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中宗朝就已經開始將王勃、楊煙、盧照鄰、駱賓王視為一個文學群體,並稱四人為「四傑」。那麽， 這四大才子的內部順序是如何排列的呢？
«——【·學者研究角度·】——»
自宋以來,「王楊」「盧駱」多兩兩組合排列,後成因「平前仄後」的發音習慣確定為「王楊盧駱」 。受張說、劉肅杜撰的「裝行傖評四傑」一事影響。
唐、宋多有因「重器識而輕文藝」的選官標準輕薄貶低四傑的情況。杜甫最先從詩文批評的立場為四傑正名, 將四傑視作唐代文學發展歷程中承前啟後的關鍵一環。
隨著古人對詩文發展階段的認識不斷深入,王、楊、盧 駱四人上接齊梁傳統,下啟盛唐氣象的文學觀念以及寫作實踐逐漸得到挖掘,認可, 四傑最終成為與沈宋,陳子昂並肩的初唐文壇代表人物。
同一時期齊名並稱的文人往往有交遊酬唱的經歷,如 「竹林七賢」山林宴飲,「文章四友」應制賦詠,「元白」互寄詩作而成「通江唱和」 但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人卻非如此。
因此,探究自唐以降四傑並稱形成以及其作為文學群體地位變化的原因,相較於詩人行跡和情感關系,更要關註當時以及後世讀者群的視角。
當前學術界對四傑並稱的研究較少,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其一是從詩文創作的角度尋找四傑的共通點!其二是從唐代文學的整體發展行程考察四傑的歷史價值。
前輩學者的觀點多聚焦於初唐這一時段,忽略了初唐四傑「王楊盧駱」 之稱並非一朝一夕間形成,而是經歷了後世詩論家漫長的認識過程。
有鑒於此,本研究試圖透過梳理「王楊盧駱」並稱的形成過程, 初步考察隨著詩學理論的發展,這一文學群體如何逐步被確立為初唐文壇的代表？
«——【·唐時並稱與負面評價·】——»
唐代已有並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的現象,但是此時四人的排名次序還未固定。 最早的記載見於中宗朝,郗雲卿奉救搜集駱賓王詩文匯成【駱賓王集】他作集序雲。
景龍二年(708)杜審言離世,宋之問作【祭杜學士審言文】謂:「後復有王、楊、盧駱,繼之以子躍雲衢。 盧則哀其棲山而臥疾,駱則不能保族而全軀:由運然也,莫以福壽自衛;將神忌也,不得華實斯俱。」
這兩段文字雖重點不同,郗落腳於文辭才華,宋感嘆身世坎坷,但都肯定了中宗時王、楊、盧,駱四人已獲聲名,並同為「四傑」「四才子」。 郗、宋的記述可推測四人在世時已有齊名並稱之事。
進一步看, 郗,宋提及四人的順序並不相同且均未明言排序依據。至開元年間,張說在【贈太尉裴公神道碑】中提到了裴行儉評判四傑的標準。
國劉肅在【大唐新語】中進一步明確了這-標準,謂:「及為吏部侍郎,賞拔蘇味道,王,曰·二公後當相次掌鈞衡之任。 勃之兄也。時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等四人,以示行儉。
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也。勃等雖有才名,而浮踩淺露,豈享爵祿者!楊稍似沈靜,應至令長,並鮮克令終。卒如其言。」 張,劉筆下的裴行儉重器識而輕文藝，將道德品性置於文辭才華之上。
這是典型的選官標準。自【舊唐書】新唐書記載裴行儉評四傑後,史書的權威性使得「先器識後文。 駱賓王上吏部裵傳郎書中亦有同感:自張說徇裴氏之子請為作佳碑,妄許前知。
新舊二書更增飾其詞,濫加稱譽,尤為失當。 今考其實,行儉生前恐無輕蔑四子之語，後因四子盛名不獲大用，齋誌以歿,嫉才者乃飾為預料不終之言,歸之行儉典選時評斷。」
關於裴行儉評鑒四傑之事，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王勃傳】記:「初,吏部侍郎裴行儉典選,有知人之鑒 ……李敬玄尤重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與勃等四人,必當顯貴。
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 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沈靜,應至令長,余得令終為幸。 果如其言。」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炫露,豈享爵祿者哉？
【資治通鑒】卷二百一記: 「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是歲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祎,設長名姓歷榜,引銓註之法。」 卷二百二記:「癸末,上宴裴行儉,謂之曰:卿有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
由此可知 ,裴行儉自總章二年(669)至調路元年(679)為吏部侍郎,接下來則要考察四傑在這一時段內的行跡。 總章二年(669),王勃因鬥雞檄被趕出沛王府,南下人蜀。
楊炯待制弘文館:盧照鄰在新都尉任上;駱賓王在東台詳正學士任上。鹹亨元年(670), 王勃因病辭謝時選,在梓州、益州等地漫遊:楊炯待制弘文館:盧照鄰秩滿辭官:駱賓王罷東台詳正學士任,隨軍出塞。
鹹亨二年(671),王勃仍在蜀地:楊炯待制弘文館:盧照鄰離開蜀地返回洛陽;駱賓王身處西域。 鹹亨三年(672),王為何文人、史官會選擇相信這一虛構之事?
裴行儉與四傑並不可視為孤立的個體,而應當看作宮廷和宮外兩個群體的代表 。四傑早年雖頗有仕途野心,但隨著坎坷,失敗接踵而至,少年銳氣也消磨殆盡。
王勃因鬥雞檄文被趕出沛王府,漫遊山野間, 時常「撫窮賤而惜光陰,懷功名而悲歲月」; 楊炯弘文館待制有十六年之久,中年又受從父弟叛亂牽連被貶。
駱賓王進取之心強烈,現實的碰壁使他選擇了揭竿而起, 作【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仕途坎坷的四傑與一路順暢身居高位的裴行儉有著截然不同的心境。
理想與現實的落差使他們對生活,生命會有更深刻細膩的情感體驗,而這些獨特的生命意識反過來也促使四傑自覺地疏離政治中心。王勃自蜀地返回長安後,因文名多次被征召,但他屢次不應。
«——【·位次初定與兩個組派·】——»
唐人將四傑視為一個文學群體的現象如上所述，但四人內部排名直到宋時才逐漸固定下來。 有唐一代至少有四種並稱方式,張說【贈太尉裴公神道碑】中述四人順序為「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
郗雲卿【駱賓王集序】中謂:「盧駱楊王四才子」:杜甫【戲為六絕句】中有「王楊盧駱當時體」;李商隱【漫成五章】中以小代大,謂「王楊落筆得良朋」。
仔細考察以上四種並稱方式,除都雲卿外,皆列王勃於楊炯前,這或許與楊炯自己的觀點有關系。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楊炯傳】謂: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亦號為「四傑」。
同時崔融,張說之言也反映了時人認為楊炯文才略高於盧照鄰的傾向。 至於都雲卿的排序似乎與四人離世先後偶合,離世越早、離都所處之時越遠,則越排於後,但無確鑿證據,只作一豬測。
再來看盧照鄰和駱賓王的先後關系問題,張鷲【朝野僉載】記:「盧照鄰字升之,範陽人。
«——【·結語·】——»
因背離宮廷文學的「正道」四傑身上始終都背負著「浮躁淺露」的罵名。 到杜甫之時,對四傑的惡評由政治判斷延伸到了詩文批評,杜甫透過【戲為六絕句】這一組詩精當凝練地敘述了當時文人批諷四傑之舉。
資訊來源：
古籍研究——【「初唐四傑"合稱原因探析】
【論初唐詩的歷史行程--兼及陳子昂】
副標題：
命途多舛的「初唐四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