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国首次进行授衔仪式，共晋升177名将军为中将。有些将军慷慨地请求降低自己的军衔，而另一些将军则认为自己的军衔应该更高一些。甚至在革命年代并肩作战的一些将领，由于专业不对口，未能获得应有的晋升。其中一位原本评定为中将的将领比较可惜，他在1952年评级时是准兵团级。然而，就在授衔前没多久，他突然接到通知，要求他离开部队，转而到政府部门任职，他就是我军杰出的后勤将领周文龙。
周文龙在战争年代主要从事后勤工作。与那些在前线亲自上阵、挥舞刀枪、统帅千军万马的猛将相比，他实在难以引起人们的记忆。然而，他同样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他自1930年起就加入红军，是一位资深的老革命家。他曾参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以及长征。抗战爆发后，周文龙投身后勤领导岗位。作为八路军后勤部副部长，他积极配合杨立三的工作，致力于不断改进和优化后勤保障工作，为大反攻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解放战争时期，周文龙担任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为平津战役和四野部队南下提供了后勤保障，赢得了广大指导员的赞誉，被誉为「好管家」。1955年，新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授衔仪式。然而，眼看就要获得晋升了，总参谋长黄克诚却把周文龙叫去，告知他即将调任到石油工业部，协助李聚奎部长的工作。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特意通知周文龙：「你的军衔已经被评定为中将，但由于你要转到地方工作，九月份将不再给你授予军衔。希望你愉快地迎接新的工作挑战。」
就这样，周文龙与几乎触手可及的军衔擦肩而过。后来，部长李聚奎重返军队任职，并被补授为上将。然而，周文龙选择留在石油部工作，并且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毫无怨言。随着周文龙失去授衔的资格，必然有人会补上这个空缺。陈毅建议向长期休假的梁从学中将颁发军衔。梁从学是安徽六安县人，早年受皖西农民运动影响，开始参加农民运动和起义，随后加入赤卫队，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2年，红四方面军西征时在穿越平汉路期间受伤，随后留在苏区接受治疗。之后曾担任第82师师长和红25军第74师师长等职。在红25军开始长征后，他选择留守，继续领导当地的反抗斗争，在鄂豫皖边地区展开极其艰难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战爆发后，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高敬亭任支队司令员。梁从学率领他的部队加入第4支队，由此投身于皖中的敌后抗日战场。他先后担任游击纵队纵队长、淮南抗日游击纵队纵队长、第14团团长、江北指挥部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司令员等职，参与了开辟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在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新组建，梁从学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的旅长。他在1943年2月被提升为新四军第二师副师长兼第四旅旅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梁从学担任淮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一职，然而后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淮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军区机关和部队被迫在围攻下撤退。1948年，淮南军区与淮北军区合并组成江淮军区，梁从学继续担任副司令员，为消除土匪武装、恢复和建立民主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