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2月18日，工農革命軍攻克了寧岡新城。隨後數百名敵軍士兵成為了俘虜。
隨著戰鬥的結束，舉行了一場特別的軍民大會。在這次大會上，毛澤東宣布了一項政策：
「不打罵俘虜，受傷者給予治療，願留的收編入伍，要走的發給路費。」
盡管一開始有些戰士不理解毛主席提出的這一政策，畢竟當時蔣介石部隊對紅軍可從來不手軟。但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也明白了主席的深意。
現代版「七擒孟獲」，看國民黨士兵是如何朝天開槍的
在接下來的井岡山鬥爭時期，紅軍面臨著巨大的兵源壓力。由於連續的戰鬥導致傷亡慘重，加之當地兵源有限，紅軍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在這種背景下，許多俘虜被補入紅軍隊伍，甚至一些昨日的敵人今日就已成為紅軍的排長或連長。
考慮到這些「新兵」有著不同的背景和思想，大多有濃厚的僱用軍隊思想，1930年古田會議上又特別提出要加強新兵的思想教育。
優待戰俘的政策，幫助紅軍解決了兵員不足的問題，還贏得了人心，當然，其政策不僅僅於此。
在第三次反「圍剿」戰役中，就是根據俘虜提供的情報，紅軍及時調整了戰略部署，成功轉危為安，並在蓮塘和良村兩地取得了關鍵勝利。
這種政策的長遠影響更是顯著。開國上將楊至誠曾回憶，一個名叫曹福海的國民黨士兵，第一次被俘後被釋放，第二次交戰時便「槍口朝天」，意在避免真正的戰鬥。紅軍再次俘獲後又將他釋放，到了第三次交戰時，曹福海不再「槍口朝天」了，而是帶來了大批同樣不願戰鬥的敵軍士兵。
面對日軍要對我軍放毒氣，毛主席還主張優待俘虜嗎？
抗戰時期，對待日軍俘虜的政策仍然是一個重要的戰略措施，這一政策不僅源自紅軍時期的寬大為懷，而且還被進一步發展加以實施。
據1940年代的記錄，八路軍對日軍俘虜的政策明確規定「不許殺掉，並須優待之」，對傷者「依階級友愛醫治」，並且願意回家的日軍士兵還將獲得必要的路費。
這種政策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國際戰爭法的遵循，同時也是一種心理戰術，試圖透過善待俘虜來瓦解敵軍的士氣。
在一次與英國記者貝特蘭的交流中，毛澤東解釋這種政策的背後邏輯：盡管可能存在日軍高層對被釋放士兵的殘酷對待，但這種行為只會加深日軍士兵對其上層的反感，並引起他們對中國軍隊的同情。甚至毛主席還說：
「日軍現已公開聲言要對八路軍施放毒氣，即使他們這樣做，我們寬待俘虜的政策仍然不變！」
同樣這一政策也幫助了我軍在東北的建設。
抗戰勝利後，在國共爭奪東北地區的背景下，中共面臨著嚴重的軍薪資源缺乏，這個時候，何長工，時任東北局軍工部部長提出了一項創新策略。何長工組織在東北的日本戰俘中的技術人員和軍工工人，利用他們的技術和經驗進行軍工建設。這一舉措不僅緩解了東北在軍工生產上的緊張局面，還極大提高了生產效率。
日本技術工人在東北的工作不僅僅是被動的勞動。在他們的幫助下，東北地區的軍需產能得到了顯著提升，這對於整個解放戰爭的勝利起到了不可小覷的作用。何長工的這種策略表明，善待政策的執行並非一種單純的慈悲或軟弱，而是一種深思熟慮的戰略決策。
到了日本技術工人返回故鄉的時候，何長工親自到車站送行。這一情景，展現了一種深刻的人文關懷與尊重，日本工人們對於在東北的經歷感到依依不舍，甚至有的痛哭流涕。這種情感的流露，不僅反映了他們對中國人民的感激，也是對八路軍（或者這時應該稱解放軍了）善待政策最直觀的肯定和回應。
面對窮兇極惡的日本，我們的俘虜政策都能有如此收效，那麽在接下來的解放戰爭中，這一政策又會有什麽意想不到的收獲呢？
透過「罵人」方式，我軍多了幾十萬生力軍
在中國內戰的激烈沖突中，1946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釋出了【對俘虜工作指示】，這份指示明確提出了對俘虜的處理應「權衡利害，靈活運用」，強調了在處理俘虜時，應以積極爭取為主，而不應消極地僅僅釋放。這份檔的釋出，標誌著中共在戰爭中對俘虜政策的一次重要調整。
到了1947年，隨著戰況的發展，中共中央更是在9月11日向華東野戰軍的主要指揮官發出電報，明確指出在接下來幾個月中，人員補充主要靠俘虜，應采取「即俘即補」方針。這一方針的實施，顯著提升了戰時人力資源的利用效率。
在同年的另一電報中，中央軍委向華北軍區的領導發出指令，要求將大部份俘虜迅速補入部隊，並加快他們的溶化過程，即使他們盡快融入新的軍事單位和生活方式。這些措施的實施，都是在盡可能利用戰爭中獲取的每一份資源，同時也試圖透過優待政策減少敵對情緒，提高歸順率。
當時這時就有一個問題，這些人畢竟剛剛成為我軍戰士，之前雙方可以在戰爭上相互拼死拼活的，難道軍隊將來不擔心「養虎為患」嗎？
其實這一問題早被想到了，而且我們用了很多方式給這些俘虜「洗腦」。
1946 年 6 月30 日，【渤海日報】 報道，某次戰鬥後，解放軍「讓俘虜休息著，自己去打水給他們喝，把自己帶的給養給他們吃。他們已兩三天沒得飯吃了。動員熱水給受傷的偽軍喝，自己喝涼水
在具體執行中，如運城解放時，解放軍面對敵軍遺棄的傷員，不僅沒有采取報復性措施，而是成立了「招撫敵棄傷兵處」，由醫生對這些傷員進行日夜治療，並透過這種行為宣傳解放軍的優待俘虜政策。這種行為極大地感動了那些本已失去希望的傷員，讓他們認識到解放軍與他們原有認知中的形象大相徑庭。
這些士兵主要都是被抓了壯丁，被迫當的國軍，面對解放軍的這一行為，他們又哪裏還有心思為蔣介石賣命？
更進一步的，解放軍在對待高級軍官的俘虜時也展現了極高的紀律性。例如當杜聿明及其副官和司機在試圖逃出解放軍包圍時被捕，盡管他們的真實身份一時未被辨識，解放軍依舊嚴格執行不虐待俘虜的規定，甚至在檢查完他們的隨身物品後如數奉還，這讓杜聿明對解放軍的態度和紀律印象深刻。
對國民黨士兵生活上的優待有了，接下來就要弄弄他們的思想根源了。於是我軍想出了一個妙招——「罵人」。
在解放戰爭初期的1945年10月，隨著【解放日報】對國民黨士兵背後辛酸歷史的揭露，訴苦運動逐漸興起。這種運動不僅是對士兵心聲的一種釋放，更是一種深層次的思想教育。因為大多數一個國民黨士兵都有他們自己的苦澀經歷，而將這些經歷公開訴說出來，可以極大地激發對國民黨領導層的憤怒和不滿。
王克勤是訴苦運動中的一個典型轉變案例。他最初作為國民黨的一員被俘，後轉變為解放戰士。1945年加入解放軍後，他最初對參與訴苦運動並不感興趣。盡管他的教導員曾多次鼓勵他在大會上發言訴苦，王克勤最初都拒絕了。然而，在觀看了連隊其他同誌在訴苦大會上的激情演講後，他深受觸動。他看到了自己苦難經歷的共性，意識到自己並不孤單。
受到副連長和其他戰友的影響，王克勤在隨後的一天，毅然決然地站上了講台，開始了長達兩個小時的訴苦，把自己壓抑了多年的心聲和經歷傾瀉而出。這次訴苦經歷不僅讓他得到了情感上的解脫，還在政治和思想上獲得了重生。他的改變被晉冀魯豫野戰軍視為模範，隨後，【解放日報】也號召全軍學習他的經歷。
訴苦運動的推廣促進了「挖苦根」的深入開展，幫助俘虜明白他們的苦難根源是蔣介石統治階級造成的，只有推翻蔣介石的統治，我們才能翻身做主人。
這加深了他們對階級敵人的認識，激發了他們戰鬥的政治動力。
此外，隨著「立功運動」的開展，許多戰士如東北民主聯軍第三縱隊的房天靜，透過訴苦找到了戰鬥的新意義，他不僅個人戰績卓越，還被授予「孤膽英雄」的榮譽稱號。房天靜的故事和成就激勵了更多戰士參與到立功競賽中，掀起了一場強烈的練兵和立功高潮，這些運動相互促進，形成了強大的戰鬥力和高漲的士氣。
這個俘虜後的士兵不僅在戰場上開始立功，甚至還有些被各個部隊爭搶，成了香餑餑，這又是怎麽一回事呢？
蔣介石為何氣的摔了收音機？
在中國解放戰爭的關鍵時期，解放軍的規模顯著擴大，從一百二十余萬壯大到了二百八十萬。在這一過程中，約有八十萬的國民黨軍隊戰俘被納入解放軍的行列。這些前國民黨士兵的加入不僅是數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他們帶來了豐富的戰鬥經驗和對特種裝備的熟練操作。
陳毅在總結華東戰區一年來的自衛戰爭情況時特別提到了這些轉化來的戰士的貢獻。例如，在火炮使用方面，解放軍本身由於裝備落後，對火炮的操作經驗並不豐富，常常出現誤判射擊距離和方向的問題，有時甚至導致誤傷己方。而這些經驗豐富的前國民黨炮兵的加入，極大改善了解放軍的炮兵準確性和作戰效率。
有鑒於此，有些部隊為了爭搶這些有戰鬥經驗的俘虜，甚至發生了激烈的沖突。賀龍曾經提及，西北野戰軍的某部在搶奪俘虜時，情緒激動至發生打鬥，甚至有致人死亡的嚴重事件。
並且這些前國民黨戰俘的價值遠不止於此。在太原戰役中，一個特別的例子凸顯了戰俘在軍事戰略中的獨特作用。閻錫山為了堅守太原，精心構築了龐大的城防工事，包括三千座各式碉堡。在這種情況下，前閻錫山部下、工兵二團團長邢蔚的角色變得至關重要。
邢蔚作為「閻錫山的老工兵」，對太原的防禦設施了如指掌。在被俘後，透過解放軍的寬大政策和徐向前的親自關照，邢蔚決定為解放軍效力。他詳細地繪制了太原城防的各種碉堡的平面圖、立體圖和解剖圖，甚至制作了沙盤模型並編寫了詳盡的文字說明，這些資訊對解放軍攻克布防嚴密的太原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當然，給我軍戰局帶來積極影響的這不是俘虜的普通士兵，還有國民黨高級軍官，比如王耀武。
原為山東省政府主席他，在被俘獲後經過了一段深刻的思想改造。在這一過程中，王耀武逐漸從一個國民黨的高級軍官轉變為支持共產黨的政治人物，他的轉變不僅是個人信念的重塑，更是戰爭心理戰的一個組成部份。
改造後，王耀在廣播中五次播送【向蔣先生進一言】，這是一系列針對蔣介石及其領導下的國民黨政府的直言不諱的批評和勸降廣播。
這些廣播具有重大的心理影響。據說，蔣介石在聽到王耀武的廣播後反應極為激烈，他不僅極度憤怒，甚至一怒之下將收音機砸毀。也不知道他當時罵沒罵一句「娘希匹」。
在淮海戰役的背景下，一場關於戰俘命運的悲劇性對決在蔣介石和黃百韜之間展開。蔣介石在電示中對黃百韜明確指示：「凡有俘匪，切勿留置陣地內，必須立即就地處決或即釋放回。」這一命令透露出國民黨在處理戰俘問題上的決絕態度，即要麽立即執行，要麽放回，以防戰俘成為解放軍的助力。
黃百韜作為一個軍事指揮官，其對待解放軍戰俘的方式極為嚴酷。在兵敗碾莊的緊急關頭，黃百韜仍堅持執行蔣介石的命令，要求處決被第二十五軍一個營俘獲的解放軍戰士二十九名。這一行為在戰場上引發了深遠的影響，不僅顯示了國民黨軍隊在絕境中的絕望，也暴露了其對戰俘的無情處理。
不說解放軍戰士們本來鬥爭意識就堅決，但就從黃百韜這個例子來看，誰看會對當時的國民黨軍隊有什麽幻想？
中共則采取了與國民黨截然不同的戰略。在長期的國共對抗中，中共視戰俘政策為整體戰略的一部份，不僅是戰場上的一個策略，而是深層次心理和政治戰的一環。透過寬大政策和政治教育，中共成功地轉化了許多國民黨戰俘，使他們從敵人轉變為同盟，這不僅增強了自己的兵力，也削弱了對方的戰鬥意誌。
從更廣闊的視角看，中共與國民黨的鬥爭並非僅是一場軍事對弈，而是一場涉及到政治、心理、道德和戰略多方面的總體戰。在這場戰爭的棋局中，雖然表面上看雙方均在布局，但中共透過整體戰略的運用，實際上已經在多方面取得了先機。
這種策略的巧妙運用，使得戰局的勝負在很多情況下未真正落子便已昭然若揭。在這種戰略對決中，戰俘政策成為了中共贏得人心和戰爭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不僅僅是軍事上的一個簡單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