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同盟会成立大会上，某「心怀首鼠而昧于孙文之为人」的台下听众突然起身诘问正在演讲的孙中山：
「他日革命告成，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民主乎？请明以告我！
此言既出，全场皆惊。演说正酣畅淋漓的孙中山听后「忽然如裂帛中止」，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事急之时，宋教仁的好友、会议组织者程家柽出面解围：革命者国家之公事，孙先生何能为民主君主。吾人之心中无慕从龙之荣，则君主无自而生。今日之会，惟研求清廷之当否革除，不当问帝王民主。
辛亥革命是一场共和革命，革命者自然无帝王之念想——事实上也完全做不到。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据南社社员徐宗鉴描述，当时前去迎接的，「商界仅王一亭，政界仅李平书，其余仅英士（即陈其美）与余两人」。这等场面，与主流历史所描写的「万众欢呼」、「夹道欢迎」相去甚远，堪称冷落。外媒对此倒是反应灵敏，「西报记者、日本记者却有十余人」前来捧场，不过他们感兴趣的，却是孙先生究竟带了多少款子回国。
1月3日，代理临时参议院（前身即「各省代表会」）再次进行选举，黎元洪不出意料地当选为临时副总统，但在表决孙中山所提出的各部总长人选时，其中有3人遭否决，几占名单的三分之一。
孙中山流亡海外多年，国内情况不甚熟悉，名单主要由黄兴拟定，人选如下：黄兴自任陆军总长、黄钟英任海军总长、王宠惠任外交总长、伍廷芳任司法总长、陈锦涛任财政总长、宋教仁任内务总长、章太炎任教育总长、张謇任实业总长、汤寿潜任交通总长。
被否决的3人分别为宋教仁、王宠惠与章太炎，参议员们的反对理由是，章太炎脾气怪诞、性格孤傲，宋教仁心高气盛、年纪太轻，王宠惠海外归来、阅历尚浅，均不合适担当重任。孙中山来时原本兴致盎然，不料第一次开会即受此难堪，最后只得默然退场。事后，黄兴多方协调，新名单以程德全换下宋教仁、用蔡元培换下章太炎，这才勉强通过。
人选名单出炉后，不满者不在少数。首先是湖北首义派，他们在总、次长的十八人大名单中竟无一人上榜，这未免有些说不过去。陕西革命党人、【民立报】的主持者于右任曾向黄兴提醒，名单酝酿时应考虑容纳武昌首义的革命同志，但「首义派」最后还是颗粒无收。
从潜意识说，这恐怕与名单主拟人黄兴在武昌的不愉快经历相关。黄兴的用人有私心，谭人凤也曾责怪说：「其于同辈中能力胜己者，虽明知而不愿用。以故南政府之组织，如宋教仁者则仅以法制局敷衍之，而汤化龙、汤芗铭、刘冠雄辈反特邀拔擢。」
事实上，孙武曾前来运动陆军次长一职，但已任陆军总长的黄兴显然不想用他做副手，孙武最终失望而去。张振武对南京临时政府也极其不满，每次见面，张都要撸起袖子、挥动胳膊，嚷嚷着说黄兴办事不公平。名单公布后，张振武更是在报纸上公开辱骂：「你们这些人碌碌无为，依靠别人成功了，权力却都被你们拿去了！」由此，湖北首义派走上与同盟会相对立的道路。
至于财政总长，黄兴原主张用名声在外的同乡熊希龄，但孙中山坚持用留美博士陈锦涛。外交总长的人选也争议颇大，按说应由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出任，但孙中山最终选择了王宠惠。王、伍两人都是法学博士出身，但王宠惠年仅31岁，资历、经验远不如伍廷芳。为此，王宠惠最初不敢受命，但孙中山却给他打气：「吾人正当破除所谓官僚资格，外交问题吾自决之，勿怯也」。
伍廷芳的反应倒还算豁达：「予视两者（指外交与司法总长职位）无甚差异，无所好亦无所恶」。但数年后，伍廷芳却隐约表达了自己的积怨，称孙中山当年任用留学生「不加甄别」，「委以总次长之要津，或专成之重寄。」
胡汉民自传中说，孙中山回国前，宋教仁有意推黄兴为大总统而自任内阁总理，章太炎也为之公开造势：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在这次的表决中，宋教仁落选的原因有二：一则年少，二则太坚持原则。为实行内阁制的主张，他不但与孙中山吵，而且与临时参议员们吵，由此受人恶感，被否并不奇怪。
至于另一个被否的老革命党章太炎，他可就要发飙了。章原本就脾气怪异，经常做出些匪夷所思的出格事。这次的革命，他上蹿下跳，活跃异常，结果却什么也没捞着，那当然不干了。两个月后，南京的川籍革命党人举行四川革命烈士悼念会，人在上海的章太炎居然不辞辛苦地送来一幅极刺耳的挽联：「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虎踞龙盘，古人之虚言」。此骂非无所指，堪称毒矣。
因为种种原因，多数总长并未真正上任，如江浙立宪派的张謇、程德全、汤寿潜等人。孙、黄等人对此倒不介意，因为他们采取的本就是「总长取名，次长取实」的策略，次长多为革命党人担任（陆军次长蒋作宾，海军次长汤芗铭，司法次长吕志伊，财政次长王鸿猷，外交次长魏宸组，内务次长居正，教育次长景耀月，实业次长马君武，交通次长于右任），这样反可以免去掣肘之虞。
话虽如此，由于存在时间短、经费奇缺等诸多原因，南京临时政府当时可做、能做、已做之事并不多，特别在清帝退位已成定局之时，更是如此。按之前各方的约定与默契，清廷发布退位诏书的次日，孙中山即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呈，袁世凯随后被举为临时大总统。
这时，孙中山及众革命党人的心情是复杂的。而这种复杂心绪的背后，则是一种难言的酸涩、苦闷与无奈。赴上海之前，已任广东都督的胡汉民曾劝孙中山留在南方整军经武，假以时日，以武力推翻清廷（乃至袁世凯）。孙中山却说：袁世凯之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两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
在黄兴看来，像袁世凯这样的权臣（能臣），他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必定有十二分的了得手段。假如袁能帮助革命党推翻清廷，就算让他当总统，任期也不过数年，届时可以把他选下去。但要是袁世凯不肯反正，而效仿曾国藩扶持清廷击败革命军——这并非没有可能——如此一来，战火相连，革命前途未卜，恐怕连光复的土地也要失去。与其如此，倒不如利用袁世凯搞垮清廷，走一步看一步，待机而动。
这种想法，不仅黄兴有，大多数革命党人也做如此想，其中恐怕也包括孙中山在内。
最主要的是，作为南方阵营的准代议机构，「各省代表会」在孙中山回国之前已达成决议，「虚大总统之位以待袁世凯」。这样的表述首提于汉口会议，并在之后的南京会议上得到确认，这也是孙中山所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由此，历史的结论更似乎倾向于，孙中山无所谓「让」，袁世凯也无所谓「夺」，双方都是按之前的约定与默契行事。如此，所谓袁世凯「窃国窃位」，更像是革命党人失败后的情绪宣泄而无事实之根据。
就连革命派刊物内部，如【民立报】、【神州日报】等也对「举袁」之说颇为提倡，其相关报道、短评及社论均不难找到。另外，列强的态度也是重要的一环。英国公使朱尔典即直接把「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作为斡旋南北议和的条件。莫理循在南下上海时，曾对革命党人多次吹风，任命黎元洪或孙中山作为民国的总统，不能指望得到列强的早日承认。因为孙中山对中国现状一无所知，黎元洪则在外省毫无地位，言外之意，孙、黎二人将无法掌控局势，这显然不符合各国的在华利益。
袁世凯就不同了。老袁之前的从政经历及成就，已显示出比国内其他任何政治家更高的治国才能。也只有他，才能让列强感到放心。由于其表态过于露骨，莫理循甚至受到中外各方乃至上司的批评，但莫理循的言论，无疑是英国官方意见的反映。
由此，孙中山虽然已宣布就职，但这一事实既没有改变「虚位待袁」的决议，也未能对革命党人的思维定势有所触动。在众人眼里，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换言之，孙中山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虚位待袁」、有名无实的「临时大总统」。而事实上，孙中山「在位」的40多天里，整个南京临时政府也都是名不副实。
革命元老张继曾说：总理在临时总统期内，诸事由克强（黄兴）作主……群众开会时，总理偶参加，仅坐会场前列，并未特置台上坐位。而诸同志仍呼为「先生」，甚少呼大总统。胡汉民也说：时战事未已，中央行政不及于各省，各部亦备员而已；独克强兼参谋总长，军事全权，集于一身，虽无内阁之名，实各部之领袖。
兼为革命党与反对派的章太炎，他的话就更刻薄了：总统之选，非能自庸妄陵猎得之，必其尝任方面与为国务官者，功伐既明，大略既著，然后得有被选资格。其话里话外，仍在「举袁」而暗讽南京众人为「鼠窃狗偷」。
1912年1月下旬，当和议陷入僵局而孙中山突然抛出五点「要约」时，昔日的「左膀右臂」、刚从狱中死里逃生的汪精卫竟直斥孙中山：「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的职位吗？！」
孙中山抛出五点「要约」是有原因的。当时，「清帝退位」的各项条款大体就绪，只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尚待解决，那就是：清帝统治权「消灭」之后，北方政权将如何产生；而在建立新政权时，南方与北方，究竟谁是正统？从法理上说，这是个令人纠结的问题。
作为局外人，莫理循一语点破孙中山的其中用意：「袁世凯不能在北京建立临时政府，皇帝应直接向在南京的以他为代表的共和派移交权力，或更正确地说，实行投降。」
中国有句老话：「名不正则言不顺。」名器之争看似虚文缛节，实则暗藏根深蒂固的法统渊源。袁世凯当然不会向南京临时政府及革命党人投降。作为报复，他在清帝【退位诏书】中加了一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换句话说，袁世凯代表北方政权，权力来自清廷的授权，与南方毫无相干。
诏书一经发布，正担心此事的孙中山立马致电唐绍仪，要求对「全权」二字作出解释。袁世凯早有准备，他命唐绍仪回电：授权之说，并非他的本意；再者，清帝退位后，谕旨已归无效。如要设法补救，即须请清帝重新即位，再颁谕旨取消授权——怎么办，您看着办。
从事理上说，如果授权之说出于清廷，这等于清帝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委托给了袁世凯，而不是南京政府；而这句话要是袁世凯自己加进去的，这等于说他的权力来自清帝的「禅让」，而不是孙中山的让位和南方的选举。
于是，革命党人决心用临时参议院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各省代表会」通电各省都督府，请各省派参议员3 名来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半个月后，各省所派参议员陆续到达，临时参议院于1月28日正式召开，「各省代表会」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呈时，附带了三个先决条件：
1.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南京；2.新任临时大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3.新任临时大总统须遵守临时参议院制定颁布的一切法律章程。
合并同类项的话，先决条件的第一、二条实为一条，那就是调虎离山，把袁世凯弄到南京，也就是革命党人的地盘上看管起来；至于第三条，则是一个口袋条款。说白了，就是趁着袁世凯还没上位，先给他塞上一堆法律（特别是后来的【临时约法】），套住他的手脚，届时老袁想不承认都不行。
3月10日，袁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一职。
但，3月11日，孙以临时大总统身份在南京颁布【临时约法】。
最后，4月1日——西方人的愚人节，孙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什么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