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于大渡河溃败，此乃必然结局，并非事后而论，实乃就其当时所处局势及一系列举措观之，其败局已定。
为何如此断言呢？我们不妨梳理一下自「天京事变」起，至石达开抵达大渡河这一期间所发生的事宜。
咸丰六年（公元 1856 年）九月初，佐天侯陈承镕告发东王杨秀清有意谋逆，天王洪秀全遂密令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与燕王秦日纲，率部回天京戡乱。
当月 4 日，韦昌辉率三千士卒率先抵达，于当日夜间，与秦日纲会合，在陈承镕的接应中，众人趁夜袭向了东王府。
此夜，东王府惨罹血灾，遍地血红。
其间，东王杨秀清遭诛杀，连东王府中的数千男女老少，亦皆亡于乱刃之中，整个东王府，近乎无人幸免。
次日，杀心大起的韦昌辉，令其部下借搜捕「东党」之名，于城中肆意屠戮，诸多东王部属惨遭杀害。
据相关记载，彼时约有两万余人因该事件丧生，此即为「天京事变」。
事变发生十余日后（因其当时身处前线，以致归期延迟），石达开方率部抵达，入城后，与韦昌辉、秦日纲会合，并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会议。
于此次会议中，石达开斥责韦昌辉肆意屠戮无辜之人，然而韦昌辉却将此视作石达开对东王的庇护，故而，几人最终不欢而散。
并且其后，韦昌辉欲借此契机，对石达开施以加害之举。
为求生存，石达开只得连夜撤离天京，而其未能及时脱身的家人与部属，皆被韦昌辉屠戮。
其后，石达开抵至安徽，于此地，他满含悲愤之情向洪秀全呈书，吁请诛杀韦昌辉以安众怒，且此上书获几乎全体军民众人之支持。
鉴于军民呼声甚高，洪秀全只得将韦昌辉诛杀以平事端，同时，颁诏召石达开回至天京。
于是，当年 11 月，石达开应诏归来，受到军民敬称「义王」。同时，由他主导，就「天京事变」后的责任追究问题，提出「仅惩首恶，不责部属」之议，最终，连韦昌辉的家属亦获妥善保护。
如此一来，经由石达开的操持，天京事变所引发的混乱，得以迅速平复。
若依此态势推进，接下来石达开的契机在于积攒力量，向清廷展开反击，而当时太平天国也的确具备此等实力，诸多后起之俊才均可独挡一面，像陈玉成、李秀成等。可以讲，彼时太平天国将才济济，兵源充足。
然而，问题在于，洪秀全再度胡作非为。
他见石达开深得人心，遂心忧其势力膨胀，故而将自己的两位兄弟封王，以此对石达开多方牵制，总之是处处设障。
在此种情形下，石达开内心颇为烦闷。
他清楚知晓一旦内部起纷争会引发何种后果，毕竟「天京事变」仍记忆犹新。故而，他极度忧虑自身会因此丧命。于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石达开决意离去。
此为太平天国史上的一则重大事宜，便是石达开离天京而去。
石达开出走后，虽带走一些人，但并非如诸多说法中所称的达十万余人之多，其实际人数约为万人。
最为直接的佐证在于，石达开离走后，行至安徽某一小镇时，依当地驻守清军的相关记录，石达开所部于一夜之间，便渡过了该镇的一条河。
倘若人数达十万之众，此事则难以达成。
不论石达开自天京带走人员的具体数量，仅言其出走后，便遭遇一大难题，此难题亦为其后失败的导火线。
该问题在于，石达开怎样推进下一步的发展事宜。
需明确，尽管洪秀全在作战方面不及杨秀清，于内政方面不如冯云山，乃至综合能力相较其手下几位王稍显逊色，然而他却是太平天国的根本所在。
换言之，洪秀全乃太平天国合法性之基石，其存在使得太平天国的将士具备向心力。
然而石达开所面临的难题在于，此刻离去，显然是不愿再追随洪秀全，可若要他自行立户，却又难以达成。
为何如此？缘由在于太平天国的正统乃洪秀全，倘若石达开欲真正站稳脚跟并实现长远发展，除非其能够在洪秀全已然完备的框架之外，另行构建一套崭新的理论架构，例如创立一个与太平天国相似，然又存在差异的政权。
然而遗憾的是，石达开不具备此能力。
故而，缺乏此方面能力的他，只能凭借传统手段，即向部下赐予权力与财富，以此收拢部下，使其继续对他忠诚，为他效力。
否则，下属之人亦非愚钝之辈，追随石达开，既不能获名，亦无法得利，定然会离去。
此外，虽说石达开带走了不少人，然而这些人对他的态度，未必坚定不移。他们之所以选择跟随石达开离去，主要是源于对洪秀全以及天京的失望之感。
故而，他们认为石达开可引领他们获取更为显著的胜利，那时自身依旧会是天国的重大功臣。
然而，石达开能否引领他们获取更大的胜利，这是个问题。对于此，随石达开离开的人，内心亦无把握，仍处于观望状态。
简而言之，此群人对前途以及石达开，皆持迟疑、怀疑之态，盖因未来具诸多不确定性。
携此群心存疑虑之兵，其战斗能力，不难想见。
故而我们能够发现，石达开出走后，于江西与浙江多地作战时，战况极为不利，全然不见其身为翼王时的风范，甚至可谓是举步维艰。
一次失败，下属尚可理解，两次、三次亦能勉强予以接纳，然若次数频增，其后果究竟如何呢？
结果表明，石达开部在浙江的相关战事未能获取期望成果后，其士气已然下滑，待到江西战场，情况愈发严重，屡次的失败，不但使石达开部士气降至最低，而且致使不少人决定离去，回归天京。
另一方面，当石达开持续在多地征战，且屡屡受挫之际，为洪秀全缔造了绝佳契机。缘何如此？盖因石达开吸引了清军众多兵力，从而对清军形成牵制。由此，洪秀全借机出兵，接连取得浦口大捷、第二次攻破江北大营、三河大捷等诸多胜利。
这表明，石达开遭受打击，而洪秀全却坐享其成。
此外，洪秀全暗中多有不当之举，诸如以高官厚禄为诱，促使那些随石达开离走的将士归返，像石达开的得力助手杨辅清，便是此般的典型代表。
综合这几个因素，石达开所面临的局势愈发艰难，其一，连连挫败；其二，人员渐减；其三，始终受洪秀全的影响。如此发展，莫说进步，恐将覆灭。
故而，经审慎思考，石达开决意前往湖南。
之所以选择前往此地，缘由在于湖南乃湘军之根据地，彼时之湘军，恰全力进击安徽安庆，故而石达开决意施此「釜底抽薪」之计。
此外，他的规划为，攻克湖南后，继而转战湖北，最终挺进四川以构建根据地。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咸丰九年，石达开所发起的宝庆会战，终究以失败作结。彼时湘军迅速回防，而石达开却是独自作战，故而，未能取得成功。
此次失利，对石达开造成重大冲击，其后，他只得引领军队撤往广西进行整训。
事实上，彼时众多人不愿前往广西，为化解此难题，石达开捏造一则谎言，称其奉天王洪秀全密诏，赴广西扩充兵力，以此使得部众对其深信不疑，进而继续追随石达开。
此事足以表明，彼时石达开的部众并非全然与他同心同德，诸多人员乃是怀揣着跟随石达开可为天国创立功业之念想，方始终相随。
石达开深知此理，故而撒谎，然谎言既出，迟早需付代价，且此代价，不久便得以兑现。
抵达广西后，石达开攻克庆远府且屯驻于此，其后，着手施行改制，构建官府架构、委任官职人员等。
至此，但凡有识之士皆能明晰，石达开此举实乃意欲另立门户。
如前文所述，彼时随石达开之诸多将士，一则钦仰石达开之品德，二则因石达开并未表明与天国全然决裂，故而他们无论于何处征战，皆为天国之一员。
然而现今石达开如此行事，实乃公然决裂之举，于此情形之下，那些对天国忠心耿耿之人，定然不愿此种状况持续。
故而，在石达开攻克庆远府后仅一年之际，其部下大多离去，一部分回归天京，另一部分则向清朝投诚，总之，石达开身旁几近无人。
至此，石达开万念俱灰，遂携仅余的百余人，于广西故乡之乡村，展开了隐遁生涯。
换言之，石达开在离开天京后，欲自立门户、开创一番事业的念想，至此已然落空，且几无达成之望。
诚然，倘若石达开果真就此归隐山林，那其结局起码会理想许多，然而，事与愿违，命运竟给予石达开一个「重振旗鼓」的契机。
然而，此机会仿若「水中月」「镜中花」般虚幻不实。
石达开之所以能够重振旗鼓，与彼时在广西立足的大成国政权存在关联。此大成国乃洪秀全金田起义不久后，由广州天地会首领陈开创建的政权。
陈开举兵之初，原拟定攻略广州，怎奈清军势强，难以攻克，遂一路波折，行至广西。
在广西，陈开起初形势颇佳，接连占据梧州、南宁等地方，其队伍亦持续扩充，人数最多时，达十万余人。
然而，因清军向广西增派大量兵力，陈开的境况愈显艰难。待到石达开退至广西之时，陈开所建的大成国，近乎穷途末路。
倘若彼时陈开可及时与石达开取得联系，双方兵合一处，或许尚有一番大作为。然而，陈开此人颇为自负，即便知晓石达开已至广西，却未决定与之协同合作。
最终，大成国错失扭转局势的契机，遭清军击溃，致使其势力严重受损。
迫于无奈，陈开只得俯身与石达开结盟。为表诚心，陈开毅然亲身前往拜访石达开，然而，不幸的是，其行踪遭暴露，尚未寻得石达开，便为清军所俘，随后遭杀害。
陈开缺失后，大成国几近瓦解，身为大成国隆国公的黄鼎凤，为避免大成国全然覆灭，竭力设法与石达开取得联系，且率部众前往归附。
如此情形下，已然隐居的石达开，定然难以继续沉寂，故而，在大成国一众将士的拥护下，石达开重新现身。
石达开复出后，决意赶赴四川，以在该地构建根据地。
由此可见，石达开此次重出，着实摆脱了洪秀全的影响。毕竟大成国之人，并不信奉太平天国的理念。故而，石达开欲开创属于自身的一番事业的构想，并非无法达成。
然而问题在于，大成国的兵力相较之前石达开的旧部，非但没有强出许多，甚至还要稍弱一些，致使石达开难以全力施为。
然而，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大成国的部众并非昔日石达开的直属部队，故而在忠诚程度方面，远不如从前，起码无法达到石达开指向何处，他们便攻打何处的水准。
便是率领着这般忠诚度欠佳、战斗力较弱的军队，石达开屡次辗转，于同治二年（公元1863 年）五月，抵达大渡河之畔。
在此种形势下，石达开已然濒临失败之境，缘由在于其麾下部队的这般状况，且他其后于大渡河畔的一系列举措，极大地提升了其失败的可能性。
何种操作呢？其一，石达开未能适时抢渡，从而丧失了良好时机。
据记载，当年5月14日石达开抵达大渡河，彼时河对岸尚无清军，此乃绝佳的渡河时机。
诚然，石达开并非愚钝之辈，他亦察觉到此点，遂命士卒多备舟船，以作渡河之备。
然而，就在当晚，暴雨骤降，致使河水猛涨，如此一来，石达开与其部众，难以凭借船只顺利渡河。
诚然，欲渡河并非别无他法，知名的泸定桥位于石达开所在之处的上游，借由泸定桥，亦可实现渡河。
然而，石达开无法借助泸定桥实现渡河。
其一，石达开当时所处之地与泸定桥相距约一百多公里，倘若未逢暴雨致使河水猛涨，以急行军之速，抵达此地并非难事。
然彼时河水猛涨，沿岸洪涝泛滥，石达开所率部众中尚有老弱病残者，于此般情形之下，他难以携这些人员安然抵达泸定桥。
其次，清军方面亦未停歇，当石达开抵至大渡河时，其已在河两岸的据点部署兵力，旨在阻止石达开渡河。
据记载，彼时清军于至少三处有所部署，如此一来，石达开难以抵达泸定桥。
诚然，此乃客观因素，责任亦不可全然归咎于石达开。彼时，除却走泸定桥，石达开实则另有一条路径可选，然其却自行断送了此契机。
在距石达开不远之处，有一条松林河，河上有一座小桥，可供通行，此路便是沿该河而设。
为何石达开无法通过此路？缘由很明晰，此路由当地土司王应元据守，而石达开初至大渡河时，将包括王应元在内的土司以及当地民众皆有所冒犯。
据史料所述，石达开所率部队初至大渡河周边时，其部下四处抢掠，对当地民众施暴，非打即杀。因其蛮横的态度与残忍的行径，致使当地民众和土司对石达开所部心怀极大怨恨。
于是，当地土司纷纷归附清朝，成为阻碍石达开的一股力量。
在此情形下，驻守松林河的土司王应元，定然不会准许石达开渡河。故而，自当年5月14日始，至6月3日止，石达开只得于大渡河畔踯躅，徒望河水而兴叹。
最终结局显而易见，清军持续收拢包围圈，石达开陷入绝境，无奈以自身投降以求将士活命，然而清军却违背信义，将石达开诱降后，对其余部大肆屠戮。
故而依旧如前文所述，石达开于大渡河兵败，实则为必然之结局，导致此结局的缘由，概而论之，可列为三项：
其一，石达开始终未能构建一套可摆脱洪秀全影响的体系，一直受洪秀全影响，此状况极大地动摇了军心，致使其手下部众最终纷纷离去。
切莫轻视此系统，洪秀全乃至历史上其他政权，但凡形成一定规模者，皆具备一套相仿的系统。且看洪秀全，其创立所谓的「拜上帝教」，进而引得众多人追随。
故而，若缺失一套系统，成就重大之事则颇具难度。
其次，石达开欠缺明确的战略构想与目标，始终处于持续流动作战的态势之中，进而致使将士们对未来愈发感到迷茫。
诚然，石达开之所以缺乏明确的战略思维与目标，实则可认为，其一直处于较为矛盾的状态。他始终未能清晰界定自身定位，究竟是为太平天国尽忠，还是欲成为太平天国的藩王，抑或是另立门户，总之在这几种念头之间，犹豫不决。
他无法明确自身究竟所需为何，故而难以确立明晰的战略目标。
第三，关乎大成国的兵力与忠诚度事宜，此点前文已有所述。其战斗力极为薄弱，尚不及当初的太平军，与清军相较则差距更甚。
最为直观的例证，便是石达开重振旗鼓后，与清军的数次交锋，战况着实难以言表，其中颇为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这些大成国的兵士，素质相差甚多。
综合此三种因素，石达开的失败乃必然之势。其抵达大渡河后，贻误渡河时机，且在当地引发民愤，如此种种，使其失败确凿无疑。况且，纵使石达开侥幸渡过大渡河，然其既无目标，又无战略，所率之兵战力薄弱，终归难逃失败之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