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福東/文 一
1927年底奉晉大戰時，傅作義是晉軍閻錫山麾下的第四師師長，在率部進攻河北涿州之前六七日，他在司令部內設了一個扶乩壇，想要問蔔前程。
乩壇上，口中念念有詞的的乩童神靈附體，在沙盤中寫了如下乩語：「掘坑蓋虎，奉晉受苦，二馬良配，必得其主。」傅作義又特地向壇上的仙童詢問個人前途，得到的答復是四個字，「米盡犬飛」。
傅作義很快占領涿州，堅守三個月後，與張作霖的奉軍進行了談判，帶領殘部離開，涿州重回奉軍之手。這似乎應驗了那四字乩語「米盡犬飛」。
當【北京晨報】記者1928年初在涿州大戰後前往司令部采訪時，傅作義手下的白副官說：「傅作義師長平素極其篤信佛學，就是在戰火紛飛之際，尤念【金剛經】一段。」
傅作義只是民國時期眾多信仰扶乩的將領中的一員。比他地位高得多的直系軍閥首領吳佩孚，對扶乩堪稱著迷。按照【大公報（天津）】1924年7月31日的報道，吳佩孚迷信易理，每天熱衷於星象與陰陽蔔筮，扶乩占卦幾乎成為日常功課。每夜二三點，他必起而觀星，以推測吉兇，進而確定第二天該做什麽不該做什麽。公務之暇，他研究【周易】，同樣是為了預言吉兇，每次用兵，更是要蔔上一卦。
吳佩孚對扶乩之說「極迷信」，無事就請「關羽」「嶽飛」「呂純陽」在乩壇下降，與之賦詩。他還讓人攝影，將照片印刷多張，分送給部屬。因此之故，開封各照相館均開展起了「照鬼像」業務。河南前省長張鳳台效仿吳佩孚，為死去的父母降壇附體時照像。而河南督理張福來也給去世多年的母親「照出鬼相」。張福來認為，這個鬼照非常「逼真」。
在1920年代，扶乩是中國社會的一種主流信仰。一篇刊發在1928年第14卷第1期【婦女生活】上題為【生活上的信仰與迷信】的文章，將扶乩歸於「迷信」一列，除了占蔔休咎、決斷疑難外，求治病、乞仙方構成扶乩市場上的剛需。在相當程度上，扶乩成為了一種民間的醫學替代。
所以，當1929年中華民國政府準備全面取締扶乩等方術時，是主管醫藥的衛生部出面要求各省民政廳貫徹執行。該年4月13日，衛生部長薛篤弼簽發衛生部第100號訓令，稱：「查各地廟宇，常有施給仙丹、藥簽、神方以及乩方治病等事，在昔民智未啟，迷信神權，以為此種丹方系由仙佛所賜，視為一種治病良劑，以致每年枉死者不可以數計。現值科學昌明，文化日進，自不容再有此種迷信情事。亟應嚴行禁絕，以杜害源而重民命……將各地廟宇中施給仙丹、藥簽、神方、扶乩治病等事一律禁止，以杜危害。」
「扶乩治病」與施給仙丹、藥簽、神方並列，是各地廟宇為信眾治病的主要形式。衛生部措辭嚴厲，指稱這些「迷信神權」的「丹方」，每年導致「枉死者不可以數計」，自應嚴行禁絕。但這個道理，在當時的很多人看來，並不是那麽簡單易懂。一種信念的轉變誠非易事，即便有公權力的禁令加持，也很難驟然生效。
二
韓梅香是江西河口師範學堂教員，平素熱心公益，頗負時譽。她體質孱弱，曾患有咯血癥。1910年夏天，她因參與調查戶口事宜，不避炎暑，連日進行走訪登記，結果舊癥復發了。
這個病開始並沒有什麽大礙，但因為韓梅香相信神道，就請了巫師前來作法。在巫師「披發搶魂」一頓操作之後，她還覺得不夠有力，又去了一處乩壇，請巫家扶乩，以求仙方。乩童表現出神靈附體的狀態，然後給開出了藥方：吞服紫荷車等中藥，病就好了。韓梅香深信不疑，「亦不辨藥理，糊塗送下」，誰知食後未久就死了。家人追悔莫及，但已回天乏術。
韓梅香死時，中國已經廢除科舉考試四年，新式學堂正雨後春筍般遍地開花。作為師範學堂的教員，她毫無疑問躋身清末先進知識分子階層，但認知卻仍停留於篤信古老的巫術。1910年12月7日，【民立報】以【迷信仙方送了命】為題報道了這個事件，並慨嘆道：「噫！一堂堂文明之教員，竟因迷信死於一巫者之手，江西人之頑蠢，於此可見一斑！」
不過那個時候，除非出了命案，扶乩治病一般並不會受到追究。偶有乩壇受到查辦，通常是因為觸犯了政治禁忌。在韓梅香死於乩壇仙方的同一年，吉林新城府的金太守查封了東關太陽廟的一處乩壇，理由是：他們設壇扶乩，煽惑鄉愚，廣收布施，遍立講堂，刊刻圖書……騙錢事小，主要是刊印非法出版物，還到處設講堂妄議時事。金太守派員搜查後，發現乩壇各處私函中多有「誹謗官長，假托鬼神之語」。金太守準備將東關太陽廟改為中學堂，他聽說各鄉的宣講所都被太陽廟乩壇出去的徒子徒孫所掌控，又將這些宣講所封禁了。但這事還沒有完，撫憲大人知道該案後，認為「扶乩惑眾，誕妄不經，應照例拿辦」。僅僅查封廟宇和宣講所是不夠的，必須火速抓人（【吉林官報】1910年第6期）。
這裏面提到太陽廟乩壇遍立講堂，徒子徒孫在各鄉宣講所布道。此是當時扶乩界的一個普遍現象，乩壇的大佬同時是各種善堂的創立人。這種人設具有很大的迷惑性與說服力，對於扶乩在民間的傳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台灣學者宋光宇甚至有「現代善書則是近百年以扶乩而著的善書」的論斷。
1920年代，北京湧現很多「善字機構」——如同善社、悟善社、時善社、慈善社、普善社等，這些慈善機構大多都以扶乩為第一要義，無論求財還是治病，均要「請乩」。
清末民初，西風東漸，現代醫學的一些觀點開始進入中國，但扶乩信仰在民間仍根深蒂固，它們在輿論場上呈現出膠著的對抗。1917年春，武漢喉疫流行，死了很多人。北京【益世報】的報道稱，「每日死者以數十計」。但雖然警務處早有飭令，要求各署註重衛生，防範傳染，「一班迷信婦女」仍然追隨「某善堂扶乩神所指示」，用紅紙剪成猴子的形狀，貼在門首。整個漢陽地區，「比戶皆然」。【益世報】在報道中評論道：「疫癥流行，不知慎飲食、潔居處，以講衛生，而惟作無益迷信，其愚誠不可及也。」
查1917年並非猴年，而是丁巳蛇年。用紅紙剪成猴型貼於門首，應與「猴」「喉」讀音相同有關，故以紙猴抵制喉疫，這是傳統醫學與巫術信仰中頗為奇觀的一幕。
我能查到最早呼籲全面禁止扶乩的提議是在1918年10月，它來自江蘇省議員薛學潛。薛學潛在省議會將此事上升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的高度，他說：扶乩一事，虛誣怪誕，欺惑愚眾，是政教風化中很值得詬病的現象。它一開始不過流行於滬上一隅，操持扶乩的人大都是巫覡之流，受其蠱惑者，亦僅是愚夫愚婦而已，為害尚輕。但到了近數年來，扶乩已風行內地，肆無顧忌，而流毒也越來越大了，甚至連平時地方上的正人君子亦多側身其間，而狡黠之徒更能因此賣弄玄虛去欺騙無智的人，青年子弟墮落其中者，實在太多了。這背後一定有大奸之人在發揮作用。近來且又有為神仙攝影的情形發生，詐術愈多，被蠱惑的人就愈眾，這種狀況不改變，將使民眾相率造假，中華民國不應有此荒唐悖謬之事擾亂民間。
薛學潛請省長通飭各縣知事，嚴禁扶乩，令他們轉業作別的營生，如此則既往不咎；如果還執迷不悟，重操舊業，則以左道惑眾、詐欺取財論處。如果地方出現扶乩機構，而巡警朋比為奸不予揭發，一經查處，應即嚴行懲戒。至於縣知事，如果陽奉陰違，査禁不力，也應視其情節輕重予以相當之處分。
薛學潛提出這個動議的時候，距離五四運動的爆發還有半年左右時間。新文化的浪潮正如火如荼，他順應了這股反對傳統文化的風向。
三
陳獨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帥，1918年，他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期中撰文稱：「古說最為害於中國者，非儒家，乃陰陽家也（儒家公羊一派，亦陰陽家之假托也）。一變而為海上方士，再變而為東漢、北魏之道士，今之風水、算命、蔔卦、畫符、念咒、扶乩、煉丹、運氣、望氣、求雨、祈晴、說鬼，種種邪僻之事，橫行國中，實學不興、民智日僿，皆此一系學說之為害也。去邪說正人心，必自此始。」
陳獨秀說這番話的1918年，似乎可以看作媒體輿論全面反擊陰陽家的一個起點。薛學潛議員要求全面禁止扶乩的提議，經由【時報】【民國日報】等媒體報道之後，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在他提及「為神仙攝影」之前，這個騙局已成為該年媒體揭發的重點。
如無錫【錫報】1918年10月26日刊發題為【扶乩照相之大揭破：原來如此】的報道，內稱：扶乩風行各埠，舉國若狂。近且更有扶乩照相的事跡以神化其說，就連無錫旅滬某君等人，雖然學問品行素為社會所重，亦悍然信了，視扶乩為靈魂學界的極大研究。實際上，這只是照相者小弄狡猾，把你們當孩提一樣欺騙而已。沒有比這更可笑的事了。
第二天，該報做了更詳盡的揭秘，稱西河裏某宅仙壇的八張神仙照片，是作偽欺世。本社訪員前去索取照片，發現其中七張是從畫像翻拍而來，其中有惠山風景照一張，即是各照相館所懸掛的惠山風景之一(五裏街)，區別只在於原畫是橫片，而所謂神仙照片則改為豎片，其中山峰樹木皆同，且上端之拼接痕跡明顯……但這種揭秘，並不能夠影響吳佩孚等人，所以我們看到六年之後，他還熱衷於乩壇的「神仙拍照」，並由此帶動開封照相館形成新業務。在1920年，我們還能在【晶報】讀到「上海近時扶乩之術盛行……士夫信奉附和者，趨之如鶩」的報道。當時的北京【益世報】甚至多次報道北洋軍閥的安福系依靠扶乩做重要決策。
將扶乩在民初的盛行歸之於安福系，並不準確。但【益世報】所說的清朝「自宮廷以及一般自命為文人名士流」熱衷扶乩，倒是真的。
四
作家蕭紅曾在【呼蘭河傳】描述過一個叫小團圓媳婦的人在病逝前經歷各種神怪療法的故事：「東家說，看個香火，西家說，吃個偏方。偏方，野藥，大神，趕鬼，看香，扶乩，樣樣都已經試過，錢也不知花了多少，但是都不怎樣見效。」「於是就又跳神趕鬼，看香，扶乩，老胡家鬧得非常熱鬧，傳為一時之盛。若有不去看跳神趕鬼的，竟被指為落伍。」但最終，小團圓媳婦還是死了。
扶乩如何治病，可能因地因人而異。1933年，一個叫愚農的作者寫了一篇【亦巫亦醫之天津市的扶乩壇】，介紹了天津扶乩治病的套路。這篇文章還有個很長的副標題——「既可畫符治病復能決疑指迷，有時也談家宅月令軍國大事」，從中亦可看出，「畫符治病」在天津乩壇各項功用中排序第一，乩童即是巫醫。
1930年代初的天津乩壇，有的設在私人家中，有的便如「看香頂神的人」一樣有壇口，更有些附設在公所裏。乩壇作法時，請下來的「主壇者」不外「胡二爺」（指狐仙）「白五爺」（指刺猬仙）等所謂「五大家」，再有便算「濟公長老」最享盛名了。作者愚農說，有時遇著大事，壇口上能請得到諸神齊降，如「呂純陽」「關雲長」「城隍」「土地」甚至於「五殿閻君」，這些神怪小說裏的名角，各降乩語，五言七言，仿佛詩句，還有時降下些「似通非通」的文字來使你「參悟」，任你絕頂聰明，也感到「神機莫測」。
那天津乩壇一般是如何給人看病呢？
愚農將乩壇與醫院、診所做了對比，相同點是都要「先掛號」，不同點是乩壇一般不收費，只要你病好後燒香還願或者辦壇口，有的乩壇即便提前要錢，也都收得很少。還有的要「壇弟子」負責經費。治病的人如果不能親自到壇，托人去一樣可以治療。乩童略問一下病象，就把一疊黃表紙用乩筆畫一陣，這就是「符」了，將其燒掉用水沖服。有時在「符」外，還會開偏方，如果是外科如瘡疹等病，還可能畫些塗抹用的符箓，與內服符紙合用。
這段描述道出了乩壇何以受歡迎的理由。不預先收費或極少收費，只要求患者痊愈或好轉後打賞，無疑是極受歡迎的。當時大部份的民眾並不知道，人體相當部份疾病是可以依靠免疫系統自愈的，一旦他們將疾病的好轉歸於乩壇，就要付出很大成本了——還願感謝神靈時，是不應太小氣的。
乩童用「一根竹棍在沙子盤裏亂畫」，寫的字「我們凡人看不懂的」。有時候，乩童會告訴病人，生病的原因是因為自己家宅鬧著鬼或神。最後，乩童會將病人家裏鬧事的神鬼逐走，以此達到治病的目的。
愚農顯然並不相信扶乩。他說乩壇上降下的「乩語」有時連篇累牘，動輒數千言，文法字義卻無法了解，乩童只說此為天機不可泄露。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天津乩壇裏頗有人問起東北未來局勢，有幾處乩壇都說不致淪亡。撰寫這篇文章時，國民政府連熱河都失去了，愚農慨嘆道：「這迷夢何時才破？全市的人都在狂熱底從迷夢中追求和平呢！」
北京各「善字機構」的情況與此相當，每次都以「濟顛降乩」或「呂祖臨壇」名義為信眾指點迷津。北京【晨報】1923年8月22日的報道稱，宣武門外南橫街的一處善社，每周日扶乩治病，婦女前往求治者令沿途為之堵塞。凡去看病者，每次只給神符一道，香灰一撮，草藥方一個，不論男女，也不論所患何病，均是如此治法。該報舉例說，北城店門外什剎海附近一位婦女，來此請乩求治，服下符藥香灰後，未見好轉，反而加重。而在西城單牌樓手帕胡同的另一善社外面張貼的傳單，均是荒謬不經之詞，且善社有對入社者剝奪財物的情況發生。
從當時公共媒體報道看，以對扶乩持否定態度為主流，但這並不從根本上影響扶乩在民間的加速擴散。
五
在衛生部1929年下發第100號訓令之後，各地開始了一輪整肅運動。但嚴禁扶乩的告示雖然多次釋出，民眾仍未盡改。所以到了1930、1940年代，我們仍然能看到描述各地扶乩現象的文章。扶乩繼續在民間開枝散葉，四處開花。禁令早已成一紙空文。一直到1949年以後，這種現象才被強勢阻絕。
降鸞扶乩，被認為是軍閥時代最時髦的一件事。除了上文提到的吳佩孚等人外，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這樣的例子。1930年代，受到媒體關註的前「西北軍」領袖、曾任國民政府「軍政部長」的鹿鐘麟即是其一。1930年中原大戰失敗後，他便退居天津，和一般北洋軍閥一樣做了「寓公」，閉門謝客、專心修養。據【上海報】1934年報道，自1933年福建事變發生後，南北各處內戰頻發，鹿鐘麟認為此為「天禍中國」，更加「佞佛求仙」，開始代國家懺悔，以期禱於上天而佑黨國，增加福報。他在租住的黎元洪住宅內，建了乩壇，天天求神問蔔，借以占時局之禍福，三天一小占，七天一大占，名曰「三七扶乩會」。
每次扶乩的時候，鹿鐘麟等人要在神前頂禮膜拜。乩壇設在一間清凈的書齋內，四壁皆張黑幕，以示幽靜，接近於神境。扶乩的道具用兩條線索一直從天花板上掛下來，一個自命善知神意的師爺是前任鹿部秘書長，他兩手托著沙盤在乩頭下移動，沙盤上便顯出龍蛇般的字跡來。據說只有這位師爺能扶乩，別人扶了便寫不出字來，故該師爺在天津軍閥官僚中有「扶乩聖手」之稱譽。鹿鐘麟的外號則是「鹿半仙」，要是有人前去詢問扶乩理由，他通常會欣然取出許多乩書的「詩詞聯語」給大家看，並笑著說：「這是中國精神文明的國粹，西洋講科學的人是不懂的。你們青年別說這是迷信，須知靈學亦是哲學一種，特別有作用有道理的。不信我姑且告訴你，閩變未發生前，我們的仙乩就早已告訴我們‘東南到處有啼痕’呢！」
如果認為扶乩只是軍閥和平民的信仰，那就大錯特錯了。它甚至在知識分子群落裏也不乏擁躉。著名作家許地山就相信乩壇裏沙盤上所寫的話雖然與鬼神降現沒有關系，扶乩者也不是個個心誠意潔，但卻是「心靈作用」的一種表現。他在1940年成書的【扶箕（乩）迷信的研究】中就稱「靈動力」可使物體自己移動，現場十幾二十人的「觀念力」集中在扶乩者身上，使他不自覺在沙盤上寫下了字，所以乩仙說的話與現場在座的人的知識有密切關系。
甚至到了1990年代，台灣著名作家王鼎鈞在「回憶錄四部曲」中，提及小時候山東老家的扶乩時，仍然相信乩壇上「筷子會自動在桌面上畫字，那就是神仙在作詩」。他說：「有人認為不過是乩童作弊，其實作弊很難。第一，乩童不識字，識字的孩子沒這個資格；第二，兩個乩童分別站在八仙桌兩邊，互不相謀，無法形成作弊的默契。」
許地山和王鼎鈞當然都是錯的。他們二人如此固執確信，證明了人類認知的前進演化有多麽艱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