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在德存款， 58 年如何处理？
1958年2月，朱德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驻德国使馆的请示，询问他在中国使馆存稿费95008.3马克，已有两年之久，该如何处理。
在当时，马克是德国的货币，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额。那么，朱德为什么会在德国有一笔巨额存款呢？
他又是如何处理这笔巨额存款的呢？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朱德在延安接受外国女记者采访的故事。1936年，一位美国女记者在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的安排下，抵达西安，准备有机会就前往延安，采访中国共产党的几位核心领导。
朱德年轻时曾遇到一位名叫史沫特莱的女记者，她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工人家庭，从小就为了生计当街上的报童。然而，她幸运地得到了亲友的帮助，得以到美国慈善机构主办的免费学校读书，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6年，史沫特莱在纽约【纽约呼声报】工作，由于报道美国政治内容而被捕入狱六个月。出狱后，她流亡欧洲并在德国定居，几年后在德国【法兰克福报】工作。
1928年，她以特派记者的身份被派往中国工作，从此在中国度过了13年的时间。她的第一站是上海，通过宋庆龄的介绍，她结识了鲁迅、茅盾等中国进步作家，参与了很多当时中国的文化运动。
1930年，她走访了广州军政界的长官、文化界的名流，并前往广州附近的缫丝工厂考察。然而，一天她完成工作回到宾馆，却有国民党广州警察局的人找上门，竟然要逮捕她。
史沫特莱的案件涉及到她过去的工作、生活和护照等问题。她曾尝试寻求领事馆的帮助，但发现广州警察局的目的是想要将她驱逐出境。
史沫特莱被软禁，警察密切监视她的行动，使她感到十分压抑。不过，她最终得到了所在报社和中国友人的帮助，成功摆脱了这种困境。
这段经历使得她对中国国民党政府产生了不良的印象。1936年，她抵达西安后，亲身经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从延安赶到西安，史沫特莱有幸与他见面并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受到周恩来谈话的启发，她决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每天进行几十分钟的英语广播，向全世界的人通报西安事变的最新进展。
周恩来未曾预见这个每日英语广播在上海的广泛影响。史沫特莱的名字一时间如雷贯耳，从一名普通的记者摇身变为国际知名的公众人物。
史沫特莱每日播报的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然而许多政治家却称她为中国共产党的辩护者。在美国她的家乡，很多报纸报道了她在中国的勇敢行为，美国人对她这位美国籍女记者的评价不一，有人认为她是英雄，有人认为她帮助中国叛乱。
史沫特莱自己也没想到，她仅仅是做了个英语广播，竟然引来了如此多的争议。然而这些外部的干扰并没有影响到她，她仍然坚持希望能够访问延安。
1937年1月，史沫特莱终于收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邀请，从西安出发前往延安访问。为了保护她的身份，方便旅程，中国共产党让她公开的身份是战地护士，要去延安进行战地救护工作。
在延安的旅途中，史沫特莱有幸结识了几位共产党将领，如左权、彭德怀和贺龙等，虽然交谈时间短暂，但她对他们的人格魅力和亲民作风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史沫特莱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些将领没有任何架子，每一个人都非常容易相处且脚踏实地。这让史沫特莱对即将见面的毛泽东和朱德更加期待。
在史沫特莱到达延安党中央驻地之前，党派女作家丁玲前来迎接，她们都是女性，且都在文化领域工作，因此交流起来非常顺畅。
令史沫特莱感到惊讶的是，她在第一天就见到了毛泽东和朱德。史沫特莱久闻毛泽东的大名，发现他的形象和传闻中几乎一致，瘦高个子，头发稍微有点长，说话非常幽默。
然而，史沫特莱与朱德的交流更深入，可能是因为朱德曾留学德国，会一些德语，两人交流更加顺畅。
史沫特莱，一位有着强烈新闻理想和抱负的美国女记者，来到延安。在延安的日子里，她深深地被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式和精神所吸引，甚至希望能够加入这个组织，成为其中的一员。
然而，当她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时，却遭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婉拒。他们认为，作为一名记者，她在党外更加方便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和作用。
史沫特莱虽然受到了打击，但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她决定用自己的笔，为党外的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好友马海德医生的陪伴和鼓励下，她开始了为朱德撰写传记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思和调整，她逐渐理解了毛泽东等人的考虑，选择了担任八路军总部的随军外国记者，用镜头记录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事迹。
虽然她没有成为组织的一员，但她用自己的方式，为党外的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马海德医生和妻子在延安的计划，同样引起了史沫特莱的关注。在与朱德的多次交谈中，史沫特莱发现他的经历异常丰富：少年读书，毕业教书，从军投身战斗，进入军校，成为长官（军阀队伍），辞官出国，留学加入共产党，回国参军。
这些经历激发了史沫特莱创作一本关于朱德传记的念头，她立刻征求朱德的意见，得到他的赞同。两人的交谈越来越频繁，史沫特莱甚至在朱德的空闲时间里，专程来听他讲述故事，两人的友谊因此加深。
在从事记者工作的同时，史沫特莱也给延安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如参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外语部的工作，整理外文书籍，甚至引领了延安交际舞的热潮。
1938年，史沫特莱加入了医疗救护队，在武汉、长沙等地参与救护工作，并积极呼吁外国志愿者来中国工作，其中包括白求恩医生和柯棣华医生，他们都是在史沫特莱的影响下来到中国参与救护工作的。
史沫特莱是一位热爱中国、为抗战做出贡献的记者。在1940年因工作过度患病后，她离开中国战场到香港养病，但仍然心系中国的抗战事业。
在1941年返回美国工作后，她组织捐款救助中国，并闭门创作了【中国的战歌】和【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两本书，期间她还通过信件与朱德保持联系，询问写书的材料。
1945年，董必武老先生访问美国时，专门去拜访了史沫特莱，并带给她关于朱德传记的材料。然而，1949年，史沫特莱却被诬陷为苏联间谍，她的记者工作也带来了很多麻烦，但她坚持纪录真实历史，因此她的文章有时会受到一部分人的抨击。
尽管如此，史沫特莱对中国人民的爱和对真实历史的执着，使她成为了一位值得我们铭记的女性。
史沫特莱原计划从英国来中国，但抵达英国后，病情加重，无法进食。尽管如此，她坚持创作【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在给友人的信中，她提到她希望将全部著作收入归给中国的朱德将军，并希望她的骨灰能葬在中国。1950年5月，史沫特莱在英国逝世。
按照她的遗嘱，国外的相关机构将她的稿费转交给了中国驻德大使馆。朱德很快就收到了消息，并决定按照史沫特莱的遗愿，将她的一半骨灰接到北京，亲手葬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史沫特莱墓碑上的碑文由朱德亲自题写：「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然而，关于史沫特莱留下的稿费，朱德却一直都没有提及，仿佛这笔钱根本不存在。
事实上，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早在1956年就已经完成，但直到那时才首次发行。这本书在西方国家非常畅销，正如史沫特莱曾经希望的那样，它成为了和斯诺的【西行漫游】并列的受欢迎的介绍中国革命的经典作品。
然而，在1958年2月，朱德突然收到了中国驻德国使馆的请示：「朱德副主席在我馆存稿费95008.3马克，时日已久，此款如何处理？」
朱德知道国家正在经历困难，所以他一直在领取行政级别的一级工资，一个月大概是400多元。以当时的中国经济水平来看，这些钱足以满足朱德的日常生活开销。
朱德家中子女众多，仅靠他一人负担10个孩子的教育和生活费用，家中经济状况十分拮据。然而，当一笔巨款摆在他面前时，他并未将其用于改善家境，而是将其用于购买最新的科技书籍，寄回国内，以供各大图书馆的补充。
这一举措在五六十年代，对于中国科技和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是对中国科技和建设的雪中送炭。
朱德和他的同辈老革命家，是视金钱为粪土的豪爽之人，他们很少存钱，即使有困难的亲戚朋友或员工，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朱德的存折上几乎没有存款，他的生活简朴，除了工作场合和出国访问，他很少穿好的衣服。他的女儿朱敏翻过他的相册，发现他年轻时要么是一身笔挺的军装，要么是留学时时髦的西装，与现在的他判若两人。
朱敏小时候不理解父亲的变化为什么这么大。有一次她和父亲开玩笑：「爹爹，你是一个真正的土八路。」朱德笑呵呵地说：「是啊，军阀再洋气再神气，也不能建立新中国，只有土八路才有这个本事。」
朱德和朱敏在朱敏成长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一个人的巨大改变和反差只有在精神境界提高升华之后才能实现。父亲朱德的最大财富，是他非凡的品格。
即使到了老年，膝下的孩子已经长大，朱德仍然保持着节省的习惯，只存钱应急，爱护身边使用的每一件物品。1976年6月21日，朱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已经90岁的他为国家事务操劳多年。
他在房间等待宾客时，因为会见时间改变而在开了空调的房间待了很久。那天的会见结束后，朱德回到家就开始感到身体不舒服，人开始发烧。
康克清建议他去医院看看，毕竟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但朱德说不碍事，吃些退烧药就好，可能是吹空调感冒了。
6月25日，朱德的身体出现了状况，家人立即请来了医生。医生建议他立即住院，但朱德却坚决不肯，因为他还有第二天的工作安排，需要接待外宾。
朱德是个很固执的人，大家怎么劝他都不听，只好由医生给他开了些药，让他在家休息。然而，就在第二天，康克清在办公室接到了电话，说朱德病情加重，需要立刻住院。
康克清马上回家，然后赶往北京医院，因为朱德已经被送进了医院。尽管朱德年纪已经很大，但他的身体一直都很健康，家人和他本人都以为住院就能好转，但是病情却在几天内急剧恶化。
病危通知书给医院，中央领导陆续来看朱德。大家都很惊讶，但无可奈何。李先念来看朱德，朱德拉着他：「生产要抓，不抓生产，将来要出大乱子。」
李先念走后，朱德陷入昏迷。1976年7月6日，朱德心脏停止跳动。住院期间，他曾对亲属说，他存了将近2万元。
但他处理遗产的方式与其他大多数人不同，他打算把这笔钱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交上去。朱德曾向女儿解释：「我是无产者，我所用的一切都是公家的，我死后都会归公。
我没有什么遗产，只有一些马列毛著作可以留给你们学习。」朱德去世后，妻子康克清补了点钱，凑足2万元替他交了最后一次党费，实现了他的遗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