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陈毅元帅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同时也是一位感情奔放的大诗人。
老覃在读小学的时候，就在小学语文课本上学习过陈毅元帅的一首五言小诗——【青松】。
时间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此诗仍深深烙印在脑，经久弥新，琅琅上口。
该诗云：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诗的表面是称赞青松坚韧不拔、宁折不弯，实际上是诗人自许，字里行间表达出一种不畏艰难、愈挫弥坚的奋发气慨。
如果你对陈毅元帅在革命生涯中所经历的风雪有更多的了解，对这诗的感喟就会更深。
要说陈毅元帅在革命生涯中所遭受的风雪，最大莫过于著名的「黄花塘事件」。
这个事件曾经像噩梦一样紧紧缠绕着陈毅元帅，让他如鲠在喉，如芒在背，长年不得安心。
偏偏，当年亲历此事的人又对之讳莫如深，就愈发使整个事件显得迷离扑朔了。
那么，事件的来龙去脉是怎么来的呢?
今天，我们不妨来揭开那些笼罩在事件本身上的迷雾，来一睹它的本来面目。
这个事件的发起人叫饶漱石。
饶漱石的年纪只比陈毅小两岁，但他的革命资历也很深。
他在1923年就投身革命了，早年在东北还一度是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人，并曾积极营救过身陷囹圄的刘少奇。
当然，饶漱石自己也经历过九死一生的磨难——1930年4月，他与大英雄赵尚志等人一同被逮捕入狱，差点被枪决。
他还在狱中染上了瘟疫，险些丧命。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著名的【八一宣言】是他和王明共同起草的。当时，他在苏联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后来又被派到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工作。
因为这些经历，他堪称党内在建国前唯一长时间在英、法、苏、美工作或考察过的高级领导干部，精通英语、俄语。
注意，饶漱石的以上经历，绝不可等闲视之，因为，这些都是构成「黄花塘事件」的潜在因素。
话说，饶漱石回国后，组织因为他的阅历和资历，委派他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
但是，他在上任的第一天，却没有得到东南局书记项英的应有重视，被项英安排到新四军民运部上班，由部长夏征农领导。
这，自然让心高气傲的饶漱石不高兴。
1941年1月9日，在皖南事变爆发期间，因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离队，饶漱石当机立断，与叶挺领衔以东南局名义向中央发出电报，要求临机处置，由副书记代替项英的正书记。
中央很快回电，同意了饶漱石的临机处置方案，让他接替了项英的工作。
也在这时，叶挺才惊觉饶漱石是东南局副书记，有专门的可以和中央联络的密电码本。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叶挺出面与敌谈判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
这么一来，饶漱石的地位就越加突出了。
华中局成立那会儿，饶漱石和刘少奇、陈毅并列为三巨头。
其中，刘少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饶漱石为新四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兼华中局代理书记，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华中局委员。
不难看出，真正掌握实权的是刘少奇和饶漱石。
刘少奇掌权不到一年，于1942年3月离开华中抗日根据地，返回延安了。
刘少奇临走前，让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军政一手抓。
众所周知，在南方三年游击期间，陈毅和项英合力支撑危局，建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就因为项英的原因，饶漱石对陈毅的印象并不好。
而陈毅对饶漱石也有看法。
主要是饶漱石在皖南事变发生以后，有两个月的时间处于失联状态，没有和任何地方党组织联系过。
陈毅以一个党员应有的警惕性，曾对此表示过怀疑。
饶漱石觉察后，非常不快。
1943年1月，日伪军加紧对盐阜区「扫荡」，新四军军部于是由苏北根据地阜宁停翅港转移到安徽、江苏交界地区的一个名叫黄花塘的小村庄。
黄花塘地属江苏省盱眙县，在新四军二师罗炳辉师长、谭震林政委领导的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之内，其距津浦铁路只有五、六十里，交通十分便利。
「黄花塘事件」的命名即源于此。
该年2月中旬，著名顽军头子韩德勤乘新四军与日伪军交战之际，亲率部队侵入淮北抗日根据地，结果被我新四军四师等部队击溃，其本人并其匪众共1000余人被俘。
对处理韩德勤的问题上，陈毅与饶漱石发生了争执：陈毅主张放；饶漱石主张用他来换回叶挺。
最后，中央书记处电示按照陈毅所提办法处理。
韩德勤因此得以释放。
老覃认为，陈毅应该是从大局出发，他当时的想法就是，共同的敌人日寇还在，放韩德勤可以争取到一份抗日力量。
韩德勤离去之前，也的确信誓旦旦地保证「以后再也不找新四军的麻烦」。
但是，饶漱石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说陈毅之所以不同意用韩德勤换回叶挺，是担心叶挺回来了，他就没有代军长当了。
此话一出，关于陈毅的闲话渐渐多了起来。
但这还不是激发 「黄花塘事件」的起因。
饶漱石和陈毅的矛盾公开化发生在1943年6月的整风期间。
当时，中央电示新四军军部要对师长以上干部开展整风。
饶漱石主抓整风，亲自去罗炳辉、谭震林的第二师去蹲点，抓试点工作，而留陈毅在黄花塘主持军部工作。
饶漱石在离开前，曾表示自己身兼十几个职务，工作千头万绪，难以兼顾，让军部电请中央给予其他同志负责一些职务。
陈毅有些疑惑，问：「你想转让其他同志负责的是那些职务？」
饶漱石不耐烦地说：「除了华中局书记和政委以外都算是，政治部的工作你们看着办。」
那么，在饶漱石走后，陈毅通过和赖传珠、曾山、张云逸等人开会商议，一致同意免去饶漱石的兼任政治部主任一职，并由陈毅起草电文给予中央汇报。
这个政治部主任原来是邓子恢兼任的，因邓子恢下到第四师任政委，改由饶漱石兼任。后来谭震林又来担任过一段时间，又因谭震林去了二师担任政委，再次由饶漱石兼任。
陈毅的电报发出后，饶漱石不干了。
前面说过，饶漱石有专门的可以和中央单线联络的电台和密电码本，他控告陈毅谋夺领导权，请示中央对陈毅开展整风。
这时候全军、全党都在开展整风运动，中央同意了饶漱石的请求。
饶漱石于是兴冲冲地赶回军部，以中央指示的名义，召开整风扩大会议，列出了陈毅的十大罪状，公开点名批判。
饶漱石所谓的「十大罪状」全都是莫须有，甚至，有些罪名在今天看来十分搞笑。
比如说，他指责陈毅喜欢和知识分子交往，和潘汉年、阿英、范长江等人打成一片，甚至曾把潘汉年请上开会的主席台。
又说陈毅和知识分子在一起不是品茶就是下棋，还作诗。
似乎，饶漱石对陈毅作诗特别反感，他说陈毅作诗是哗众取宠，是「卖弄斯文和故弄玄虚」，是「为了抬高自己、打击别人」。
老覃觉得，饶漱石可能不知道毛主席也爱作诗，而且在和陈毅在一起的时候，是经常用诗歌酬和唱答的。毛主席还鼓励陈毅多多作诗呢。
话说回来，如果饶漱石所列「十大罪状」全是这样内容，陈毅可以完全不必理会他。
但饶漱石抓住了红四军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时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的旧事，对陈毅发起了猛攻，说陈毅执行的不是毛主席的路线。
陈毅本着身正不怕影歪的心理，在整风会议上作了申辩性发言，对饶漱石施加在自己头上的「罪状」一一予以了驳斥。
饶漱石却用自己是华中局书记的帽子来压住了陈毅，声称「我有权代表华中局和军部向中央揭发你的问题，有权建议中央另派一位德才兼备的军长来」。
会后，饶漱石果真利用了华中局和军部的名义，罗列了陈毅的「十大罪状」，再编织以诸多不实之词，捣鼓出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直接报给了毛主席和党中央。
陈毅为了改被动为主动，也以个人的名义向中央发了一份电报，实事求是地报告了整个事情的发生过程，检讨了自身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并从革命大局出发，提出了赴延安学习的要求。
毛主席正希望陈毅前往延安参加七大，因此同意陈毅的请求，指示华中局：「陈来延期间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1943年11月25日，陈毅启程离开了新四军，他的心情很复杂，写了一首诗，诗云：
西去路漫漫，风物仔细看。
不知霜露重，应悔着衣单。
这，就是「黄花塘事件」的经过。
对于这个事件的处理，中央将之定性为「属于工作关系的性质，不是属于路线的性质」，毛主席也发电报往华中局作了说明：「无论是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回头，毛主席也安慰陈毅说：「凡事要忍耐，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
就这么着，「黄花塘事件」算是告一段落了。
1943年底，饶漱石得愿如偿地正式担任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这两个重要职务。
陈毅则在「七大」之后回到华东，担任了饶漱石的副手。
到了1953年底，高饶事件发生后，许多关于饶漱石的问题才水落石出。
毛主席感慨万千对陈毅说：「你受委屈了。」
刘少奇也一个劲地说自己过去看错了人，错信了饶漱石。
1954年七届四中全会后的3月15日，毛主席在和陈毅聊天时，又谈到了饶漱石，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伸手岂止高、饶。」
陈毅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著名的【手莫伸】，诗云：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党与人民在监督，众目睽睽难逃脱。
汝言惧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觉。
其实想伸不敢伸，人民咫尺手自缩。
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
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
岂不爱推戴，颂歌盈耳神仙乐。
……
不过，必须要说明的是，在1954年，组织上并没有触碰黄花塘事件，即事件的最终结论还是维持原判。直到1999年重修军史的时候，才被定义为饶漱石为夺权而发动的阴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