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974年的春天，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前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
出行当天， 身患膀胱癌的周恩来不顾自己的病体 ，亲自率领四千多人到机场为邓小平送行。
站在飞机舷梯上挥手致意的邓小平微笑着， 但面对周恩来总理消瘦的身影，他的内心始终是难以平静。
在顺利完成了出访任务回国途中，中国代表团需要在法国巴黎转机。
抵达巴黎的邓小平却突然提出来，要去探访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一间小旅馆。
邓小平提到的这家小旅馆，位于巴黎13区「意大利广场」附近，这是一栋非常不起眼的小楼里
这间只有不到十平米的房间，陈设更是十分简单，二人在这里就拥有了深厚的友谊。
生死之交难得相聚
上世纪二十年代，戈德弗鲁瓦街17号旅馆的十六号房间，这里曾经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秘密编辑部。
一九二零年，当时只有16岁的邓小平来到法国开始勤工俭学。
一段时间后，邓小平在艰苦生活的磨练和进步思想的熏陶下，终于投身革命事业， 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时结识了比他大六岁的共青团旅欧支部书记周恩来。
当时周恩来是共青团旅欧支部【赤光】杂志编辑部的主编，邓小平则负责刻蜡版和油印的工作，包括聂荣臻、李富春、陈毅都曾在这家杂志社一起工作过。
根据邓小平的回忆，在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生活并不好。
吃得不习惯，住得也很挤，大概有半年的时间里， 他和周恩来同吃同住，两人之间渐渐有了一些共同习惯，比如爱看足球，爱吃法国的一种小吃，都热爱自己的工作和信仰......
就这样，两人在困境中激发的默契和友谊，在朝夕相处中与日俱增。
但是他们谁都没法预料到，这笔宝贵的人生财富，将会对他们今后的人生产生巨大的影响。
上海同孚路（原石门一路）的柏德里700号，有一栋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子，这里曾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1927年至1928年的联络点。
那时周恩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秘书长，主要负责主持中央工作。
邓小平则是中共中央的秘书长，主要工作是协助中央领导人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在1927年那段「恐怖」的日子里，地下工作的危险性让所有的革命者常常徘徊在生死的边缘。
在那段时间里，就发生了一次非常危险的事情，当时中央特科了解到， 上海巡捕房已经知道了周恩来的地址。
抓捕行动即将展开，特科的同志立刻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周恩来， 在周恩来的统一协调下，联络点中所有的同志都安全撤离，但邓小平因为外出执行任务，他刚好没有接到通知。
当时的邓小平还不知道危险已经距离他很近了，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他敲响了联络点的门。
恰好在巡捕房中参与搜查的巡警，有一位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听到了敲门声后立刻喊道： 「稍等，马上就来开门。」
站在门外的邓小平听到了声音不对，马上就意识到情况有变，立即翻墙而出。
在那么严重的动乱之下，一批又一批亲密的同志就牺牲在自己身边时候， 他们才知道「生死之交」就是在一瞬间有人将会失去生命。
也正是因为对周恩来声音的敏感辨识，让邓小平逃过一劫，这种长期以来形成了默契，成为他们总是能化险为夷的重要法宝。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三天，周恩来亲笔在一张照片的背面写下：「送给小平、卓琳同志留念。」
落款就是：周恩来、邓颖超，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延安。
这是一张周恩来和他妻子邓颖超的合照，他们夫妻俩共同把这张合影送给了邓小平和他的妻子卓琳。
在邓小平书房里摆放着一张书桌，书桌的抽屉里面放着一张他自己填写的履历。
履历下面就是那张周恩来、邓颖超合影的照片。
在一九九七年邓小平过世以后， 卓琳觉得这张照片非常的珍贵，她就一直把这张照片放在了自己的卧室中。
在新中国成立前十余年的战争岁月里，周恩来和邓小平各自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奋斗在不同的战线上，相隔遥远。
这一张照片是难得的几次相聚中，最简单，也是最深情的礼物。
直到在这张照片送出后的第九个年头后，周恩来和邓小平才有了再次并肩工作的机会。
相遇即分离
再次相遇时，是邓小平刚从西南局第一书记的任上调到中央担任政务院副总理。
自一九五四年九月，政务院更名为国务院后， 邓小平一直作为国务院的副总理协助周恩来工作，两人的默契合作也持续了十多个年头。
那时候周恩来与邓小平两家都住在中南海，距离不远，关系也十分密切。
因为当时居住在中南海有很多的孩子， 大家看到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叫周伯伯和邓妈妈。
但邓小平却跟他的子女们说： 「你们以后见到邓妈妈要叫姑妈，因为你们的邓妈妈就像我的姐姐一样。」
然而，这段美好的时光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1966年-1976年那个「特殊」的年代到来，打乱了人们正常的工作和平静的生活。
一九六九年十月，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一起，被一架专机送往了江西南昌下放劳动。
没有人知道邓小平将要在这里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机会再为党工作。
也就在邓小平下放江西之前， 周恩来特地给江西当地干部打去电话，让他们尽可能地对老友一家和未来的生活做一些细致的安排。
毕竟在北方生活的时间长，到南昌以后气候有不适应，也没有暖气，房费也不要收得太高了，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当地政府对邓小平他们的生活有了一些适当性的照顾。
就这样，邓小平一家三口住进了原南昌陆军步兵学校的「将军楼」。
这里，离他和卓琳劳动的拖拉机修配厂只有不到两公里的路程， 虽然他们的生活必须受到监管，更不能随意外出，但基本的生活还是有保障。
当时邓小平的住所水压不够，夏天没有水， 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下，当地政府允许邓小平一个星期去一次江西的滨江宾馆洗个澡。
在那种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安排，都是最温暖的呵护，陪伴着邓小平一家默默地度过了人生中最寒冷的冬天。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陈毅元帅在北京与世长辞。
一月十日，就在陈毅元帅追悼会召开前数小时，毛泽东主席突然提出前往参加陈毅元帅的追悼会。
在这一次的公开露面中，毛泽东第一次亲口提到了邓小平
当时正在一旁的周恩来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讯息，积极开展工作，开始为邓小平回到中央工作积极努力。
一九七三年二月，邓小平在江西下放三年后，终于毛泽东主席的批示下回到了北京。
而回京后，第一位来看望他们的老友便是周恩来夫人邓颖超。
邓小平夫妇就在屋子外车到了以后，一同将邓颖超扶着慢慢下来。
一块儿进入到屋子里面，邓颖超的就先问邓小平的孩子们： 「你们都怎么样啊」 ，因为她对邓小平家每一个孩子都非常的熟悉。
所有人坐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
刚刚从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中走出来的邓小平，这才从邓颖超口中得知周恩来的病情， 在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诊断患上了膀胱癌。
当时的邓小平特别的伤心， 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周恩来像兄长一样地照顾自己，而身体现在却得了这么重的病。
卓琳将周伯伯得病的消息告诉孩子们以后，所有人眼中都含着泪水，但是不敢流下来，怕邓妈妈看到。
周恩来终于住进了医院，医生们其实老早就催着要他早些住院治疗，但周恩来说： 「我一定要等小平同志回来再住院。」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 【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发至全党全军全国。
在周恩来的大力推动下，邓小平再次进入中央为党工作的事情终于尘埃落定。
在这件大事得以确定以后，心力交瘁的周恩来终于松了一口气。
以工作勤奋著称的周恩来，终于可以暂时放下肩上的担子，稍作休息。
一个月后，在北京玉泉山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见到了邓小平、卓琳夫妇，并且一块吃了一顿晚餐。
那顿晚餐的气氛，谈话的内容，今天的我们已无从得知。
只是邓小平在多年后回忆此事时他只说了一句： 「我们去看了总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样子了，我们相对无言。」
然而「相对无言」，并不影响这对老友之间的默契合作， 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并肩奋斗，又给困难中前进的共和国带来新气象。
四月十二日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他的夫人，从柬埔寨解放区到达北京。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73年4月13日，邓小平出现在欢迎西哈努克亲王一行的宴会上，这是邓小平自1967年离开政治舞台后的首次亮相，引发了世界的关注。
同年12月22日，周恩来亲笔起草的通知： 「邓小平任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军委领导工作。」
一九七四年初，周恩来与邓小平密切合作，共同处理外交问题， 四月份邓小平前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并代表中国进行发言发言。
四月十九日邓小平从联合国归来，在他踏出机舱门的那一刻， 他见到的还是他离开时的情景，来迎接他的仍旧是老友周恩来，那瘦弱却坚挺的身影。
这一刻，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一切信任和嘱托都在不言中。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邓小平从联合国回来没有多久， 周恩来再次住院接受手术，从此不再会见外宾，而代替他履行这项职责的就是邓小平。
一九七五年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将于一月十三日召开，这是自一九六五年以来第一次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周恩来将在会议中宣读政府工作报告，但此时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已经无法胜任任何长时间的工作。
主持起草报告的责任，很自然地落在了邓小平的肩上。
考虑到周恩来的身体状况，为了不使总理过度疲劳，邓小平叮嘱起草人，讲稿必须要短，三到五千字为宜。
第一稿出来字数长了， 邓小平亲自负责找人进行逐条压缩，最终压到五千字以内， 篇幅远远少于以往历届的政治报告。
然而继续如此，要当众宣读数千字的文章， 对于身体已经极度虚弱的周恩来说，依旧感到不轻松啊。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晚八时，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灯火辉煌，庄严肃穆。
步入会场的周恩来消瘦疲惫，在两千八百六十四名代表的瞩目下， 周恩来以人们熟悉的苏北口音，坚定而清晰的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
周恩来用明显虚弱但阳刚的声音讲道：
「现在做政府工作报告，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使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强国......」
在人大会议结束后的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 周恩来向中央提出了一项重大建议,他建议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全面负责。
刚刚工作仅一年多，邓小平就被赋予了党政军大权，并大张旗鼓地开展整顿。
面对这样的情形，「那些人」在恼怒恐慌之余，开始不断寻找并利用一切机会，企图阻碍邓小平的正常工作。
三次「打倒」，陪老友
因为「恐怖」势力还在，他们和邓小平之间还是会有很激烈的斗争。
有时回到家中的邓小平，看得出来这一段他的情绪是比较沉重的，坐在那里闭着眼睛开始冥想。
然而就算压力再大，工作再忙，邓小平也会抽出空来陪着邓颖超一起，同周恩来的主治医生定期开会，研究治疗方案。
随着周恩来的病情越来越严重，邓小平紧急奔赴医院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有时甚至是在半夜，只要电话一响，他就会立即感到周恩来的病榻前。
一九七五年的九月一天，周恩来的病情再次恶化，这一次急促的脚步声再次打破了三零五医院走廊的宁静。
周恩来急需进行一次大型手术，邓颖超、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都在医院守候，这其中还有张春桥。
就在手术平车将要到达手术室门口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突然问道：「小平同志在么？」
邓小平立刻就走过来，俯卧在老友的头旁边， 周恩来紧紧捂着邓小平的手，情绪顿时变得激动起来，声音也扬的很高说：「这过去一年多的工作里，事实证明你比我强的多！」
多年以后，当邓小平再次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时，曾对女儿说： 「总理讲的是心里话，也是说给张春桥他们听的！」
病榻上的周恩来用自己的方式，坚定地表达了自己对邓小平的绝对支持。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永远停止了呼吸。
在那场举国哀痛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五千多名与会者宣读了悼词。
性格刚毅的邓小平，在一生中即使徘徊于生死边缘，也不会掉泪的他，在读到「我们的总理」时，声音哽咽了。
还是那熟悉的四川口音 ：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
一九八零年的八月，邓小平的接受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中，曾这样谈起过周恩来。
他说：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们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
邓小平和周恩来俩个人， 从二十年代初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两个人是心心相印。
两位传奇人物共同的奋斗，风风雨雨将近六十年的时间，一块儿并肩战斗在一起，这在政治家、领导人当中是一个传奇故事。
周恩来去世后，按照他的遗嘱，将骨灰洒向了祖国的山川大海。
无独有偶，邓小平对自己百年后的归宿也做了相同的选择。
周恩来与邓小平，这两个为了党和国家事业奉献了毕生所有的革命者，最终在大海中得以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