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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解放,刘伯承急令务必找到一国军中将:他是西南解放第一功臣

2023-12-31历史

1950年11月30日,中央任命刘伯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当时国内战争已经结束,为使我军向现代化强军转变,必须对高、中级指挥员进行系统的现代军事培训。

刘伯承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为学员们找老师。虽然解放军打了许多漂亮仗,最终战胜了敌人,但客观而言当时的军队中缺乏懂现代军事的人才。反而是被打败的敌军中有不少出国留学,接受过系统的现代化军事培训的人才。

军事学院成立之初,刘伯承不计前嫌,大胆邀请了许多起义、投诚甚至被俘的国军高级将领来当教员。初期,在军事学院工作的前国军军官达600人,占教员总数的70%。其中有一位是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代理参谋长刘宗宽。

看过电视剧【亮剑】的朋友应该都记得其中经典一幕:被俘的国军暂7师师长常乃超到南京军事学院担教员,一开始李云龙就非常不服气,上课常常捣蛋,弄得常乃超异常尴尬。

艺术源于生活,这样的现象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手下败将突然成了自己的老师,还要教自己打仗,非常缺乏说服力。学员都是身经百战的解放军中、高级将领,他们思想一时间难以转变,或多或少会对手下败将有些歧视,刘宗宽也面临过与「常乃超」一样的尴尬处境。

师生之间有隔阂,教学工作自然做不好。为此刘伯承常常给学员们做思想工作,对于那些骄傲自大、不尊重教员的学员还提出了严肃的批判。

在一次党委会上,刘伯承特别强调:「刘宗宽同志立下解放西南第一功,进军西藏,我采纳了他很多宝贵意见,他是我们自己人,大家不能歧视。」此时,军事学院的工作人员和学员才恍然大悟,这位国军中将原来是个大功臣。

刘伯承为何称呼一位国民党中将为自己人?他到底做过怎样的贡献,能被刘伯承评价为「解放西南第一功」?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刘宗宽传奇一生。

刘宗宽于1905年出生在陕西蒲城县东刘家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与其相距20来里的孙镇甘北村有一个叫「中秋会」的团体,领导人是杨虎城。他们专门打富济贫、抗捐抗税、对抗土匪恶霸,在当地小有名气。刘宗宽自小便将杨虎城视为英雄。

1924年,刘宗宽从陕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毕业。他心怀报国救民的志向,对北洋军阀统治十分不满,决定投笔从戎,便投奔杨虎城部担任文书。当时杨虎城部已经是国民军前敌总指挥,正在部队中挑选青年才俊送到黄埔军校学校培训。刘宗宽有文化基础,幸运入选,后就读黄埔军校第三期。

从军校毕业后,刘宗宽回到部队担任杨虎城的副官。刘宗宽回到部队时,正值历史上著名的「二虎守长安」。河南军阀刘镇华在吴佩孚支持下率兵10万围攻西安,当时城内仅李虎臣、杨虎城部不足1万人。

兵力悬殊10倍,战况极为惨烈,但守军却坚持了8个月之久,直到冯玉祥挥师南下解围。正是在这种极为艰难的环境下,作为副官的刘宗宽始终跟随在杨虎城身边,鞍前马后,生死与共的,两人结下了极深的感情。

杨虎城对刘宗宽极为器重,一路提拔其担任团长、副旅长、参谋长等职务,还于1934年将其送到南京陆军大学深造。

杨虎城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时,刘宗宽还在南京念书。他仍被南京当局当做人质扣押,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才被释放。

1937年8月,刘宗宽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军校毕业,老蒋想将他派往汤恩伯部任职。当时杨虎城已被老蒋逼迫「出国考察」,加上之前莫名被扣押,刘宗宽对老蒋毫无好感。刘宗宽拒绝了老蒋的任命,仍回旧部队担任陕西军管区参谋长。

抗战爆发后,杨虎城数次申请回国抗战未获回应,便自行回国,随即被老蒋软禁。他领导的部队渐渐被老蒋分化吞并,西北地区成了胡宗南的天下。

1939年的一天,胡宗南任命刘宗宽为暂编第15师师长。这支部队原属于杨虎城系统,正准备开赴抗日前线时遭胡宗南扣留改编。刘宗宽内心非常清楚,胡宗南的目的是想借助他在杨虎城部的人脉改造控制这支部队。

刘宗宽并不愿意受胡宗南控制,常常抵触胡的一些人事安排,两人矛盾渐渐加深。一次,刘宗宽发现胡宗南任命的一名亲信团长在搞走私,便将其扣押。没想到此人倒打一耙,诬告刘宗宽贪污,胡宗南还故意编造刘是杨虎城外甥的谣言,将其押送到重庆。

刘宗宽心想,你们这些地方大员胡作非为,到了最高层总该有人伸张正义吧?然而就凭「杨虎城外甥」这一条,就能让他脑袋落地。老蒋想的是斩草除根,最终在涉案人员的公文上批了「一律枪决」四个字。

刘宗宽的妻子崔东亚赶到重庆,找到刘的同窗好友韩练成,请他营救。韩练成找到冯玉祥,由他出面总算救下了刘宗宽一命,但刘仍然被判刑13年。又经朋友运作,得以保外就医,并以「调服劳役」的名义到重庆陆军大学任教,最终由陆大报请免除余刑。

为营救刘宗宽,除韩练成外,刘的老师、正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韩兆鹗以及郭则沉等人也出力不少。受他们影响,出狱以后刘宗宽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又称第三党),投身民主运动。

刘宗宽开始与一些中共人士接触,他还先后见到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不顾个人危险,深入虎穴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使刘宗宽对中共的救国路线和中共领导人的胸怀极为叹服。

而老蒋却仍然玩弄「两面派」伎俩,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挑起内战。这使刘宗宽对国民党更加失望和痛恨,他暗暗决定,等免刑手续办妥,不会牵连担保人后,就奔赴解放区参加革命。

正在这时陆大教育长徐培根却推荐刘宗宽去担任重庆行营少将参谋处长。原来行营主任张群托徐培根物色一位参谋处长,而刘宗宽曾是陆大第一名毕业,自然成了首选人物。

一开始,刘宗宽并不想就任,他一心想奔赴解放区。徐培根一再劝说后,他才将此事报告了农工党重庆负责人郭则沉。郭则沉征求中共方面意见后认为,刘宗宽留在重庆要比去解放区作用更大,因为老蒋正在发动内战,留在敌人内部可以获取一些情报。

于是刘宗宽便开始了自己的潜伏岁月,为便于开展工作,他左右逢源,「巴结」了许多平时非常痛恨的人物,渐渐在敌营中站稳了脚跟。

在1947年2月的一次会议上,刘宗宽听到当局正准备秘密查封中共四川省委的消息。他立即将该情况汇报给郭则沉,又由其通报给中共,四川省委立即进行了准备。

28日,重庆警备司令部百余名军警突然对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进行查处,然而他们没找到任何有价值的材料。不久,八路军办事处等机构便撤回延安,刘宗宽提供的情报让中共避免了一次损失。

没过几天,刘宗宽去办公室时意外听到行营参谋长肖毅肃与特务头子徐远举的谈话,其中提到郭则沉的名字。刘宗宽意识到当局准备对郭下手,立即通知其连夜撤离。果然第二天,特务就找上门来,但他们又扑了个空。徐远举在办公室自然自语道:「他妈的,郭则沉怎么就会消失了呢?」

郭则沉走之前特意交待刘宗宽一定要坚守岗位,此后会派人来与其联系。此时的刘宗宽就像断线的风筝与组织彻底失去了联系,得到情报却无法传递出去,让他无比苦闷。

一直到1949年5月间,解放军派房显志和黄克孝到重庆与刘宗宽联系。房与刘是好友,又是干亲,几乎无话不谈。见面后,房开门见山地说,自己的任务是获取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队部署情况。刘宗宽笑着说:「情报我早已经准备,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当时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国民党军队仍剩150余万人,形成白崇禧、胡宗南为首的两个骨干集团。白崇禧与余汉谋等人策划湘粤联防,企图阻止解放军进入两广。同时掩护胡宗南占据秦岭、大巴山等险要地形,抗拒解放军入川。妄图联络云贵等地区军阀,割据西南,顽抗到底。

对此,中共中央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二野四兵团自赣南出广东,再由广西兜击云南,封锁敌军逃往境外通道。在广州解放后,四野发起广西战役围歼白崇禧部,在宝鸡的一野将胡宗南集团抑留在秦岭地区,二野趁机经湘西、鄂西直出贵州,切断胡宗南集团退往云南的通道。

这个战略可以将敌军分散聚歼于境内,但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二野主力须穿过胡宗南与白崇禧之间,快速插入川东地区。一旦在川东地区遭到强力抵抗,又被胡、白两部夹击,胜负难料。为此,中央急于弄清敌军在西南地区的部署情况,同时还要制造由川北入川的假象,将四川敌军主力调往川北。

那时,刘宗宽已经晋升中将,担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由于参谋长缺任,他实际上代理参谋长职务,军队部署方案均由他制定。中央在得知敌军部署情况后,验证了「大迂回、大包围」策略的正确性。

刘宗宽在制定战术方案时,故意在川东南地区留下一个口子。这一地区不论从地理上还是名称上,都属于宋希濂的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驻防。但刘宗宽在方案里并未明确防守职责,宋希濂想管但又无依据,川军地方部队也不愿听他调遣。所以,川东南地区实际上未增派一兵一卒,只是由战斗力较弱的地方保安团驻守。

此时,贺龙领导的北线军队正在川北地区制造大举进攻的假象。为此,老蒋在重庆召开了一次高级会议,判断解放军的下一步动向。

刘宗宽早已制定出迷惑老蒋的情况判断,他分析:川东地区不便于大兵团运动,且没有解放军大部队运动迹象。而川北地区交通便利,兰州又有解放军兵团活动。中共必然会效仿三国时期邓艾伐蜀,从川北直插川西平原。

不过刘宗宽并不打算自己汇报,而是找到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将情况判断详细向他说明。沈策自然很乐于接受这样一个表现的机会,而且由他报告更容易获得老蒋和胡宗南的信任,也不会让刘宗宽引起注意。

沈策在会上慷慨陈词,其观点与老蒋的想法不谋而合。老蒋决定将防御重点转移到川北,将原驻于重庆、璧山地区的罗广文集团调往川西北地区。

罗广文集团长途跋涉赶往川北西,还未部署完毕,解放军二野主力已经向湘西、鄂西挺进。川东地区形势一下变得紧张,罗广文集团又奉命回调川东。这使罗广文部疲于奔命,战斗力大减,刚折回川东白马山一带还未完全展开,就被解放军击溃,歼灭了大半。

川东门户洞开,解放军兵峰直指重庆,但老蒋仍不甘心。他一边部署加强重庆防御力量,一边下令紧急抽调800辆汽车,将胡宗南的王牌第一军星夜调往重庆,企图与解放军进行决战。

这是一个极为机密的计划,只有胡宗南等个别高级将领知情。但无巧不成书,刘宗宽又在不经意间得知了这个情报。就在老蒋下达命令那个下午,第四补给区司令邱渊急匆匆地赶路,与刘宗宽撞了一头。

两人平时关系就不错,刘宗宽问道:「邱渊兄,你这急匆匆的是火烧眉毛了?」

邱渊抱怨道:「老头子让我在10小时内调集800辆汽车,你说我一下子上哪找去?」

刘宗宽顺势问:「调这么多车,难道是要撤离重庆?」

邱渊低声说道:「是要把胡宗南的第一军调过来。」

情况紧急,刘宗宽心想必须立即把这个情报传递给解放军。但不巧的是,交通员黄克孝刚到解放区去送情报,二野派来的秘密电台又还在路上。

情急之下,房显志想起了一个叫王昆山的人,他是二野派来潜伏在重庆警备司令部的地下情报员,曾与房显志一起工作过。按照情报工作规定,王昆山属于另外一条战线,他们不应该有横向联系。

但情况紧急,只能违反规定去找王昆山。王昆山得知情报后也觉得非常重要,决定亲自出城送情报。为给王昆山提供掩护,刘宗宽搞来一张空白证件,让王昆山化装成上尉军官,拿着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通行证出城。

最终,王昆山顺利通过关卡来到解放军前沿阵地,他被解放军战士当成俘虏抓了起来。经过再三解释,王昆山最终被送到解放军12军军部,军长王近山亲自接见了他。随后,王近山又将这一情况汇报给刘伯承,刘伯承下令三兵团主力急速挺进重庆。

11月28日,胡宗南的第一军一部刚运到重庆外围,就被解放军击溃。老蒋保卫重庆的计划彻底破碎,只能由重庆逃往成都。两天后,重庆解放。

国军撤离后,重庆出现短暂的真空期,当时城内仍留下不少潜伏的特务,环境十分凶险。刘宗宽在传递完最后一份情报后,就带着家人隐蔽起来。

此时刘伯承也非常牵挂刘宗宽的安全,电令前线进城部队,务必找到此人。最终解放军用吉普车将刘宗宽接回市区。据二野情报员邹逢春讲,二野原计划在春节前到达重庆,没想到整整提前了两个月。

大西南解放后,刘伯承、邓小平还专门接见了刘宗宽。刘伯承曾多次称赞刘宗宽:「解放西南所起的作用胜过10万雄兵,堪称第一功」。

刘宗宽被聘为二野司令部高级参谋,后又被刘伯承邀请到南京军事学院工作。一开始,大家对刘宗宽的真实身份并不知情,由于惯性思维对其有偏见。经刘伯承公开其身份后,大家才对他刮目相看。

解放后,刘宗宽长期在农工党工作,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他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加入中共,他曾多次向组织提出过入党申请。但由于他长期在农工党工作,组织认为他留在党外更有利于巩固统一战线。

1992年7月,刘宗宽因病去世。组织考虑到他的特殊贡献,以及平时的表现,根据他生前的愿望,追认其为党员。

网络上有一个段子叫「天下何人不通共」,这是对国民党被处处被渗透的调侃。战争期间,无数红色特工潜伏敌营,获取了大量的情报,很大程度影响了战争的进程。

但高级情报员往往是来自敌人内部的高级将领,他们为何要放弃优渥的待遇,倒向另外一个阵营?谁才能真正救中国,谁代表着光明,谁更得人心,相信他们内心已经进行过反复衡量。

与其说「天下何人不通共」是一句调侃,不如说它是人心的真实写照。民心所向,胜之所往。当大多数人内心做出了选择,胜负也就已经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