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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名臣范文程与宁完我:都是名臣,却因性格不同,落得不同结局

2024-04-09历史

范文程与宁完我之进入后金范文程(1597-1666)字宪斗,号辉岳,祖籍江西,生于辽东沈阳卫(今沈阳市)。宁完我(1593-1665),字公甫,辽阳(今属辽宁)人。

范文程之进入后金,【清史稿校注】记为:「天命三年,太祖既下抚顺,文寀、文程共谒太祖。」但据张玉兴先生考证:「 范文程进入文馆之前的经历不会更优越于宁完我 」。

而宁完我之进入后金,据【满汉名臣传】记为:「天命年间来归,事贝勒萨哈廉,隶汉军正红旗。」又宁完我自述:「臣蒙皇上出之奴隶」,则范、宁两人经历实为相似,「都在努尔哈赤时代后金攻入辽沈时,被携入旗下为奴;也就是说,天命年间,他们不是以明朝生员的身份,而是以形同牲畜的俘虏的身份归于后金的。」

范文程稍异者有二 :一是其出身于明朝没落的官僚家庭,其曾祖范鏓曾为明朝正德时期兵部尚书,其祖为明朝沈阳卫指挥同知;二是其被掳入金,有一番死里逃生的经历。

不言而喻,其家世背景对范文程早期性格的形成应是存在一定影响。据【清史稿校注】记:范文程「少好读书,颖敏沉毅」。「颖敏沉毅」四字的描述,无疑向我们暗示了范文程应是一种遇事沉着冷静,处世含蓄坚毅的轻微内向型性格。

而其被掳入金,九死一生的经历,应是进一步促使范文程思想早熟,并铸就了其小心谨慎而又高度理性的个人性格

天聪三年,皇太极开设文馆,选拔知识分子入职,以备顾问。宁、范均以通文史入职 。据载,考取满汉生员入值文馆的谕令初下,宁完我即上疏自荐,且同时举荐鲍承先等5人,其急于入仕的思想可见一斑。

其时,恰巧皇太极为加强个人集权亦乐于从善如流,上下之心交相鼓动,宁完我遂在后金政权中脱颖而出。

与此同时,范文程小心谨慎的性格,却使其在最初对参与后金政治的积极性受到某些限制,因而其卓越的政治才能无法被尽早地发现、使用,未能做到脱颖而出。

天聪年间,范文程为皇太极所倚重的程度,一直排名于同时入值文馆的汉官鲍承先、宁完我等人之后,在某种程度上与此不无关系。尽管如此,范文程小心谨慎的性格与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又相得益彰,使其历时愈久,个人所折射出的政治魅力愈为光彩夺目。

至天聪十年宁完我被革职时,范文程被皇太极倚重特至,「资为心膂」,在汉族文臣中的政治地位已经名列前茅

宁完我的被废与其性格因素

天聪十年二月十五日,宁完我遭遇了其政治生涯中最严重的挫折。据【满文老档】记:先是,宁完我曾以赌博为人告发,但被皇太极赦免。

至是,「复与大凌河归附甲喇章京刘思宁赌博,为思宁家人告发,审实,拟宁完我罪,革其职。凡汗所赐诸物悉数夺回,解任,仍给萨哈廉贝勒为奴。」

其时为皇太极称帝前,宁完我也是皇太极心腹,为何会因赌博而遭到如此严惩,且 在此后10年未被启用呢?

有学者认为:「多次被讦告是宁完我革职解任的直接原因,但根本原因不在于此,……上疏建言太多,不免有失,得罪了皇太极,而这才是他革职解任的根本原因。」 此种认识固有其合理性,但宁完我被革职原因远为复杂

仅就主观方面而言,宁完我之性格因素尤为突出。宁完我的积极入仕思想,固然使其尽早地得到皇太极的信用,但与此同时,宁完我思想性格中的一些缺陷也逐渐显露。天聪三年,宁完我甫入文馆,即不揣贸陋自制行军律一册,并企图上奏皇太极颁行。最终,因众人劝阻而作罢。

众所周知,其时满洲上下皆以战争劫掠为生,宁完我计不及此,其行事鲁莽,虑事不周之缺点初步展露。 时隔不久,当其协助贝勒阿巴泰驻守永平时,宁完我又违令赌博

天聪六年,李伯龙更是参劾宁完我「杯酒醉语伤人,狠心尽露,大言于众,谓人眼中无书房众官,‘若不杀我,尔辈不得安生。’」据此数事,则宁完我言行不谨且易于感情用事、使酒任气的性格缺点一览无余。

宁完我又「以古大臣之风自期,」「不贪色,不爱财,清廉为汉官第一」;竭尽忠诚,举凡有益于君国者则知无不言,甚至不惜犯颜直谏。 天聪六年四月,后金军远征察哈尔部不果,企图转而南下攻明

宁完我即曾联合范文程、马国柱上疏劝阻,疏称:「与其以长驱疲惫之兵入宣大,孰若留精锐有余之力取山海。臣等明知失上旨,但既见及此,不容钳口也。」对于宁完我的细行不谨与忠心耿耿,皇太极并非一无所知,是以当其第一次被告发时,皇太极并未将其治罪。但宁完我并未因此而幡然醒悟,其「行止不端」的缺点虽经皇太极「屡加诫谕,竟不能改」。

而其「以古大臣之风自期」的做事风格,又使其在有意无意间忽视了两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即皇太极作为异族之君的帝王性格,以及其与皇太极在推行汉化改革、对明基本战略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

这些问题交互影响,最终导致了皇太极对其的极度不满 。在此种情形下,一些心怀不满者乘机落井下石, 宁完我的被废也就成为必然

范文程的崛起与明哲保身

宁完我之被废,在某种程度上,与范文程也不无关系。 范文程的崛起,使宁完我在无意中具有了可替代性。换言之,同样具有卓越政治才能,且小心谨慎的范文程的日见信用,使言行不谨,而又屡逆君心的宁完我变得并非再像最初那样不可或缺。

当然,范文程本人或许并未意识到此点。宁完我的政治挫折,对范文程来说,更多的可能还是一种「前车之覆」的借鉴作用。

此后,范文程虽备受倚重,在崇德元年升任内秘书院大学士,并特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却变得愈发小心谨慎,不仅极力地去揣摩、顺承皇太极之意,也颇为注意与其他满洲亲贵间的关系。

崇德六年三月,在进攻锦州时,多尔衮、豪格等「违命离城远驻,任意改猎怠玩」皇太极闻讯大怒,君臣关系极为紧张。 在此情形下,范文程极力斡旋,最终,皇太极「少霁天威,仍令入署办事。」君臣矛盾消除

崇德八年八月,皇太极病逝,围绕帝位继承问题,清统治集团内部展开激烈斗争,对此, 范文程十分明智地采取了完全回避态度 。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发现有可以证明其曾介入的史料依据。

当然,如此而言并非就意味着范文程并未受到丝毫影响。在崇德八年十月,突然发生了豫亲王多铎谋夺范文程之妻的事件。 时光若是倒流回皇太极在位时期,相信多铎无论如何也不敢有此妄举

面对如此奇耻大辱,范文程却未见有什么过激反应。不仅如此,据载,自十一月初一日至十二月十九日,范文程一直照常入值,「器宇洪深,人罔窥其喜怒。」当然,如此而言,并非就意味着范文程并无喜怒。只是,现在皇太极死了,而多铎与兼摄国政的多尔衮属于一母同胞。

投鼠忌器,范文程理性地采取逆来顺受,淡然处之,甚或假装此事从未发生的态度, 也许就成为其明哲保身,而不重蹈宁完我覆辙的最佳选择

范文程既对多铎心存芥蒂,又眼见多尔衮专权自重,内心愈发不安,遂更为小心谨慎,任劳任怨,表面上对多尔衮恭敬顺从,实际上却时刻注意与多尔衮保持一定距离,「时称疾家居」。两人的关系遂呈现出微妙与复杂,冷淡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疏远,若即若离,耐人寻味。

宁完我向范文程之转变

宁完我的政治挫折,以及范文程的平步青云,都让宁完我不能不有所反省。 顺治十年,宁完我自述:「臣又窃自思念壮年孟浪,疎慵贪博。辜负先帝,一废十年。皇上定鼎燕京,始得随入禁地,仰覩天颜,矩趋公署,株守臣职者,又复十年于此。十年间忍性缄口,不复作狂吠之犬。」 宁完我已然认识到其被废的原因所在,认识到其思想性格与政治命运间的内在联系

因此,自顺治二年五月复出后,宁完我呈现出与前迥异的风格。一是任劳任怨,始终不怠。顺治帝即曾赞其:「素效忠勤,历今始终不渝。」二是小心谨慎,于政事轻易不再有所建言。

顺治三年二月乙酉,多尔衮就曾责问宁完我:「尔向来常有陈奏,今胡默然?尔等内廷官员,于国家事物当不时条奏为是」。

直至顺治帝亲政后,宁完我依旧少有陈奏。顺治十年正月,顺治帝即曾提到,当其命人审问京城大盗李三时,惟「宁完我、陈之遴默无一语。」仅是到了顺治十一年三月, 宁完我因备受顺治帝优崇,且得到济尔哈朗等人支持 ,其确信能够击败南党势力之后,宁完我才疏劾了时任吏部尚书的南党首领陈名夏。

范文程思想性格的成因

宁完我因其向范文程之转变而备受赏识,那么,范文程的思想性格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不言而喻,前面所述范文程的家世背景、早年经历与所受教育等,都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但除此外,清初「崇满抑汉」的满洲本位主义,以及对汉人汉官的政策,也是极为重要的方面。

包括范文程在内的汉人汉官在清初的政治地位,始终无法与满洲亲贵相提并论 。天聪五年,宁完我曾疏陈:「若夫汉官祗因未谙满语,尝被讪笑或致凌辱至伤心堕泪者有之。」又顺治十一年三月,宁完我自述:「臣不熟满语」。

以宁完我、范文程等饱受儒家教育之汉族知识分子,与文化水平低下且「崇尚武功」之满洲赳赳武夫同朝共事,语言不通且良莠不齐,不难推测, 宁完我所言当并非个别现象 ,且极可能为两人所耳闻目睹甚至亲身遭遇者。

又,文馆秀才胡贡明言,其虽能上疏条陈时宜,但身家性命却悬于贝勒之手,故其「虽至痴至愚,即至于冻馁以死,绝不肯轻易惹恼贝勒,而自履不测之地也」。

宁完我、范文程与胡贡明情形相似, 在其时政治处境亦当是极为低微,且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一方面,他们直接为皇太极服务,并深得倚重;另一方面,却与本旗王、贝勒依旧存有严格的隶属关系,政治地位相差悬殊,形同奴仆。

每当与满洲亲贵集议朝政之时,宗室诸王均得入座,而汉人汉官皆需跪在地上,不拘时间,无一例外。

至崇德、顺治时期,范文程尽管更是被倚重特至,似乎政治地位已达到一定高度,但其实际政治地位依旧非常低下。否则, 亦不会轻易地发生多铎企图抢夺其妻子的事件了

对于汉人汉官政治地位低下的问题,皇太极并非一无所知 ,但「崇满抑汉」的满洲本位主义始终是其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指导思想。箫一山先生即言:「皇太极之优待汉人,原为一时之利用,故表面上对于汉官虽怀柔备至,而对于一般之汉人,则不惜竭力压制,以免其势力之膨胀」。

对皇太极与其时满洲上下普遍持有的轻视汉人思想,范文程、宁完我并非毫无察觉。但因思想认识以及性格方面的差异,两人的反应又有所不同。宁完我在天聪五年即上疏指出汉官受辱现象,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其对「崇满抑汉」政策心怀不满的公开表示

相形之下,却未见到范文程对此有何表示。 范文程当然不会是没有任何感受,但其保持沉默,应是源于他对此有着更为清醒、深刻的认识

也由此,他一方面在小心翼翼地极力避免因自己汉人出身、思想意识中所存在的汉化色彩而可能引起的皇太极的猜忌,避免与满洲统治集团在推进汉化改革、对外基本战略等方面的认识分歧;另一方面,他时时处处不惜替满洲统治集团的利益考虑,表现为鞠躬尽瘁。尤其是在得知明朝灭亡后,他立即向诸王上疏,力劝满洲亲贵火速入关与农民军争夺天下。

入关后,范文程又为帮助大清定鼎中原而日夜筹划,殚精竭虑。最终, 忠心耿耿的表现为范文程赢得了满洲统治集团的普遍认可与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