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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二二八事件77周年紀念日。長期以來，「台獨」勢力和日本右翼勢力，把1947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作為起點。
然而，我們必須指出的是，70多年前發生於台北的「二·二八」事件，雖系台灣人民為反對國民黨腐敗統治而爆發的一場悲劇運動，然而導演這一悲劇並人為擴大事態的罪魁禍首，則是戰敗前夕的日本政府和少數別有用心的「台獨」分子。
換言之，「台獨」勢力和日本右翼勢力將由日人一手釀成的「二·二八」悲劇，歪曲為「台獨」運動的首次實踐，不僅完全違背史實，而且暗含陰險之用心。
那麽，就讓我們重點澄清「二·二八」事件究竟是不是「台獨」逆流之起點，進而指出「台獨」逆流到底始於何時以及究竟誰才是始作俑者。
1、抗戰勝利前夕的日本策劃「台獨」陰謀
1945年8月15日至10月25日，在驕橫狂暴、不可一世的「大日本帝國」宣告投降，日本殖民統治台灣行將結束之際，部份不甘心失敗、不願放棄既得利益的日軍主戰派少壯軍人，企圖在這一歷史轉折時刻乘機制造「台灣獨立」，而後「復歸」日本。
當時，在台灣的日本軍人分為主戰派和主和派。
8月16日即裕仁天皇發表投降詔書(名曰【終戰詔書】)翌日，以參謀長諫山春樹、少校參謀中宮牾郎和牧澤義夫為首的駐台日軍主戰派，不甘心放棄經營了50年的殖民地，遂勾結台灣少數「皇民意識」濃厚的親日士紳辜振甫、林熊祥等，秘密策動「台灣獨立」。
他們成立了一個「台灣自治委員會」，在台北太和門召開緊急會議(即「太和門會議」。因位於台北草山——今陽明山，又稱「草山會議」)，商討「台灣獨立事宜」，並草擬了行動計劃。
他們首先宣布廣播播放的投降詔書是「偽詔」，議決在中國政府接管之前，以殘留在台灣的18萬日軍（包括陸軍5個師團和6個獨立混成旅團、空軍1個飛行師團以及部份海軍），29萬日僑，共計47萬人為後盾，透過煽動台胞「自決」和成立「台灣自治委員會」，宣布台灣「獨立」。
他們甚至叫囂要把台灣變成「第二個滿洲國」，作為日後復興「大日本帝國」的戰略基地。
當時在台灣除殘留47萬日軍和日僑外，還有大批精良武器和充足的糧食，應當說日人制造「台獨」既有時間也有力量。
然而，此次「台獨」計劃胎死腹中、未能得逞。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
一是台灣人民回歸祖國的意誌堅決；二是中國政府收復失土的立場堅定；三是【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檔的規定明確；四是日本末任駐台總督安藤利吉出面勸阻；五是這一分裂中國行徑既違勢又悖理。
當時，安藤利吉曾於1945年8月19日，對諫山春樹參謀長和安藤正少佐說：
「台灣人有識者諸君說，趁這機會希望台灣獨立，來要求我的理解和協助。……他們就這麽說，說我們台灣人雖然也是漢民族的一員，但是希望建設自己獨立的國家，也就是拒絕要做中華民國的國土。我自己也喜歡台灣和台灣人，希望這個島和台灣人能夠幸福。但是，獨立的主張似乎缺乏現實性。」
解讀一下安藤總督的這番話便不難明了。他「喜歡台灣和台灣人」。也想支持台灣「獨立」。然鑒於「獨立的主張，似乎缺乏現實性」而只好作罷。
不過，有關安藤利吉對「台獨」的真實態度，近年有新說法。
即：
1945年8月14日，日本禦前會議作出決定，由裕仁天皇在15日發表「詔書」宣布投降，要求日本占領下的北韓、中國台灣及其他所有當地媒體，8月15日必須刊登昭和天皇的投降詔書。可是，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卻推遲一天發表。
日本昭和天皇投降詔書研究專家日比恒明認為，他這麽做有兩種可能：
一是安藤利吉可能想爭取時間，在混亂發生之前把台灣交給「台灣獨立派」統治；二是安藤利吉可能企圖與日本本國劃清界限，以自己的勢力在台灣「建國」。
2、對「台獨」分子的清算
實際上，當時日本軍政人員制造「台獨」之圖謀早為蔣介石所洞察。
蔣介石不僅委任時任陸軍大學校長、第25集團軍司令、著名日本通陳儀為台灣省首任行政長官，而且在陳儀赴任前，多次叮囑和訓示他嚴密防範「台獨」活動，對「台獨」分子及其組織要嚴厲打擊、堅決取締、絕不手軟。
陳儀到任後，謹遵蔣介石的指示采取行動，對「台獨」骨幹分子進行了嚴懲。
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對發生於八·一五前後的上述「台獨」案件進行了全力偵破，於1946年年初逮捕了「台灣自治委員會」的主要成員，辜振甫、林熊祥、許丙、簡郎山、徐刊泉5名台灣人嫌犯，並作為「台籍戰犯」，於1946年6月交付軍事法庭審判。
據查，5名嫌犯有的是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評議員」，有的是「日本貴族院議員」之子，有的甚至是日本特工，均與日本淵源甚深。
起訴書舉證犯罪事實是，「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台灣依【波茨坦公告】應歸還中國。該被告等仍不願歸附祖國，乃與日本駐台參謀少佐中宮牾郎及牧澤義夫，擬定台灣自治委員會草案，共同陰謀破壞國體，竊據國土，使台灣獨立，且擅自攫取自委會之重要地位。」
1947 年7 月 29 日，台灣省戰犯軍事法庭進行了宣判。
判決書進一步揭露了中宮、牧澤等日本舊軍人「不甘投降，陰謀假名自治，竊據台土」的陰謀活動；進一步譴責了5名「台獨」被告「毫無祖國觀念，媚敵求榮，不遺余力」的醜惡行徑。
結果，法庭判處辜振甫有期徒刑2年零2個月、許丙和林熊祥有期徒刑1年零10個月、簡郎山和徐刊泉無罪釋放。
至此，歷史上第一個「台獨」組織——「台灣自治委員會」，曇花一現、土崩瓦解。
另外，參與當年收復台灣工作的台灣商人陳重光，也有回憶：
「早在1946年2月間，即台灣光復不久，剛完成接收任務的‘台灣警備總部’突然發出一份‘戰犯逮捕令，下令逮捕許丙、辜振甫、林熊祥等台灣著名士紳。逮捕的理由是這批士紳在日本投降前夕，曾與日本帝國殖民政府的少壯派軍官秘密聚會，陰謀搞台灣獨立運動。」
綜上不難看出，戰後首次「台獨」分裂活動，不僅由原駐台日軍一手策劃，而且其5名台灣主犯，也均為當年日本殖民主義者一手豢養的直接為「大日本帝國」效命的「皇民」分子。
盡管此次「台獨」分裂活動，因中國政府和兩岸同胞堅決反對而未能得逞，但其影響既惡劣又深遠。
這一事件表明，包括這些舊軍人在內的戰後日本右翼勢力，不僅是「台獨」逆流的始作俑者和首開「台獨」運動先河的罪魁禍首，為中國未來統一大業種下了禍根，而且預示著這股政治勢力日後將成為支持「台獨」、阻撓我兩岸統一的主要外部勢力之一。
3、「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研究
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有「台獨」分子和日本右翼分子聲稱，「台獨訴求」肇因於「二·二八」事件，而「二·二八」事件又緣於國民政府的腐敗統治和「官逼民反」，甚至將「二·二八」事件說成「台獨」運動之開端。
事實果真如此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就前者而言，「台獨」毒瘤之孽生系多方面因素作用所致：
既有台灣屢遭外族侵略和殖民統治的歷史影響，也有戰後以來台灣經濟迅速發展的現實驅動；既有日、美等國敵對勢力長期豢養和扶持等外部因素的人為推動，也有台灣當局治台失誤和長期醜化大陸這一內在因素的負面作用。
因此將所謂「台獨訴求」完全歸因於「二·二八」事件，顯然與歷史事實不符。
最近台灣的一個「二·二八」事件課題研究小組的研究結論，就完全推翻了「二·二八」事件緣於國民政府腐敗統治和「官逼民反」的傳統觀點。
以朱宏源為首的台灣「中央研究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的最新研究結論是：
當年導致「二·二八」事件爆發的元兇，並非已故「總統」蔣介石，也不是什麽「官逼民反」，「日本政府才是元兇」。
研究小組成員、佛光大學副教授武之彰認為，「二·二八」事件之所以發生，是因為百姓和軍人，一時還不能適應戰後初期經濟蕭條、物資匱乏的新生活；但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因為當時有一些台灣人(實為日本人豢養的「皇民」分子)自認為是日本人，感到無法接受當時遠未現代化的中國政府統治所致。
他甚至認為，「二·二八」事件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場「日本人打中國人」的戰爭，加上當時長官公署未予以及時處置，處處讓步挨打，直至全台政府機關近乎癱瘓，行政長官陳儀才被迫，於3月6日向蔣介石請兵鎮壓，「不但不是官逼民反，反而可說是民逼官反」。
小組成員、民間史學工作者戚嘉林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台灣米糧歉收三分之一以上，加上為支援前線作戰，日本政府在台灣實施嚴格的糧食配給制度。
但從戰爭結束到中國政府接收台灣前，日本政府不但全面解除了台灣的糧食管制，還從日本國內空運鈔票到台灣，向在台日本公務員預支了數月薪資，讓其撤走前大肆搶購，造成台灣物價飆升13 倍之多。
正因日本政府，在戰後初期又蓄意發動了殘酷的經濟戰爭，致使陳儀為首的長官公署無法掌控時局，而使台灣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
真相本來如此，可當時日本政府玩弄的這一陰謀，卻使台灣人民誤認為是新來的中國政府施政不當導致了生活艱困。
可見，「元兇其實是日本政府」。研究小組組長、「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朱法源則指出，當時美國派往台灣的喬治·克爾等3名情報人員，充當了「二·二八」事件的幫兇。
為了達到讓美國托管台灣的目的，他們處處協助「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對抗長官公署。
4、日本人與「二·二八」事件
其實，當年國民黨當局在分析「二·二八」事件的起因時，已註意到事件背後日本人的影子。
據日本右翼學者、山口大學教授鈴木滿男披露，蔣介石在事件發生後不久，即3月10日發表的【事件第一聲】中，就有「勿為日人竊笑」一語，並將事件的原因歸咎於「日本統治」和「奴化教育」。
蔣介石當時就能洞察到「二·二八」事件，背後日本人的影子，實屬不易。這也是蔣介石在戰後既「親日」又防日的重要原因。
這起緣於日本政府陰謀發動的「經濟戰爭」的悲劇事件，盡管被鎮壓下去，但它在台灣各階層人士中的確造成了深遠的負面影響。
首先，蔣介石政權對台灣人民的殘酷鎮壓，使部份普通台胞，誤將來自大陸者一並視為外來「統治者」和「剝削者」，進而形成了彼此間的隔膜，以致喊出「台灣獨立」口號，要求脫離中國。
其次，使類似辜寬敏的台灣有產階級，鑒於在蔣政權束縛下無法自由發展經濟，同時又怕中國政府解放台灣後「損害」自身利益，遂先後提出「倒蔣建台」、「台灣獨立」等主張。
這不正是當年在台發動「經濟戰爭」的日本政府，所希望看到的嗎？
因此，即便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導致「台獨」意識滋生和「台獨」勢力形成的促成因素之一，那麽其元兇也是日本政府。
1952年年初，日本人前根壽一曾秘密向日本政府送出了一份赴台考察報告書，稱：
「台民20 歲以上者皆諳日語，台民經歷二二八事件後對日本留戀乃超過日人想象。」
盡管前根所說顯然言過其詞，但即便如此，這不同樣是戰前推行「皇民化運動」和戰後導演「二·二八」悲劇的日本政府，所希望看到的嗎？
由於日本政府及其右翼勢力，透過戰前殖民統治在島內豢養出一批數典忘祖的「皇民」分子，戰敗前後又一手策劃了首次「台獨」分裂活動和導演了惡化台灣人民與祖國感情的「二·二八」事件，因此它才是「台獨」禍根的真正播種者。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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