最誇張的時候，居然還發生了幾十個人便 繳了 上萬敵軍的械。
也恰恰是因為他懷著一顆救民於水火、救民族於危亡的心願，因此，劉伯承經此一戰後聲名鵲起並愈戰愈勇，其大名也隨之傳播開來，便由此逐漸結識楊闇公、吳玉章等早期共產黨人，後來在革命思潮的影響之下，劉伯承加入了共產黨，並參與、領導了南昌起義。
同先上軍校再到戰場進行實踐的林彪不同，劉伯承則是有著豐富的軍事鬥爭經驗，並且在他赴蘇學習前，他還是一軍之長，軍銜、職級亦非林彪可比。
從伏龍芝軍事學院學成歸來後，此時的中國革命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革命不再完全迷信唯「城市暴動論」一說，而是把力量向著敵人統治薄弱的各省交界地帶轉移，一時間，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各種大大小小的紅色革命根據地。
劉伯承雖然有留蘇經歷，並且深受伏龍芝軍事學院的影響，但與博古、王明等人不同的是，劉伯承很註重思考，尤其在軍事方面，即便戰事緊張的時候，他也一刻也不停地把兵書拿到手上反復通讀。
盡管剛開始在寧都會議上，升任紅軍總參謀長的劉伯承投出了至關重要的反對一票，使得毛澤東不得不離開軍事領導崗位，後來又發文抨擊「遊擊主義」，但要看到的是，此時的劉伯承畢竟深受蘇式教條的影響，短時間內自然無法擺脫這個桎梏。
當然，對於劉伯承在政治上沒有支持毛澤東，在作戰戰術上抨擊遊擊戰的做法，黨內其他同誌也不少的看法和意見。
例如，紅三軍團的彭德懷就曾不無憤怒地表示：「按他劉伯承的說法，我們這幾畝田早賣光了」，而林彪也說：「我們的遊擊戰為什麽不好哇，打正規戰，拿麽子打？」
毫無疑問，林、彭二人是支持毛澤東，擁護毛澤東的遊擊主義路線的，但對於剛從正規軍校畢業歸來的劉伯承來說，這種在運動中不斷消耗、打擊敵人有生力量的戰術，實在等不得大雅之堂。
所以，一開始在第四次「反圍剿」中，到底貫徹正規打法，還是遊擊打法，紅軍內部是有著很大分歧的。
最後的分歧大家也都知道了，在博古、李德的裹挾下，紅軍不得不先發制人、主動出擊、「禦敵於國門之外」，同時，李德還意欲派出紅三軍團進攻重兵駐守的南豐。
對於李德的一通胡亂指揮，劉伯承雖剛開始篤信蘇式經驗，但面對敵我懸殊的力量，以及多年軍教生涯，實際上他也是強烈反對攻打南豐的。
只可惜，博古、李德並沒有聽進去這位紅軍總參謀長的諫言，使得紅三軍團損失慘重，以至 於彭德懷憤怒怒斥道：「這樣打下去連我們三軍團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規戰?主動出擊?全是劉在瞎參謀。」
性烈如火的彭德懷自然不知道背後的實際責任在李德等人頭上，可由於劉伯承頂著紅軍總參謀長的「大帽子」，所以這筆賬自然而然被記在了他的頭上。
事情到這裏並沒完。彭德懷說出這番話後越傳越走樣，傳到劉伯承耳朵裏的時候，已經完全失去了本意，劉伯承不滿駁斥道：「紅軍本來就存在著遊擊主義嘛!老彭的紅三軍團也需要在戰術上提高一下。」
雖然後來劉伯承在與毛澤東的相處過程中，逐漸認識到了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但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劉伯承在毛、彭等人眼中被打上了照搬蘇聯經驗的「教條主義」標簽。
不過，「教條主義」標簽一旦被打上就很難摘除了。劉伯承或許也不會想到，若幹年後，他再次會因這個標簽走上一條完全迥異的人生道路。
1950年新中國準備籌措一所軍事類院校，劉伯承獲悉後堅決辭讓總參一職，並向中央申請掛帥操辦。
劉伯承之所以不願就任總參而願意去組建軍校，一者是因為他年事已高，身體長期備受病痛折磨；二者是因為他作為一名職業軍人，並不想趟政治上的各種渾水。
所以，劉伯承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後，他便把所有精力都撲在了建校方面。
由於當時中國與蘇聯的關系正處於蜜月期，所以學院幾乎從課程、課時、作息時間等各方面采取蘇式，甚至軍事學院還聘請了不少蘇聯人執教。
兩國關系好的時候，這倒也無可厚非，可是一旦中蘇關系惡化，所有的事情就變味了。
上個世紀50年代末，中蘇關系逐漸惡化，鬥倒「蘇修」就成為那個時代的一根主線，當然，來自蘇聯的東西也難以逃脫被高高舉起重重砸地的命運。
在這種形勢之下，黨內刮起了一股「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
作為留蘇歸來的軍事幹才，且又是仿照蘇聯模式一校之長的創始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自然未能避開這個巨大的政治漩渦。
1956年，軍事學院一個學員和戰史系教授主任蔡鐵根，給中央寫信舉報軍事學院內部存在嚴重的「教條主義」。
隨後，彭德懷等人在實地考察後，撰寫了一份【視察南京軍區工作向黨中央和軍委的匯報】。
在這份匯報中，彭德懷肯定了成績的同時，也指出了問題所在，但在匯報中有一段非常致命的話：
「在成立了六年多之後，對於結合中國我軍的實際情況進行教學，仍然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特別是經過1956年9月全院學過五個整風檔，學院中的許多同誌已經感到有反對教條主義必要之後，而院黨委仍然徘徊、猶豫、拖延，未能下定決心，就使黨委領導在教學工作上落後於客觀實際了。」
這話雖未指名道姓，但問題的矛頭無疑對準了劉帥。
作為職業軍人，盡管劉伯承對政治並不是特別關心，但這並不意味著劉對政治不夠敏感。
恰恰相反，見慣了大風大浪的劉伯承此時已經意識到了事態的嚴重性，一方面，他在養病期間，不斷向中央自我檢討陳情，另一方面，伴隨著「反教條主義」運動的擴大化，不少無辜牽連其中。
到了1958年運動進一步擴大，為此，這一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京召開，會議由彭德懷主持，1000多人參加。
在這50多天的會議中，批判的主要就是軍事教條主義，彭德懷直截了當指出劉的身上有嚴重的教條主義，參會的毛、林等人也對此大加肯定。
這個時候的劉伯承已經意識到了事態非常嚴重，他請辭了軍事學院院長和政委的職務，並試圖把責任都攬入自己身上。
盡管此時劉伯承已經躺在病床上了，但仍舊堅持在旁人的攙扶下來到懷仁堂會上台作出了深刻的自我檢討，邊做檢討邊忍不住灑下淚水。
至此，在「反教條主義」批判中，劉伯承安然過關。
但令人可惜的是，自從1958年劉伯承被剝奪軍權後，雖然他沒有完全離開軍隊，但實際上後來基本被束之高閣了，一代名將就此走完了自己的光輝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