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8年算起，中國的改革開放至今已超過45周年。改革是文明主體在自覺意識上的自我更新，開放就是改革中對他者采取包容性立場，包括文明的交流與互鑒。改革和開放是中華文明綿延五千年仍然保持生命活力的密碼。
歷史上，「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改革維新始終是中華文明進步的重要動力。五千年前，華夏文明在維新中脫胎誕生；三千多年前，周公旦的改革奠定了禮樂文明的基礎；兩千多年前商鞅改革，奠定了帝制中國的基礎，並且為之後的秦皇漢武發揚光大；一千多年前唐宋變革，奠定中國社會後期歷史發展的前提。
經歷了五千年不曾中斷的偉大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與和平性。這些文明特性的某一方面，在世界其他文明發展史中，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但是，作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集合在一起，則與勇於改革的品格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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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世紀漢武帝時代，中華文明的主體內容漢文明就奠定了強固的根基，這是中華文明得以連續五千年不中斷的重要條件。中華文明的早熟與定型，是其在後來的復雜環境中，立於不敗之地、保持核心要素不變的重要原因；而不斷改革創新則成為中華文明的連續性突出特性的重要條件。
同時期，希臘羅馬文明被西亞的基督教所同化；中華文明則吸納了佛教精華而豐富了自己。遊牧民族入侵時常改變了一些古老民族的文化，而中國歷史上北方遊牧民族入主中原，無一不融入中華文明大家庭，成為中華多民族統一國家的一部份。
中華文明在五千年不曾中斷的發展歷程中，遇到過各種挑戰，只有不斷的改革創新才能應對各種艱難險阻，「茍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創新就是用來戰勝各種困難局面的必要措施，這裏就充分顯示出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特點，創新的前提是要改革。改革體現在治國理政的方方面面。
從原始社會的氏族土地共有制，到井田制，再到戰國以來的授田制，隨著社會的進步，土地占有關系也在不斷調整。中國歷史上土地的經營使用權和土地的占有或所有權之間一直存在著不一致性。但是，土地制度私人占有並獲得使用權乃至所有權是時代的潮流，這一潮流從商鞅變法以來到秦漢時代，沒有重大改變，生產力獲得解放、社會經濟獲得發展的重大舉措（參見張金光【普遍授田制的終結與私有地權的形成】，【歷史研究】2007年第5期）。不斷微調的改進從來是與時俱進的，國家出於治理便利和獲取賦稅的雙重目的，一直堅持著土地資源與勞動力資源的結合。這在北朝隋唐就是著名的均田制法令，與此相應的是以人丁為本的國家賦役制度。
商品經濟的發展不斷沖擊著均田制，安史之亂削弱了唐王朝的掌控能力，平定叛亂期間的軍需孔急了，要求改革賦役制度，於是，「不以人丁為本、唯以資產為宗」兩稅法就應運而生。這在宋代就是「二稅制」。在稅制改革帶動下，宋代以後的土地制度改革也逐漸進行，主戶的等級與主戶客戶的分野，原則上都是按照土地占有與賦役分攤劃分的。到了明朝張居正一條鞭、清代攤丁入畝，國家給私人田主頒發土地證書，中國歷史後半葉的賦稅與土地制度伴隨著一系列改革終於定型。
再以政治制度改革為例。西周的世卿世祿制度在春秋戰國時期已日益落伍，千瘡百孔，於是有了商鞅改革軍功爵制，由此為秦朝建立中央集權的三公九卿體制提供了人才支撐。從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漢唐間的制度變革，隨著政局的變化而不曾停止；其變革過程就是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依次走向前台，分割舊制下三公職權的過程。於是，宰相從秦漢時期的丞相、相國，逐漸演變成唐宋時期的宰相群體。與此相呼應，漢代的察舉征辟人才選拔制度，逐漸讓位於科舉制度（九品中正制度是察舉制度的一種變態形式）。
軍事制度改革同樣如此。【新唐書·兵誌】是二十四史的首創。原因在於，唐代以前的中原王朝，在全國統一戰爭結束之後，就不存在職業軍隊了。除邊防哨所和京師衛戍部隊之外，只有戰爭時期才征召農民入伍。唐代安史之亂前後開始招募「長征健兒」，從而開啟了朝廷建立大規模職業軍事武裝的時代。經過唐五代的幾次改革，宋代進而以禁軍和廂軍的形式存在。元朝的怯薛、明朝的衛所、清朝的八旗以及晚清的新兵制度，都是不同時代對軍事制度的變革與創新。
改革創新保證了中華文明五千年歷經種種磨難仍然發揚光大。這一點與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密切相關。以秦漢與羅馬相比，漢帝國中央權體制是建立在郡縣制、鄉裏制基礎之上的；羅馬帝國的行省則主要是靠駐紮軍隊在當地維系安全。
孟德斯鳩的【羅馬盛衰原因論】談論最多的就是，羅馬幾乎每天都在打仗，打仗就是羅馬人的生意，「羅馬既不是一個王國，也不是一個共和國，而是由世界各民族組成軀體的腦袋」。換一句話說，羅馬是不同民族的物理集合，而漢朝卻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漢代的大一統理念和實踐，保證了中華文明能夠用整體行動來應對外部的挑戰。同時，因為任何一場重大的改革，都只有在集中統一領導下才能獲得成功，商鞅變法之前，秦孝公召集大臣辯論，就是為了統一思想認識。秦漢以來中央集權領導下的大一統格局，不僅保證了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特征，而且成就了各個時期的改革事業。
中華文明具有巨大的包容性。漢唐間佛教入華，亞洲其他的思想宗教也傳入中國，包括三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和猶太教、伊斯蘭教等。他們都能在從西北的長安到東南的泉州安家落戶。在歐洲十字軍東征的年代、在新教與天主教陷入你死我活的宗教戰爭（三十年戰爭、胡格諾戰爭）的年代，中國境內的儒道佛以及猶太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平共處，相安無事。其中，佛教不僅中國化了，而且補益了儒家的不足，亞洲文明的交流和互鑒，在唐宋以後的中國結出了豐碩的成果。而這些成果是以思想文化領域的改革與理論創新完成的。
中華民族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是歷代政權不斷改革並且包容開放的產物。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在與西方文明接觸過程中，固守舊制，昧於世界大勢，不能因應事變，不能大刀闊斧地改革，終至落後挨打。辛亥革命之後，內亂頻仍，新中國成立之後，積極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改革開放浪潮又將中華民族引向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設中。
（作者系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