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8年春，在解放军锁定全国胜利局面的情况下，时任华北局第二书记的薄一波曾向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汇报了要尽快抓经济工作建议，但关于具体的措施，他还没有进一步研究。
朱德听完汇报后，当即说道： 「咱们的周恩来同志快来了。他是个管家的，管这一个家，他一定能把这个事情办好的。」 朱德稍作停顿后，又十分认真地说道： 「他这个人，历史就是管家的，是个好管家。」
全国革命胜利前夕，在西柏坡的一位苏联朋友曾感叹道： 「你们成立中央政府时不愁没有领导人，从哪儿找得到周恩来这样好的总理？」
事实的确如此，能够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复杂的工作统一地、有条不紊地开始实施， 周恩来同志无疑是共和国总理的不二人选。
历史证明，周恩来同志在担任政府总理的26年间，他用自己颇具远大战略的眼光和决断能力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处处感受到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留下的丰富遗产。
不过，1 950年，在除了周总理外，还有谁能够胜任共和国总理这一问题上，毛主席没有多加思考便给出了一个人的名字，并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同意。
毛主席说的这个人是谁呢？他究竟有何能力居然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同意。
投身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1886年3月5日，董必武出生在湖北黄安县的一个教书先生家庭，受家庭环境影响，董必武从小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读书写字更是不在话下。
1903年，17岁的董必武参加科举考试，中了秀。同年8月，他在去武昌参加乡试考举人途中，路过湖北的巡抚衙门时，出于好奇便在门口观望了一下，守卫见状，当即抓住他，并给他安上了一个「窥探官衙」的罪名。最终，董必武遭受了一顿毒打后被扔出了衙门。
这次经历不仅令董必武放弃了乡试，更让他真正看清了清朝腐败不堪的真面目。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董必武听到消息后，作出了改变自己一生的重大决定：离开家乡去武汉参加辛亥革命。这一年12月， 他加入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同黑暗的清廷作斗争，实现了自己从晚清秀才到民主主义者的转变，从此正式踏上了为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
然而， 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这让董必武十分失落和悲愤，也让他陷入了深深地思考。
在这一时期，陷入迷茫的董必武意外接触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相关消息，在仔细阅读了这些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书籍后，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注。 并逐渐在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从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
1919年3月，董必武便提出了 「中国的独立，必须走列宁的道路」 ，此后，他便回到武汉创办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董必武以 「朴诚勇毅」 四字作为校训，后来，他又在这四个字后面增加了 「干革命」 三个字，这说明干革命才是他创办这所学校的最终目的。 一年后，他的寓所，也成为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的「据点」。
为了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军阀政府，董必武最早提出了 「联合孙中山」 ， 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想法。 尽管这一提议受到了党内不少人士的支持，但同样也遭到了质疑。有人提出：
「应该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包慧僧、刘仁静等人甚至表示：
「对待孙中山也应如此，因为孙中山也是军阀，对待孙中山应该同对待北洋军阀一样，不应该有任何妥协，党决不能联合孙中山。」
针对这些反对意见，董必武始终坚持要联合孙中山的想法， 他明确指出孙中山不是军阀。 并在如何与其他党派合作的问题上提出 「一面在思想上进行批判，一面在行动上实行联合」 的想法。
不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董必武的意见未被采纳，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同其他革命党派合作」这一思想的正确性。 后来的历史也充分证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完全正确的。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惨绝人寰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汪精卫也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
事情发生后，董必武同宋庆龄、邓演达、毛泽东等22人联名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对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的做法进行了强烈谴责，并发出号召坚决同这一行为进行斗争。随着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董必武的人身安全也成为了一大隐患。根据党的指示，董必武离开中国远赴日本，1928年，董必武又听从党组织安排到苏联学习，直到1932年才回到了中国。
在苏联留学期间，董必武学习十分刻苦， 不仅学习了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还研究了各国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 休息时间， 他也从不闲着，总是一头扎进图书馆里。这一时期的刻苦学习为他日后主持中央党校奠定了重要基础。
1933年，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建立，董必武担任教务长，后又接任副校长。当时，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校长多是由中央领导人兼任，变动较大。 但董必武始终如一地待在这一岗位上，他也成为了该校实际上的负责人。
这一时期，学校的老师大多是请首长上课， 董必武同样也肩负着教学任务，为了能让学员听懂并掌握，他总是将复杂的理论知识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有学员在回忆起当年听课的经历时，曾表示 「已经过了近半个世纪了，但听过他讲课的人仍然对他讲的一些内容记忆犹新。」
毛主席、周总理先后赴莫斯科谈判
新中国成立后，受国际形势影响，遭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封锁，为了争取国际支援，帮助新中国展开经济建设，中共中央决定毛主席于1949年12月6日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 一方面是为了祝贺斯大林70寿辰，另一方面是想争取苏联的援助，签署相关协定。
12月16日，毛主席乘专列抵达莫斯科，并于当晚在克里姆林宫拜会了斯大林。双方进行了友好谈话，其中还涉及不少实质性内容。
自苏联和斯大林展开谈判后，原本信心满满、十分乐观的毛主席逐渐意识到了斯大林出尔反尔的真面目。
当毛主席将话题引起中苏条约这一棘手的问题上时，斯大林当即表示： 「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但必须弄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现行的1945年苏中同盟友好条约，还是现在就对条约作适当的修改。」
斯大林口中所说的1945年签订的苏中同盟友好条约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国民党同苏联方面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中提到：
中苏共管长春铁路三十年，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苏军进入东北后，收复区内由中华民国派员设立行政机构并派军事代表和苏联联系。日本投降后最迟三个月内苏军全部撤出东三省。条约有效期为三十年。
随后，不等毛主席开口，斯大林特别强调道： 「这一条约已经征得了美英两国的同意，鉴于此，我们内部决定暂不修改其中的任何条款。因为要是改动的话，会让美英找到借口，乘机提出修改有关库页岛等地的条款协议。」
很显然，斯大林将苏联的既得利益跟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紧紧绑在了一起 ，而重新签订新的条约似乎已经被斯大林拒绝了。对此，毛主席表示： 「怎样对共同事业有利就怎么办。但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不要急于从旅顺口撤军，也不要急于修改条约。」
尽管毛主席如此表态，但实际上，他此次访苏的主要目的便是签订新条约。可见，这次的会谈并没有取得明显成果。
自这次会谈结束后，斯大林便迟迟不肯再次敲定与毛主席进行下一次会谈的日期，因此，毛主席一连「被晾在别墅里几天」。1956年，毛主席还在谈起当年在莫斯科访问的事情时，还称 「我在莫斯科没事干，就发牢骚。我对苏联方面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实际上，我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
12月22日，毛主席邀请柯瓦廖夫谈话，并请他将这次谈话记录交给斯大林。 毛主席提出希望能够在未来两天举行一次会谈，主要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等问题。此外，毛主席还提出要将周恩来叫到莫斯科签订这项协定。
24日，中苏第二次会谈如期举行，但 令毛主席大为恼火的是，斯大林在会谈中丝毫不提条约问题。
1950年元旦， 毛主席决定将原本计划访苏的3个月行程缩短为2个月 。一方面是出于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工作繁杂，另一方面是毛主席认为以当前的形势看很难重新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既然如此，他也就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莫斯科了。
不过，就在同一天， 斯大林却突然改变了主意，同意与中国签订同盟条约，究竟是什么促使他改变了想法呢？
原来，当时有英国媒体发布消息称 「毛主席在莫斯科被斯大林软禁了。」 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热议。苏联一时间处于舆论漩涡，此事事关重大，苏联方面立即找中方商讨对策。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毛主席出席记者会答记者问。
几乎同时，英国、印度、缅甸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也宣称将调整在亚洲的政策，脱离中国内战。这让斯大林意识到美国并不会干涉中苏签订新的条约。
综合以上种种，斯大林不仅同意签订新的条约，也同意周恩来前往莫斯科。
1月2日下午，毛主席给北京发去了一封电报：
「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进展。斯大林同志已经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在得到苏联方面「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的承诺后，毛主席随即计算了周恩来前往莫斯科的时间，想了片刻后，他说道：
「我的电报是1月3日到北京，给恩来五天时间准备，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要11天，也就是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大约十天时间用来谈判和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便和他一道回国。」
毛主席还 特别强调周恩来一行人乘火车来莫斯科的消息不准对外发布，一切等来到莫斯科后再发布。
1月5日下午，毛主席再次给中共中央发去致电，指出两点特别注意事项：
「第一，改定中苏条约等问题在政务院及政府委员会讨论时，应嘱到会者保守机密。第二，周恩来率十余人动身以前或在旅途车中，应召集这些人宣布纪律，不许乱说乱动，一切要听指挥。」
从毛主席事无巨细的交代中，足以看出这次赴苏签订新条约的重要性。
董必武不负重托，圆满完成政务院各项工作
1950年1月2日，毛主席从莫斯科发回的电报背面写着这样一句话： 「我建议，由董必武出任代总理。」
当时，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三个月，国内工作繁重且复杂，每天还有大量的突发情况等待处理。 为了完成这些工作，周总理几乎每天都在超负荷工作。
然而，这次，周总理需要到莫斯科同苏联方面进行新条约的谈判和签订，必然要在条约内容上花费大量时间，而毛主席此刻也不在国内。万一有情况发生，极有可能会出乱子。 正是考虑到这一情况，有先见之明的毛主席才会在发回的电报背面提出了选一位「代总理」主持国内大局。
无论是从党内地位还是从革命资历上看，董必武任「代总理」都是毫无争议的。早从革命年代开始，董必武便被党内尊称为「董老」。
1月9日，周总理一行人离开北京乘火车前往莫斯科，董必武正式代理政务院总理一职。期间，董必武不负毛主席和周总理重托，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
针对河北省、山东省及苏北地区春荒严重的问题，党中央十分重视灾区群众的生活，并提出了 「不许饿死一个人」 的要求。1月14日，为了解这些地方的灾情和救灾情况，董必武组织农业部、卫生部等部门组成视察组，前往当地视察灾情。26日，董必武又请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务必将全国灾情及救灾情况的相关材料分送给中央政治局的各位同志，以便中共中央能够及时掌握情况。
2月中旬，随着灾情进一步加重，一些不明真相的灾区人民在国民党特务、地主的煽动下开始大批外出乞讨。若不迅速采取行动解决灾情，新生政权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为此， 经中共中央批准，董必武提出成立中央救灾委员会，要求各级政府加强领导 。与此同时， 他还要求政务院其他部门切实做好救灾工作。
为了「不饿死一个人」，在中国一些地区还在进行战争，财政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董必武根据各地上报的灾情，经过协调，先后调拨了22.42亿斤粮食，帮助灾民渡过灾难。
在主持政务院工作期间， 已经64岁高龄的董必武每天都要高强度工作18个小时以上，白天主持国务活动，晚上还要参加研究国内外重大问题的讨论会议。
代总理的工作到底有多忙碌呢？从董必武给堂侄的一封信中便能窥见一斑：
「我忙的情形你们是难以想象的。别人在星期六下午、星期日一般不办公，夜晚只有我们党内少数人办公，夜晚办公的，白天往往不办公。我呢，早晨总是七点多起床，晚上总是两点多才睡觉，无所谓星期六下午，无所谓星期日，随我工作的秘书和警卫人员都过得很辛苦。」
1950年3月4日， 周总理一行人回到北京，这也意味着董必武的代总理职务结束。几天后，董必武将自己在代总理期间的工作向周总理作了书面报告。
1975年4月2日，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的董必武永远地离开了他爱得深沉的祖国和人民。他的名字必将永远镌刻在党的史册中，供后来人瞻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