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二年（480），南齊初置史官，以檀超與江淹掌史職，上表議國史條例：
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誌：【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範曄，合【州郡】。班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行】，改日蝕入【天文誌】。以建元為始。帝女體自皇宗，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
前人對「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存在兩種不同的理解，周一良先生認為「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和「以建元（齊高帝紀元）為始」，就是說「修齊朝國史的限斷不再從本朝建立向上延伸，而是從蕭道成即位之年算起」。徐沖指出「開元紀號，不取宋年」若果如周氏所言，則南齊國史須自建元元年開始書寫，這顯然與【本紀】通常自皇帝出生就開始書寫的一般原則不符。此外，建元元年時蕭道成已經五十三歲，且三年後即別於人世，「難以想象南齊國史會舍棄其創業之主在劉宋時期的創業事跡於不顧」。因此徐沖把「開元紀號，不取宋年」理解為「在對本王朝開國史的書寫之中，於高帝蕭道成起事創業之後，盡管事實上仍當宋世，也要開始以齊之紀年（‘齊元年’或者‘齊公元年’之類）書寫其創業經緯」。
齊高祖像（明代 王圻 繪）
本文認可徐沖對周一良先生觀點的看法，但他沒有明確「高帝蕭道成起事創業」究竟以何事為標誌，其事發生在何年，僅籠統地指出蕭道成創業在劉宋之時。從晉、宋二朝的例子看，王業之始並非不言自明。西晉創業史始於司馬懿受詔輔政還是高平陵事變，晉初朝臣存在爭議，故有「正始」和「嘉平」兩種國史限斷動議。劉裕雖身自創業又復受禪，也無法避免宋臣對王業之始的爭論，因而提出了元興三年（404）、義熙元年（405）和義熙十四（418）年三種國史限斷選擇。由此可見，新朝「起事創業」的具體時間與標誌事件，通常需要經過群臣博議，君主裁定後方能為斷。
若以晉、宋二朝王業之始的討論為參考，回顧蕭道成自臣而君的過程，有幾個時間節點甚為關鍵：第一是宋後廢帝元徽元年（473），此前一年宋明帝遺令時為右衛將軍的蕭道成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淵、領軍劉勔輔政。第二是元徽五年（477），此年七月後廢帝為近侍所殺，蕭道成趁勢入主中樞，迎立順帝，獨掌大權。第三是昇明三年（479）三月，蕭道成加九錫、受封齊公。第四是建元元年四月，宋順帝禪讓，蕭道成稱帝。齊人究竟選擇哪件事為王業之始，同樣存在討論的余地。況且劉宋昇明三年也是蕭齊的建元元年，如果將封齊公或受禪讓作為王業之始，那麽南齊國史都是以「建元元年」為斷。徐沖推測的「齊元年」、「齊公元年」等紀年方式，就無法分辨這兩種「起事創業」的區別，也無法借由類似的表述「書寫其創業經緯」。那麽該如何理解「開元紀號，不取宋年」的含義呢？
檀超與江淹提出的國史條例，遭到了左仆射王儉、秘書丞袁彖的批評，王儉議曰：
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宜加編錄，以崇務本。【朝會誌】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無煩錄。宜立【食貨】，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為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止於常美，則仍舊不書。
王儉對檀超、江淹所上條例的意見是，應該在諸【誌】中增加【食貨誌】，刪去【朝會誌】，將日蝕載入【五行誌】；列傳部份，刪去【帝女傳】，帝女有高德異行者載在【列女傳】。袁彖的意見見於【南齊書·袁彖傳】：
議駁國史，檀超以【天文誌】紀緯序位度，【五行誌】載當時祥沴，二篇所記，事用相懸，日蝕為災，宜居【五行】。超欲立處士傳。彖曰：「夫事關業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棲遁之士，排斥皇王，陵轢將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長風移俗，故遷書未傳，班史莫編。一介之善，無緣頓略，宜列其姓業，附出他篇。」
袁彖認為嘉遯之風不可長，國史不應立【處士傳】。可以看到，王儉、袁彖主要對【誌】、【傳】的安排與取舍有不同意見，並未對「開元紀號，不取宋年」提出不同看法。齊高帝的批示是「日月災隸【天文】，余如儉議」。這都表明南齊君臣對王業始於建元元年沒有異議。「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就是朝野認可的國史限斷，它還可以表述為「開元紀號，只取齊年」，即以「建元元年」為斷。
既然「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已經確定了國史限斷，那麽何必要再次強調「以建元為始」呢？徐沖認為「以建元為始」只是針對【天文誌】而言。仔細審視【檀超傳】所載內容，其對國史義例的討論可以分為如下幾個內容：紀、表、誌、傳，這一編排內容顯然受【漢書】體例的影響。據此對上引【檀超傳】的材料進行劃分：「開元紀號，不取宋年」是統攝整部國史的限斷原則；「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是不設諸侯年表；「立十誌」是對諸誌內容與條目的安排；最後討論列傳，主要集中在【處士傳】、【列女傳】和【帝女傳】等類傳的取舍。「以建元為始」屬於「十誌」部份的討論，它不僅是對【天文誌】的限斷，更是對整個「十誌」記事內容的限斷。所以特別強調諸誌「以建元為始」，與當時前史諸誌的撰寫情況密切相關。
自班固之後，歷朝史家續接【漢書】，撰述紀傳體斷代史，前後不絕。至南齊初年，所撰漢、魏、晉、宋諸史繁多，諸書或有誌、或無誌。有些史書雖然僅載一代之史，但其誌所錄內容則可能逸出一代的範圍。沈約【宋書·誌序】言：
【天文】、【五行】，自馬彪以後，無復記錄。何書自黃初之始，徐誌肇義熙之元。……元嘉中，東海何承天受詔纂【宋書】，其誌十五篇，以續馬彪【漢誌】，其證引該博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馬遷共為一家者也。其有漏闕，及何氏後事，備加搜采，隨就補綴焉。
以上內容反映了沈約撰寫【宋書】時，當世所存宋代諸誌的情況。何承天【宋書】的十五篇誌上接司馬彪【續漢誌】，其中至少包含【天文誌】和【五行誌】，兩【誌】記事始自黃初。徐誌或是新撰，或是刪削何誌而成，「徐誌肇義熙之元」說明徐爰諸誌以義熙為斷。沈約【宋書】諸誌「及何氏後事，備加搜采，隨就補綴焉」，透露出沈約諸誌大體欲遵循何承天始自黃初（220）的舊例，如司馬彪【禮儀誌】述東漢禮制，沈約【宋書·禮誌】就從黃初記起。而如【符瑞誌】為前史所無，沈約立之以「補前史之闕」，其記事就從上古太昊時記起。沈約【宋書】紀傳部份成書於永明六年（488）二月，諸誌中最晚成書者可能已在梁代。因此，建元二年南齊國史修纂時，沈約諸誌尚未完成，南齊史官究竟是選擇續接徐、何【宋書】諸誌，還是補綴諸家【後漢書】、【晉書】之誌，自然需要有所決斷，「以建元為始」一語即特別針對此情況而發。
簡言之，南齊國史的紀、傳、誌皆以建元元年為斷，諸【誌】的內容不再上及此前數朝。此後沈約【宋書】諸誌，多從黃初元年記起，未從義熙之斷，應是受到南齊國史諸誌限斷的影響。由司馬彪【續漢誌】、【宋書】八【誌】和南齊國史諸【誌】，就可構成東漢以降首尾連貫的典制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