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馮川
學者的缺乏幽默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事實的另一面則是：真正的大學者卻往往最善於幽默。陳寅恪是一代學術大家，然其篇幅最大、份量最重的一部歷史考證【柳如是別傳】，卻以其「忽莊忽諧、亦文亦史」（見該書最後的偈語）的風格，在我眼中成為頗具荒誕色彩的「黑色幽默」。
這位史學大師荒誕就荒誕在：當眾多學者都在古為今用地做那種為政治鬥爭需要、階級鬥爭需要服務的研究時，他卻以遊戲的態度，純粹為了滿足個人的需要，去考證三百年前一個妓女的生平。 ——以史學大師之身分，他肯定知道歷史研究是一件嚴肅得不能再嚴肅的事情，卻仍然以一位孤獨老人對於精神遊戲的固執，去做那種最荒唐、最無用的事情。這件事虛擲了他十年時間，他卻在終於完成這項龐大的喜劇工程後（全書3卷，共80萬字，基本上用文言寫成），說自己對自己的工作感到「沾沾自喜」。
這種怪誕的行徑，把那些一直在從事「嚴肅」工作的同行氣得發昏。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甚至向上面打報告說，如果不剝奪陳寅恪著書立說的資格（其時已經剝奪了陳寅恪著作出版的權利），他就要結束學界，回家種地（言下大有「從此天下無文章」的暗示）。——可惜，這位不入流的學者並沒有回家種地，他後來仍在那裏浪費國家寶貴的科研經費。
從敘事學的角度看，陳寅恪的幽默，往往表現為在嚴謹的論述中突然橫插一句令人發笑的妙語。例如當考證到妓女柳如是與詩人陳子龍的關系時，由於史料的缺乏，不能確知柳如是是否確因不能見容於陳夫人而很快離開陳家，陳寅恪便索性稱，在這方面，他「既非負古代家屬委員會之責者」，當然也就用不著把一切具體細節都搞得清清楚楚——順便便挖苦了一下「古代的家屬委員會」。
又如：當考證至某權貴的後人附庸風雅涉足妓院，用三十兩金子僅換得柳如是兩聲冷笑時，陳寅恪竟評論說：前人有千金一笑之說，「此蠢人所費僅三十金，而換得河東君之兩笑，誠可謂‘價廉物美’矣，豈得目之為蠢哉？」
以今天的觀點，陳寅恪的著作，稱得上是典型的「無用之學」。（不過，判斷有用無用的標準，卻取決於個人究竟有無幽默的權利。）不同於一些學術機構把人文學術說成是服務於政治鬥爭的「科研」，陳寅恪參照項蓮生的一句話，說自己的著書立說純粹是「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這話讓人想起了莊子，莊子的寫作也完全是為了遊戲，為了滿足自己。（司馬遷說他是「自恣以適己」。）盡管如此，這位一再聲稱自己是「無用之材」的莊子，卻的確為中國文化做出了貢獻，不但一直是歷代文人靈感的源泉，而且至今養活著不少教授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