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辛亥革命风云，中国社会翻天覆地，摆脱了两千年封建帝制的束缚。然而，这场变革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面貌，很快国家陷入军阀混战的窘境。孙中山面对部下陈炯明的叛变，回到广州，不得不在困境中重新思考未来的打算。中国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支专业、思想觉悟高的武装军队，而黄埔军校应运而生。
然而，黄埔军校初创时却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政治部一职一直寻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加强学生的政治教育和提高政治素养。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对学校政治工作漠不关心，短短一个月后就离奇失踪；继任者邵元冲虽未离任，却兼任数职，匆匆忙忙，与师生交流甚少。他的演讲枯燥乏味，毫无新意，招致许多师生的反感，不久便被撤职。
黄埔军校的临时校务负责人廖仲恺感到十分焦急，于是求助于张申府，试图在国外留学生中找到适当的人选。张申府随即向他推荐了一位年轻有为的周总理。尽管当时周总理年仅26岁，而且许多人对他并不熟悉，但他的过往经历，特别是在黄埔时期的大刀阔斧的改革，足以证明他是这一职位的最佳人选。
周总理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祖父曾在朝廷任职，但到他这一代，家境已不那么殷实。由于家庭原因，他在幼年时被过继给叔父周贻淦一家，由叔母陈氏抚养长大。陈氏非常注重教育，经常向周总理讲述各种戏剧、神话故事和伟人事迹。这段童年经历赋予了周总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陈氏不溺爱也不娇惯，她严格教导周总理树立规矩意识、孝敬父母、待人有礼。周总理在叔母的培养下，继承了她的温和性格和对人的尊重。陈氏的教育理念强调勤奋学习、严于律己、培养好学精神。
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1910年，周总理被送到奉天，由四伯父周贻赓的照顾下，进入东关模范学校。在这里，周总理开始接受系统的学习，除了在生活上过着节俭的生活外，他还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行深入思考。在学校期间，他以年仅14岁的年纪发表了一篇对当时教育状况的深刻剖析文章，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篇文章后来被奉天省收录入【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一书中，并被两家出版社收录。这表明周总理早在14岁时就展现出了卓越的文学才华。
1913年，周总理随周贻赓来到经济条件更好的天津，并成功考取南开学校。在这里，他发表了许多新颖的文章，对社会时弊进行褒贬评论。学校还考虑到周总理的特殊情况，评定他为免费生。在南开学校的这个时期，周总理结识了严修、张伯苓等杰出的教育家，他们对他进行了精心指导，为他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17年，周总理在南开学校毕业后，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前往日本深造。在日本，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深深为其所折服。然而，他两次未能成功申请东京高等学校的深造名额，这使他对学业和国内动荡的状况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回国后，他迅速投身五四工人运动，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之一。他通过各大报刊发表文章，抨击旧社会弊病，宣扬新思想。同年，周总理进入南开学校大学部学习，并与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共同创办【觉悟】杂志。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周总理与张申府先生相识，并留下深刻印象。
不久后，周总理再次出国深造，前往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在这里，他与张申府重逢。张申府见到他雄心壮志、谈吐不凡、宽仁稳重，充满领导力和才华，深受其人格魅力所感染。在法国期间，周总理成为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的一员，由张申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申府不仅是周总理的入党介绍人，还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一职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924年，受组织指示，周总理回到广州，担任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负责广州地区的工作。在这一时刻，他已经26岁。与此同时，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职位空缺，廖仲恺苦于无人可用，求助于张申府。张申府随即向他推荐了周总理。然而，由于当时的周总理只有26岁，加上很多人对他不太熟悉，因此上任初期遇到了不少的质疑。然而，他只用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就以其出色的领导才能，使黄埔军校政治工作井井有条，进行了一系列的大刀阔斧的改革，让人刮目相看。
首先，周总理对于教育工作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教育工作的本质应当最终服务于革命战争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周总理首先对相关机关组织进行了改组，并在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吸取了苏联红军的经验理念，建立了指导、编纂、秘书三股体系。同时，各部门加强联系，相互配合，提高了工作效率和专业水平。此外，周总理还吸纳一批优秀的党员加入政治部，并任命聂荣臻、李富春等人担任要职，设立政治教官，编写政治思想纲领，规范部门秩序等。这一系列措施使得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更加系统和有序。
其次，周总理注重教育改革，并亲自参与修订教育计划，增设了20多门政治学科课程，为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打下了坚实基础。他邀请各界优秀人士来校开展演讲活动，宣扬先进思想，同时鼓励学生成立政治学习小组，积极讨论问题，探求真理。他还成立了「血花剧社」，组织同学们参与排练与革命活动相关的节目，定期举办文艺晚会等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爱国热情。许多优秀党员，如陈赓、蒋先云等，在这里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除了以上方面，周总理还展现出出色的宣传工作能力。在五四运动时期，他作为学生代表不幸被捕入狱，然而在狱中，他竟然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思想阵地，进行深入学习。随着东征的临近，周总理带领学生们发行大量报纸、杂志、书刊等，系统化地宣传革命理论，为东征制造舆论环境。此外，周总理还秘密建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扩大了我党在黄埔军校的影响力。
周总理之所以能够在黄埔军校中赢得学生的尊重，是因为他的独特人格魅力，更因为他为学生们带来了前卫、理智的思想潮流。尽管当时周总理相较其他将官年轻，但他的年轻并不妨碍他在黄埔四巨头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1925年2月，第一次东征开始，周总理调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职位由包惠僧担任。尽管他在黄埔军校的在职时间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但他对于黄埔军校的建设和我党力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总的来说，周总理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卓越的领导才能，更在于他对于教育、政治工作的独到见解和深入改革。他使黄埔军校成为一所培养大批优秀将领的摇篮，为中国的救亡图存运动添砖加瓦。周总理的言传身教，激发了无数青年的爱国热情，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情永远激励着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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