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已经身患重病的周总理，把「平反贺龙」这一任务交给了华国锋同志。随后，华国锋根据历史遗留的蛛丝马迹，开始为贺龙元帅平反。
在平反过程中，华国锋找到两封由李仲公伪造的贺龙向蒋介石发出的「投降信」。当查明事情原委后，华国锋向周总理汇报应该如何处置……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身为开国元勋的贺龙却被错误打倒，与老战友彭德怀、邓小平等人受到了无休无止的迫害。
1968年年中，贺龙夫妇已经由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监护，他老人家身体越来越差。
1969年初，反革命集团甚至收缴贺龙自备的药品，让老元帅心力交瘁，于1969年6月出现酸中毒现象，却被注射葡萄糖，于1969年6月9日含冤离世于北京301医院。
贺龙病逝后，反革命集团没有放过他的遗孀薛明。1969年11月下旬，薛明被送到贵阳磊庄空军机场附近的军队干校，每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即便如此，薛明与子女还是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给他们一个公正的答复。
20世纪70年代，「林彪叛逃事件」爆发后，周总理几经周折终于找到薛明，将她安排到北京生活。
在周总理的主持下，党中央于1972年开始逐步解放干部，为贺龙平反这件事已经提上日程。
但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阻挠，贺龙元帅的平反工作并没有落到实处。
1973年2月底的一天，毛主席在中南海与「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谈论工作时，就说：「 依我看，贺龙没有问题 。」
他老人家的这番话意思很明显，就是让张春桥赶紧把为贺龙平反的工作提上日程，但张春桥却装作不知情。
1973年底，毛主席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亲自说道：「 我看贺龙的问题搞错了，怪我没有保护好他 。」
毛主席的这番话才揭开了为贺龙平反工作的大幕，随后，身患重病的周总理将这一重任交给了华国锋。
接到任务后的华国锋没有胡干硬干，他深知「四人帮」绝不同意为贺龙元帅平反。而且林彪等人当年弄了一大堆虚假材料，根本无从下手。
必须一一澄清和排除，还要胆大心细，不能给江青等人留下把柄。
在周恩来的亲自指导下，华国锋仅用两个月时间，就查清了反革命集团为贺龙编造的无数罪名。
抛开一些反革命集团虚构的「大帽子」，贺龙之所以被错误打倒的关键点在于两封「黑材料」。
最关键的一份材料是1968年，由民主人士李仲公交给中央的两封信，这两封信成为「打倒贺龙」的关键点。
李仲公，1890年出生于贵阳，早年毕业于京师国力法政专门学堂，曾与李大钊一起留学日本。
1927年，李仲公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因策动武汉政府反对共产党，被贺龙逮捕，送交当时的武汉政府。
1949年6月，李仲公通过郭沫若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后参加「京沪杭立法委员起义」，正式通电脱离国民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后来，李仲公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进入参事室工作。「十年浩劫」爆发后，李仲公一方面是出于被逼无奈，另一方面因为他和贺龙元帅的往日旧仇，所以于1968年3月伪造了两封「投降信」，陷害贺龙。
这两封信的内容不复杂，说贺龙于1929年或1930年春夏之际，亲笔写了两封信在武汉交给李仲公，让后者转交给蒋介石，信中表达了贺龙想投靠蒋介石的念头。
两封信被李仲公送出去后，彻底让贺龙元帅定了罪。毕竟当年贺龙要投降蒋介石，现在居然成为开国十大元帅之一，肯定是要被打倒的。
其实，李仲公送出这两封信后，周总理就发现了问题，他立即就说 ：「这肯定不是贺龙的亲笔信，是假的。」
只可惜，他的这番仗义发言，没有对贺龙元帅最后的命运起到重要转折。在一系列主观和偶发因素的加持下，贺龙元帅这才含冤离世。
华国锋在找到这两封信的原件后，立即安排专业人员进行鉴别真伪。果不其然，信就是李仲公个人伪造的，他立即向周总理进行汇报，表示要派人找李仲公复查。
这时李仲公已经80来岁，身体不好。总理得知事情原委后，语重心长地对华国锋说：「 如果把这两封信的调查结果完完全全告诉他，或许就能直接吓死他。算了吧，他都已经80多岁，或许也没有几天好日子可活了 。」
在周总理的大度宽容下，李仲公算是逃过一劫。
1978年6月，88岁的李仲公因病离世，关于这桩「贺龙投靠蒋介石」的案件，随着当事者的先后离世，彻底淹没于浩瀚的史海中。
那李仲公是否真的是出于私人恩怨，才伪造两封信陷害贺龙？
前面简单提过，李仲公于1927年就与贺龙元帅结下过仇恨。从作案动机上来说，他是有很大概率在贺龙被错误打倒时落井下石。
另一个方面，在当时的特殊年代，许多反革命分子多次闯入李仲公的家中，纠缠着他，采用威胁、引诱等手段，迫使其一次又一次地反复交代，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那个特殊时期，有几人在反革命分子面前不会屈打成招？何况李仲公与贺龙还有旧恨。在多方因素的加持下，导致李仲公伪造了这两封投降信，让贺龙蒙受不白之冤长达数年。
参考文献：
[1]李玉勤.华国锋受命彻查贺龙冤案[J].党史纵横,2012(11):18-19+17.
[2]黄禹康.周恩来贺龙南昌起义铸下终身情谊[J].党史纵横,2011(08):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