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的生命走到盡頭，面臨垂危之際，我懇請你們不要對我進行無謂的搶救。那不過是讓生命多延續幾日，對我而言，這樣的日子已失去了它應有的意義和價值。
鄧穎超晚年在遺囑中明確表示支持安樂死，並且她曾多次在公開場合闡述過這一觀點。請註意，雖然安樂死這一議題在某些文化和法律背景下可能有所不同，但上述句子的核心觀點是鄧穎超支持安樂死，這是符合事實且客觀的表述。
為什麽鄧穎超會提出這樣的期望呢？最終，她的這個願望有沒有如願以償呢？
【鄧穎超提出安樂死】
鄧穎超的「安樂死」想法深受周總理的影響。
周總理在得知自己罹患癌癥後，每天都勇敢地與疾病進行著不屈不撓的抗爭。在他生命的最後三個月裏，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滿了難以言喻的痛苦與折磨，但他依然堅強地面對，直到最後一刻。
鄧穎超始終陪伴在周恩來身邊，親眼目睹了他的病痛與掙紮，內心充滿了深深的憂慮與疼惜。醫療團隊全力以赴，只為延長周總理的寶貴時光，然而，盡管他們能夠暫時穩定病情，卻無法真正為他驅散那份難以言喻的痛苦。
在1976年的那個寒冷的1月8日，敬愛的周總理在經歷了長時間的身體與精神的雙重煎熬後，最終還是靜靜地告別了這個世界。面對這樣的離別，鄧穎超的心中充滿了難以言喻的悲痛，但或許，在深深的哀傷之中，她也感受到了一絲解脫和平靜。
之後，鄧穎超女士感慨道：「他承受了太多苦難，或許解脫對他來說是一種解脫，但我深知自己並無權做出這樣的決定。」
盡管鄧穎超與周總理是夫妻，但周總理是全體人民的公仆。任何人若提議放棄對周總理的治療，那便是對人民的不忠與背叛。周總理的生命，不是僅僅為他自己而延續，而是為了億萬人民的福祉而燃燒。他活著，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人民，為人民謀福祉。
在觀察和學習周總理的處事態度後，鄧穎超深刻體會到了「適時放手」的智慧，她在心裏默默告訴自己：將來若是面臨相似的情境，我絕不願承受那份無謂的煎熬，會果斷選擇不再堅持無謂的治療。
在1982年的那個夏日七月，鄧穎超親切地把自己的侄兒侄女召喚到家中，以一種非常認真的態度對他們說：「將來若有那麽一天，我若不幸患上重病，你們一定要記得，千萬別急著搶救我。不必去花費那些寶貴的藥物和大家的精力，畢竟，就算真的搶救過來了，也不過是讓我多受一兩天的苦，同時醫生和你們也會跟著我受累，這樣的努力，其實並不值得。」
沒過多久，鄧穎超再次向中央遞交了一份深思熟慮的遺願書，其中表達了她希望在生命垂危之際，能夠遵循「重病不施救，選擇安詳離世」的意願。然而，要真正落實這一願望，卻並非易事，它伴隨著諸多挑戰與難題。
【鄧穎超的幾次請求】
在1988年的一月裏，有位醫生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聊起了「安樂死」這個話題，這讓鄧穎超女士深感共鳴。她隨後親筆給電台寫了一封信，信中她表達了對安樂死的強烈贊同和支持。她提到，其實早在幾年前，她就已經在遺囑中明確表示，如果未來自己病重到無法挽回生命的階段，不希望再透過延長壽命的醫療手段來強行挽留，而是希望家人和醫生能夠尊重她的選擇，讓她平靜地離開。
鄧穎超以她獨特的方式，深入參與了對「安樂死」議題的探討。
在1989年的金秋十月，也就是10月16日那一天，鄧穎超女士又一次透過她的秘書，向黨中央表達了一個深刻的願望——關於「安樂死」的考慮。然而，遺憾的是，這份深情的呼籲仿佛石沈大海，遲遲沒有等來回應的漣漪。
在1991年的那個艱難時刻，鄧穎超女士的健康狀況急轉直下，當她躺在醫院的病床上，顯得格外虛弱。她輕聲細語，近乎呢喃地說：「別再為我費心搶救了……」這句話裏，飽含著對生活的淡然與對命運的接納。
然而，不論是身穿白袍的醫生，還是身居要職的領導，都未曾有過一絲放棄的念頭。大家紛紛向鄧穎超傳遞著溫暖的力量：「面對病魔的挑戰，我們更需要拿出那股子不屈不撓、勇往直前的勁兒來！」
鄧穎超輕輕嘆了口氣，然後堅定地說：「看來，我們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堅持，去面對這些挑戰，共同奮鬥了。」
吳蔚然醫生提出了一個建議，他說：「或許我們可以為鄧大姐進行一項手術，幫她建立一個‘胃造瘺’，這樣一來，她的生命或許能再延長一兩年。」
大家都紛紛點頭表示贊同，手術最終圓滿成功，為鄧穎超的生命延長了一年多的寶貴時光。然而，到了1992年7月1日，鄧穎超的病情突然惡化，再次陷入了危急之中。
鄧穎超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身體狀況已十分虛弱，她溫柔地表達：「不必再為我進行無謂的救治了，讓我平靜地離開吧。我常聽人說‘活著總比死去好’，但我內心並不認同。我認為，真正的生命價值在於健康地生活，能夠為社會做出貢獻。而我現在，只能無助地躺在病榻上，無法再為社會效力，反而成了大家的負擔，這樣的生存對我來說，已經失去了原有的意義。」
盡管醫生們竭盡全力，進行了各種治療嘗試，但遺憾的是，這次他們沒能成功挽救她的生命。
【未能實作的遺囑】
就在離世前的一個月，鄧穎超溫柔地喚來了陪伴自己多年的秘書，眼含深情地說：「咱們共事二十多個年頭了，你對我知根知底。現在，我有些心裏話想和你分享。」
秘書親切地對那位女士說：「大姐，有什麽事情想和我聊聊嗎？盡管開口。」
鄧穎超以溫婉的語氣問道：「我現在的時光可能比較有限了，我只想再確認一下，你是否已經將我的事情向中央進行了匯報？還有，我的遺囑是否已經妥善地交給了中央呢？」
秘書告訴我：「其實，您的遺囑內容我們早已呈交給中央了，簡單來說，就是不希望有任何不必要的資源浪費，也不贊成進行無謂的搶救行動。」
鄧穎超微笑著表示：「這樣我就安心了。」
秘書帶著一絲玩笑的口吻說：「大姐，您總是提起‘死’這個字眼，是不是心裏有點擔心它呢？」
鄧穎超堅定地回應說：「我何曾畏懼過死亡？無論是過去與敵人鬥爭，還是現在面對疾病的挑戰，我從未退縮。我只是想說，生老病死，這是每個人生命旅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環。我已步入晚年，身體的種種變化不過是歲月留下的痕跡，與外力無關，而是生命自然老化的結果。就像一台老舊的機器，再怎麽修理也難以恢復如初，何必再耗費寶貴的資源去徒勞無功呢？」
鄧穎超很早之前就在遺囑中明確表達了自己希望「安樂死」的意願，這個決定十年來始終如一，未曾有過絲毫動搖。然而，中央和醫療團隊始終堅守崗位，從未放棄過對她生命的全力救治，希望能夠為她爭取到更多的生機與希望。
事實上，鄧穎超女士生前所留的遺囑，直到她離世那一刻也未能得以實作。這主要是因為，沒有任何人能夠為她做出「安樂死」的決定。或許在鄧穎超女士的心中，她早已預見到，這樣的請求很難得到中央的批準。
鄧穎超女士的選擇，並非僅出於避免個人苦楚的考量，她內心深處一直懷揣著一個願望，那就是能成為推動安樂死合法化行程中的一位「先行者」。然而，遺憾的是，這個夢想最終未能如願以償。
至今，"安樂死"這一議題依舊在社會輿論中引起廣泛的爭議與探討，它超越了簡單選擇的範疇，實則是一場觸及社會根基的深刻變革。由於眾多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作祟，推動安樂死合法化的行程可謂步履維艱，面臨著諸多難以逾越的障礙。
對於病人自己，死亡可能意味著一種釋放，但對於深愛著他的家人而言，每多一秒的陪伴都無比珍貴。選擇安樂死，盡管可能是出於病人的願望，卻往往會讓家人面臨社會輿論的壓力和非議。
另一方面，如果安樂死被立法，它可能會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想象一下，有些父母即使身體健康，也可能出於不想成為子女負擔的考慮而選擇安樂死。而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孝順的子女，他們可能會利用安樂死這一手段來逃避照顧和贍養年邁父母的責任。這樣的現象，無疑會對社會倫理和親情關系造成深遠的影響。
我們一起來聊聊關於安樂死的看法吧，你們覺得這個問題怎麽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