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日本首相近衛文麿連發三次聲明，誘降蔣介石、企圖滅亡中國。
1月16日，近衛第一次發表聲明稱：蔣介石如不接受議和條件，日本將「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另建「與日本提攜之新政府」。11月3日，近衛二次發表聲明稱：如國民政府「堅持抗日容共政策，則帝國決不收兵，一直打到他崩潰為止」。12月22日，近衛又發表三次聲明，提出所謂「中日睦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三原則，企圖誘脅蔣介石政府接受屈辱條件。
日本近衛首相的三次聲明，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並沒在意，外交部門一直保持與日本政府的聯系。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及其下屬日本科科長仍來往於香港、東京與漢口之間，暗中進行「和平」活動。近衛內閣改組後新外相宇垣一成與蔣介石和時任國民政府外委會主任兼行政院副院長張群均有舊交。當宇垣外相發表聲明說「中國方面有根本變化時，可能考慮和平問題」時，張群首先致電祝賀宇垣上台，並提出和談試探，稱汪精衛或他本人可出面談判。
6月23日，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孔祥熙派秘書喬輔三到香港與日本總領事中村會談。次日，日本五相會議即決定【今後指導中國事變的方針】：軍事打擊與政治誘降雙管齊下，要求集中國力在本年內「達到戰爭的目的」，同時「不妨根據條件接受」和談。
7月8日，五相會議再次確定誘使國民政府投降的具體四條件透過密談轉達喬輔三：一是使國民政府合並於新興的中國中央偽政權，二是改變國民政府名稱或改組舊國民政府，三是放棄抗日容共政策，采用親日、滿與反共政策，四是蔣介石下台。
7月12日，五相會議還決定了【適應時局的對中國的謀略】。主要意圖即是拉攏國民政府的雜牌軍歸順，鞏固新政權（偽政府），建立並操縱反蔣反共勢力。
7月18日，喬輔三中村轉達了蔣介石和談方案，核心是：中國政府積極實作對日親善，停止一切反日行動；透過簽訂中、日、滿三國條約，間接承認「滿洲國」；承認內蒙古自治；承認在平等互惠基礎上開發華北經濟；關於是否加入防共協定或締結特別協定問題，須進一步研究確定；中國目前無力賠款等。這一方案基本接受了日本的條件，僅重慶政府參加或合並於偽政權及蔣介石下台兩條未能接受。為此，雙方僵持不下，談判陷於停頓。
如此，蔣介石在武漢會戰之前，積極主導與日本密談，是否證明蔣介石是消極抗戰的呢？透過相關史料查閱，1938年9月5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敵將與武漢未陷落以前，求得一停戰協定而罷兵乎？此則無異城下之盟也，如無國際變化向倭壓迫，亦決無和議可言，即使敵國承認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狀態，亦決無實作之可能。國家存亡，革命成敗，皆在於中國之堅忍不拔耳，切戒勿為和議之談搖撼」（見台北「國史館」【困勉記】），這表明蔣介石對日軍的陰謀企圖是很清楚的，其主導與日本密談話可能是在試探日軍進一步的打算。
12月2日，蔣介石又在日記中寫：「既知持久抗戰是民族唯一出路，為何復有徘徊遲疑！此心既決，毋再為群議（指主和派）所惑」（見台北「國史館」【蔣中正事略稿本】）。這表明蔣介石對政府內主和派心有芥蒂，透過虛與委蛇密談以日本狼子野心的企圖，試圖進一步分化瓦解主和派勢力。這對統一抗日戰線和國民思想發揮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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