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对50岁以上的国人来说，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谷牧，是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前任国家领导。
年轻时的谷牧扛过枪杆子，拿过笔杆子，见证了这个国家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
身为亲历者，谷牧的革命生涯可谓峥嵘多彩。
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谷牧贯彻中央与邓小平同志的部署，充当改革开放的「先锋干将」。
此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不断走向深入，经济保持30多年的高速增长。
包括在特许建设和中国沿海经济开发开放等时期中，谷牧一直奔忙其中，且做出过卓越贡献。
一、先后得到周恩来与邓小平的信任
谷牧原名刘家语，生于1914年9月，山东荣成东墩村人。
因家庭条件贫困，幼年时期的谷牧饱尝生活艰辛。
即使条件艰难，家中长辈还是省吃俭用，供谷牧念书，指望他将来能出人头地，成为家中顶梁柱。
有道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谷牧深知自己是全家人的希望，且读书机会来之不易，他丝毫不敢怠慢，在课堂上认真听讲，回到家则奋笔疾书，一直苦熬到深夜。
加上天资聪颖，谷牧成绩一直排名前列。
他既系统地学习了如【三字经】【百家姓】【大学】【中庸】等中国传统知识，还对算数、物理等课程均有涉猎。
1929年，15岁的谷牧顺利考取荣成县立第一高等学校。
如不出现意外，谷牧继续稳扎稳打，过个几年考上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找到一份好工作，也算是没有辜负长辈的嘱托。
然而，那个年代的中国饱受列强欺辱，偌大的国家却容纳不下区区的课桌。
时间转眼来到20世纪30年代，日军侵占了中国东北和山东大部分区域，欺压奴役中国百姓。
千百万热血青年自发聚集到党的旗帜下，参加人民革命。
谷牧此时做出了一个违背父母的决定，他决心投笔从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全天下劳苦大众，驱逐日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31年，谷牧加入共青团；于1932年7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革命征程。
戎马倥偬数十载，谷牧曾扛过枪正面抗击敌人，还曾经为北平左联负责人之一。
1936年，他被派到张学良的东北军，从事兵运工作，亲历西安事变。
1940年9月，谷牧被调到山东分局机关，主要掌管机要、起草文电和联络工作。
1946年，谷牧任滨海直属地委书记兼滨海军分区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长。
1948年任中共新海连特委书记兼新海连警备区政委、鲁中南区党委副书记兼鲁中南军区第一副政委。
1948年9月济南解放，谷牧担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济南市市长、济南市军管会政委等职。
主政山东的谷牧向党中央交出了一份完美的成绩单。
他在任期间，号召群众大力发展生产，为前线战士和中央提供充足的物质，制定相关政策，改善农民生活。
谷牧还是当时首批进行土地改革的提倡者。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觉得谷牧在经济建设方面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于是将他调任至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工业生产工作委员会书记等重要职务。
谷牧到任上海之后，很快就稳定了当地的政治和经济秩序，指导部署恢复生产。
在上海工作的两年里，谷牧进行实地调研，有效平衡了上海公私经济发展。
1954年后，谷牧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
1965年，谷牧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在周恩来与邓小平同志的信任与栽培之下，他相继出任党组书记、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工作期间，谷牧深受周恩来总理的影响，遵循他老人家提出的「专业干部必须坚守原则」的号召。
由于常常和周恩来一起共事，谷牧行事的原则性带有周恩来言传身教的烙印。
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打开了关闭20多年的大门。
由于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在周恩来的支持与帮助下，谷牧成为首批恢复原有职务的老干部。
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谷牧接到周恩来的指示：抓一抓港口建设。
因为由于帝国主义封锁，特别是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党中央当时把建设港口和发展海运作为首要解决的问题。
加强港口建设，既有利于发展经济和工业，就算是打仗，也能用得上这些大吞吐量的港口。
当时的谷牧刚刚从外地农场回到北京，因为长期没有工作，感到浑身有劲没处使。
接受周恩来的重托后，谷牧决心就算拼命也要办好这桩大事，绝不能错过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机遇。
在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下，谷牧千方百计调动各个方面积极性，于1975年底，实现周恩来提出的「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目标。
到了1975年底，全国港口综合吞吐能力新增5,500万吨。
只可惜，此时的周恩来已经病入膏肓，无法再具体指导谷牧工作。
经毛泽东同意，邓小平同志代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谷牧于是成为邓小平的得力助手。
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邓小平，把整顿国民经济摆在首要位置，同时主抓工业、交通系统的整顿。
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谷牧制定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大刀阔斧开展整顿工作。
时任铁道部部长万里同志，率领工作组先后到徐州、郑州、长沙、太原等铁路局进行重点整顿，解决了许多遗留的「老大难」问题，铁路运输整顿初见成效。
在邓小平的部署和大力支持下，谷牧排除万难，对钢铁和工业行业进行整顿，并取得明显成效。
因为与邓小平、万里走得很近，谷牧遭到反革命集团的群攻。
有一次会议结束后，江青单独把谷牧留下来，找个借口攻击他是「反革命」。
还好华国锋同志及时解围，这才避免了一场祸事。
自从1972年谷牧复出工作后，他先后辅佐周恩来与邓小平。
尤其当邓小平复出后，谷牧的任职得到提升。
在一系列整顿中，谷牧与邓小平配合默契，为后来的中国改革开放积累了经验。
二、邓小平的「改革先锋」，特区建设总工程师——谷牧
既然提及谷牧，就不得不谈到中国改革开放与一系列经济特区建设等重大历史事件，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78年，党中央有了创办经济特区的思想。
谷牧委托外经贸部组成考察团到香港、澳门调研。
考察团吸收广东省委建议，提出：借鉴港澳经验，建设宝安县（深圳宝安）和珠海经济特区的大胆构想。
该建议获得党中央与邓小平同志的肯定。
1978年5月，中央决定由谷牧带团出访西欧五国，这是新中国建立后，首次向西方发达国家派出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
邓小平单独约见谷牧，特别叮嘱道 ：「考察团什么都要看，成功的经验要看，失败的例子同样也要看，究竟这个资本主义世界发展到什么样？最好应该先弄清楚。」
谷牧根据邓小平这一指示，做了许多准备工作，认真研究法国、西德、瑞士、丹麦、比利时五国驻华使馆送来的本国材料。
后来在一个多月访问中，代表团到访西欧发达国家25个主要城市，参观80多个工厂、港口、农场、大学、科研单位。
这是谷牧第一次出国，通过实地考察，令这位老革命家感到了「紧迫感」。
说白了，考察团拜访西欧发达国家后，已经被当地的经济建设、城市面貌、文化教育等等方面所震撼。
所谓的「紧迫感」，就是中国与当时的发达国家差距过于悬殊，更应该抓住这来之不易的黄金机遇，迅速进行改革开放。
1978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听取谷牧访问欧洲各国情况汇报。
这场会从下午3:30分一直开到晚上11点。
谷牧主要谈了三个方面，首先是二战结束后，西欧发达国家经济有很大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政府对社会矛盾还有经济调控的处理，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其次，这些发达国家大多对中国友好，由于资金过剩，生产的商品已经供大于求，需要立即找到销路。
各国领导人都希望给中国提供资金支持，希望与我国达成经济往来。
第三，在发展对外经济交往中，我国可以特事特办，没必要再遵循老一套的条条框框，这样就可以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
汇报结束后，参会的华国锋、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纷纷发表意见。
不久后，邓小平再次找到谷牧谈话，指示 ：引进外资或生产加工技术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争取时间，尽可能缩短从谈判到进口的时间，一个项目能缩短半年就有很大的利润。
前几年可能要借点钱，让出一点利息，但不要紧，投产后就能全赚回来，质量一定要好，技术一定要先进，不能用淘汰的技术糊弄咱们，这一点很重要。
根据中央政治局与邓小平同志的指示，1978年7月上旬，国务院在中南海怀仁堂报告厅召开部委负责同志参加了关于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务虚会。
会议由李先念主持，从7月6日一直开到9月9日，长达两个多月。
会议大规模深入探讨了研究改革开放以及对经以及对创办经济特区的一些细节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已经定下来。
那么该如何具体实施，党中央还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主管经济工作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
广东省委主要领导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更多的自主权和余地。
邓小平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对这个设想表示赞同。
为此，党中央、国务院立即责成谷牧帮助广东、福建省委省政府，对创立经济特区与出口加工区等问题进行研究论证，要在短时间内提出具体的方案。
1979年5月，谷牧前往广东、福建两省调研。
调研结束后，谷牧描绘出特区政策的大致轮廓 ：经济建设以节省为主，中央要赋予广东、福建两省较多的机动权，财政上要具体划分收支，一码归一码；
新增的收益要较多地留给地方，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划出一些区域创办出口特区，特区要有较为优惠的税率，这样才能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
谷牧很快把自己调研成果以及对创办经济特区的想法报给了党中央与邓小平。
邓小平详细阅读完这份报告后，立即召开会议，明确提出：抓中国的对外开放要靠明白人，在经济上我是个外行。
邓小平提到的这个抓细节和具体问题的「明白人」正是谷牧。
而谷牧提出的这一系列政策，与时至今日中国采用的特区政策内核几乎没有改变。
得到了党中央与邓小平同志的认可与支持后，谷牧出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立即着手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在谷牧的坚持下，国务院设立「特区办」这一新机构，进一步加强开展管理工作。
然而，特区建设在当时是一项创举和试验，部分经历过政治动乱的老同志，对这一项新试验存在疑虑还提出过非议。
1982年上半年，特区建设遇到很大的困难，少部分人甚至把创办特区比作旧中国上海租界，给谷牧的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1983年4月，谷牧在几任广东省委领导的陪同，把广东三个经济特区仔细考察一遍。
从珠海特区返回中山后的当天中午，谷牧一行人赶到叶剑英元帅的住处。
叶剑英请一同前来的其他几位同志回避一下，他单独与谷牧说了几句心里话：「听说你最近的日子不好？」
谷牧点了点头。
老元帅激动地说道 ：「你记住，如果再遭围攻，你顶不住就打来电话，我叶剑英立即调飞机飞回北京，旗帜鲜明地支持你搞改革。」
老元帅这番话令谷牧有了主心骨，心里头暖洋洋的。
谈话快要结束时，叶剑英还鼓励谷牧 ：「你懂经济，搞特区我放心，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是摸石头过河，那你就是侦察兵，一定要杀出血路。
计划经济搞不通，搞特区建设或许就能给中国找到出路。」
此时的谷牧已经无语凝噎，两眼噙着泪水，紧紧地握着叶剑英的手，不知说什么才好。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找到谷牧谈话，给建设经济特区很大的支持。
1984年初，邓小平先后视察广州、深圳、珠海、厦门和上海。
一到广州，他老人家就说 ：「举办特区是我支持和倡议的，现在来看看弄得怎么样。」
通过实地考察，邓小平充分肯定举办经济特区的决策和实践，对其进一步发展提出明确要求。
此次视察结束后，中央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特区，「不能办特区」的议论基本上就没有了。
历史不经意间已经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此时的谷牧已经70多岁，年事已高。
按照组织规定，他即将离开国务院领导岗位。
1988年3月，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谷牧提出 ：外向型经济在沿海地区将会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在这场谷牧的「告别演说」中，他提出的「外向型」经济在之后的30年里，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基础步调。
回首过往，从1979年初参与创办经济特区开始，直到1988年退居二线。
近十年里，谷牧作为中央分管特区和对外开放工作的负责人，通过一系列政策和举措，把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特区等重大工作弄得如火如荼，成绩更是有目共睹。
离休后的谷牧住在北京西单北大街酱坊胡同里，闲暇时间会与友人小酌几杯，还会打打高尔夫球，要不就是去潘家园淘换一些古董，与普通老人的退休生活无太大不同。
闲下来的谷牧在文化领域，积极开展海峡两岸与国际孔子儒学研究学术交流，为孔子基金会和孔子博物馆筹集经费。
在保护北京恭王府搬迁等事情上也做出过贡献。
2009年11月，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毛泽东主席的女儿李敏前来吊唁。
广东、福建两省领导同志与基层民众，自发组织一场场悼念谷牧的调研会。
17岁参加革命的谷牧，将其一生奉献给了党和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