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夏天，周文龙去北戴河疗养，几天后，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张震过来看望他。两人亲密地聊起了过去的时光，用他们家乡湖南话讲述着「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仿佛回到了那个烽火岁月。
正当两人沉浸在回忆中时，张震突然对周文龙说：「你还没有还我一个抗大毕业证呢？」
周文龙，1909年出生于湖南浏阳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勤劳的农夫，通过辛勤劳作积累了些家底，这让周文龙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
他从小学到中学，接触到了进步思想，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1929年，他参加了农民协会，一年后加入了红军。
红军队伍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出身，像周文龙这样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非常稀少。因此，他一参军就被任命为红三军团5师的书记官。
此后，他相继担任了作战参谋、军团部秘书、营长、纵队司令科科长等职务，每次都能胜任自己的工作。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周文龙表现出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参与了龙岗、中洞、水南、宜黄、宁化、广昌等多场战斗，三度负伤。
同年5月，红三军团从福建反攻回江西，周文龙在广昌保卫战中接任营长职务，成功夺回两个山头阵地。然而，战斗结束后，周文龙不幸再次负伤，被送往后方医院治疗了几个月才稍有好转。
10月，听说队伍即将踏上长征，周文龙不顾身体尚未完全康复，拖着病体赶回军团总部。长征途中，过草地时，周文龙不幸患上痢疾，条件艰苦，无药可用，身后的追兵更是让他不能停下。
为了不耽误队伍行进，他强忍病痛，一开始靠拄棍子行走，后来甚至需要两个人搀扶才能移动。
昏昏沉沉中，周文龙听见时任红三军团13团团长的彭雪枫鼓励他：「一定要坚持跟部队走出草地！」终于，周文龙跟随部队成功走出了草地，并被送往战地医院接受治疗。
1935年10月，队伍到达吴起镇，周文龙终于完成了他的长征之旅。1936年6月，周文龙进入红军大学（抗大前身）第1期学习，12月毕业后，奉中央军委命令留校，任红军大学校务部副部长。
1937年1月，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一个月后，张震进入抗大读书。然而，还没等到毕业，张震就接到命令上了抗日前线，所以每次见到周文龙，张震都要开玩笑问他要毕业证。
周文龙在1940年3月被调任为八路军供给部副部长，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跟随朱德去西安领取自1939年10月以来被国民党扣发的军饷。
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达成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党政府按照4.5万人计算每月发放63万的军饷。
然而，由于物价飞涨，一套军装在1939年只需要2元钱，到1940年已经涨到了5元。此外，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高涨，八路军人数也剧增，从1939年的20万增加到了1940年的40万。
但是，国民党政府不仅没有扩大军饷，还以各种理由克扣甚至不发放。周文龙的任务就是要为八路军争取应得的军饷。
1939年冬，国民党对我军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反共高潮，派胡宗南进攻延安，阎锡山、朱怀冰等部进攻太行山根据地及八路军总部所在地。
针对此挑衅，我军进行适当反击，消灭了国民党几个师，成功打退了这波反共高潮。然而，国民党恼羞成怒，悍然停止发放我军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的军饷。
为此，朱德同志专门向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同志发出质问电，此举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新华日报】就此发表了评论文章：「我军深入敌后，坚持苦战，已经战斗达一万数千次，牵制了大量敌军，夺回了广大失地，消灭敌伪数以千计。
然而，我军虽为抗战付出最大，但所受待遇却是全国军队中最差的……」报道一出，舆论哗然，国民党政府的限共、反共、破坏团结和抗日的丑恶嘴脸再也无法遮掩。
迫于压力，国民党政府最终同意补发我军欠发的军饷。
朱德一行从山西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出发，踏上了向南行进的旅程。他们来到了国民党军队占领的陵川县，驻扎在这里的是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节制的27军。
军长范汉杰已经接到卫立煌的命令，对朱德一行热情接待。 然而，周文龙接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情报：去年12月，我高平兵站遭敌军袭击，有50多名官兵被抓，而如今，他们就被关押在27军。
周文龙立即把这个消息汇报给了朱德，朱德沉思片刻后说：「明天我就正式向他们提出这件事。」 第二天，朱德向前来探望的范汉杰提出了这个问题，询问是否将我高平兵站的50名官兵关押在此。
范汉杰有些尴尬地笑了笑，说自己没听说此事：「就算有，也是下面的人干的，他们没有向我禀报，我回去马上查查，若确有其事，肯定严加惩办。
」 不久之后，这50名官兵被释放，他们见到自己的同志，一个个失声痛哭起来。随后，他们被编入周文龙的供给队，继续随军南下。
朱德的勇敢和决心，让他们得以重获自由，也展示了八路军的人道主义精神。
5月7日，朱德一行抵达洛阳，受到卫立煌的热烈欢迎。卫立煌对于八路军的抗日精神表示钦佩，因此对他非常友好。
他不仅送给康克清一支德国小手枪，还为朱德、康克清、周文龙等人准备了新衣裳。作为回报，朱德送给了卫立煌一匹日本大洋马，一把日军军官的指挥刀和一件黄呢子大衣。
在洛阳停留期间，周文龙四处寻找我方被关押的兵站指挥员。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最终得知去年12月，我陵川县和垣曲同关镇两个兵站，共抓走干部46人。
这些八路军干部被立即交给卫立煌，但卫立煌没有将他们送到集中营，而是暂时关在了长官部的特务营。
朱德再次向卫立煌索要人员，卫立煌非常痛快，他表示：「即使你不提，我也准备将这些人全部归还给你，这纯粹是一场误会，请朱副长官多多包涵。
」5月17日，朱德一行离开洛阳，卫立煌特意派遣了自己的副官，将他们送到西安。抵达西安后，周文龙住进了七贤庄的办事处，这是八路军在国统区建立的第一个公开的办事处，是全国各地和延安联系的一个重要联络点。
其中四号院是后勤采购机构，周文龙便和军委后勤部部长叶季壮一起住在这里。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告诉他，国民党为了监视共产党，在西安布置了大批特务，仅职业特务就有5000多人。
不仅八路军办事处周围满是「眼睛」，从西安到延安的路上更是被设下层层关卡。
当周文龙得知这一情况后，他的心情并不轻松。他意识到每一步都必须仔细计划。突然，一个意外发生了。一天上午，出纳员吴福兴拿着几万旧币到银行兑换。
本来，办事处派了一位同志陪他一起去，但后来那位同志临时有事，吴福兴就自己叫了辆人力车去银行。然而，到了晚上，吴福兴仍未返回，这使得周文龙非常焦虑，他立即让办事处的同志打电话给银行询问。
然而，询问了几家银行后，他们都没有吴福兴的消息。在分析后，他们一致认为吴福兴很可能被特务机关绑架了。这天晚上，周文龙一夜未眠，守在电话机旁等待消息。
然而，第二天，办事处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调查，但仍然一无所获。
在周文龙心烦意乱的时候，一位办事处的同志拿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进来。纸条上写着：「我被绑架，押在南门外某地，望速援救。
吴福兴。」周文龙急忙将送纸条的国民党兵叫进来问话，得知这人是西安警备司令部的新兵，去年被抓壮丁抓进来的。
吴福兴被抓后，他和另一位站岗的新兵认了四川老乡，三人商量后，决定由他偷跑出来帮吴福兴送信。周文龙松了一口气，并给了这名新兵两块银元，还招呼他吃了顿晚饭，并嘱咐他一定要保证吴福兴的安全。
随后，周文龙向伍云甫汇报了此事，伍云甫立即打去了西安警备司令部，对其破坏统一战线、无理扣押我军需官员的行为提出了抗议。
第二天一早，办事处便派了两个人去警备司令部要人，对方最终表示「只是误会」，并答应下午就把人送还。下午，警备司令部专门雇了辆人力车，将吴福兴送回了办事处。
这次事件让周文龙认识到，以后外出办事，都是两人以上同行，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1. 周文龙在接到朱德的电话后，迅速前往西安行署。他向朱德汇报了吴福兴被绑架的情况，朱德提醒他要警惕西安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并告诉周文龙自己即将返回延安，还交给他几项任务：领到军饷并确保安全运回前方总部，以及把收容的干部安全带回家。
2. 在朱德的指示下，周文龙对领军饷的每一个步骤进行了研究和部署，以确保任务的成功完成。经过一个月的路途，周文龙成功领齐所欠军饷，并有惊无险地回到八路军前方总部，顺利完成任务。
周文龙是我军最早的银行之一——冀南银行的副董事长，他在后勤工作上表现突出。为了活跃根据地经济，保持根据地军民生活稳定，他建立了兵工厂、被服厂、鞋厂、皮革厂、纺织厂、造纸厂、肥皂牙粉厂等，以满足军用民需。
1942年5月，日军对八路军总部进行包围突袭，周文龙率领通讯班和警卫连，用8头驴子驮了600多万元冀南币，边打边撤退。
他们一直撤退到一条小山沟，敌人把沟口堵住了，驴子也被敌机炸死了，装款的麻袋人背不动，也扛不动。在危机情况下，周文龙急中生智，命令大家把钞票一捆捆掏出，分散在沟里用石头掩盖，留下出纳隐蔽看守。
他带领战士们连续作战三天三夜，战斗结束后，他派人将600多万钱币全部清点收回。周文龙的勇敢和智慧，保证了根据地经济的稳定，维护了军民的生活。
周文龙是上党战役后勤保障工作的负责人，当时正值雨季，道路泥泞，他带领大家头顶弹药箱趟水过河，确保作战物资及时送达前线。
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大规模、远距离的军事行动对后勤保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周文龙日夜操劳，确保前线部队连续作战10余个月，成功创建了中原解放区，有3000万人口。
1948年，晋冀鲁豫军区与晋察冀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周文龙担任供给部部长。同年年底，周恩来在全军第一次后勤工作会议上强调：「后勤工作在军队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大家要以大局为重，做好本质工作，老同志要带头，首先是‘两杨两周’，责无旁贷。
」其中，「两周」指的是周文龙和周玉成。
在除夕聚餐时，毛泽东为后勤部门的辛勤付出举杯致敬，他表示：「前方的胜利离不开你们的功劳！」刘伯承也对周文龙的及时贡献表示赞赏，他表示：「你的黄色炸药送得真是时候，如果晚几分钟，黄维可能就溜掉了！
」在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作战时，粮食、被服、药品等供应非常紧张，前线急需物资的电报如雪花般纷飞。
为了及时解决前线的物资需求，周文龙和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搬到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办公室旁边。聂荣臻表示：「军委总后勤部刚成立不久，资源有限，朝鲜前线所需的作战物资，华北军区要尽力满足。
」
当前线紧急需要物资时，周文龙总是能迅速调动华北军区的库存，甚至想办法筹借调拨。当发现我国生产能力远远不足时，他主动组织扩大生产，同时对缴获的日、美炮弹进行翻修，以解燃眉之急。
此外，他还领导华北军区在短时间内赶制了11.5万套冬服，并动员多地军民制作炒面，为抗美援朝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国务院成立了煤炭、电力、石油三个工业部。总参谋长黄克诚在6月约见周文龙，并告诉他中央军委决定推荐他和李聚奎同志到石油工业部工作。
7月，周文龙辞去军职，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继续为国家的石油事业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