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塵埃——先秦儒家八派及其與楚國的關係

▲李公麟【孔子弟子像卷】（局部），絹本設色，30.6×464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撰文=高華平

一

【韓非子·顯學】中曾將孔子之後的儒家分為八派，他說：「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氏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儒，有樂正氏之儒。」對於【韓非子·顯學】中對孔子之後儒家學派的這一分類，胡適已感到「奇怪」。而他之所以感到「奇怪」，一是因為「這八大派並不是同時發生的」，二是因為「曾子、子夏、子遊諸人都不在這八家之內」。①但我以為，這其實並不難理解。第一，這只是韓非個人的看法，他並不是在編教科書，更不是在釋出官方的公文，所以隨他怎麽說都是可以的；第二，這只是韓非對他自己所處時代的儒學進行的分類或排序，而不是就先秦儒家的第二代、第三代……分別進行排序。曾子、子夏、子遊這些人，在孔子第二代儒家那裏可能名氣很大，但到韓非子時早已時過境遷，記得他們的人已經不多了，誰說他們一定算得上「儒家八大派」之一呢？所以，我們先不必對韓非的「儒分為八」是否適合進行討論，只需對韓非所在的戰國後期為止，儒家學術思想及其流傳情況作一番分析。

胡適曾將【韓非子·顯學】中的「這八大派」進行分別，他說「這八大派」中「如樂正氏，如子思，都是第三代的；孟氏、孫氏都是第四或第五代的。顏氏、仲良氏不可考。只有子張和漆雕氏兩家是孔子真傳的弟子」。郭沫若是第一個著專文研究「儒家八派」的現代學者，他的【儒家八派研究】對此頗有深究。但這個問題其實仍有許多需要討論的地方。

二

【韓非子·顯學】儒家八派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子張氏之儒。

子張，即顓孫師，【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和【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都有記載。【論語】一書中記子張姓名共23次，並有【子張】一章②；【韓非子·顯學】中「儒分為八」的第一派即是「子張氏之儒」，可見他在當時的學術界名聲之大。【史記】和【孔子家語】都說顓孫師（子張）是「陳人」。而我們知道，自公元前534年楚靈王派公子棄疾滅陳之後，雖五年後楚平王扶植了陳惠公這個傀儡，讓陳國「復國」，但直到公元前478年楚惠王最後徹底滅掉陳國，這幾十年間陳國實際上是名存實亡的，只可以視為楚國的一個封邑。如果說子張真是生長於陳國的孔門弟子的話，那真可以說是楚國思想史上的一個大人物了。

但根據前人的研究，子張姓顓孫，雖是陳顓孫之後，但與陳之顓孫氏其實相隔甚遠。子張氏之先顓孫，乃【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前672年）由齊奔魯者。那時，距「少孔子四十八歲」的子張出生時已有將近170年之久，距孔子去世時則更有將近240多年了。故【呂氏春秋·尊師篇】曰：「子張，魯之鄙家也。」即以子張為魯人，而崔述根據【禮記】等書的資料，還發現子張之子申祥亦居於魯，事魯繆公。故曰：「子張果魯人。」③梁章鉅【論語旁證·為政篇】引錢大昕之說亦雲：「【史記】以子張為陳人，而【呂氏春秋】雲子張魯之鄙家也，學於孔子，或陳或魯，二說皆是。按【春秋傳】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子張當是顓孫之後，以字為氏者，故稱陳人子張。既從孔子遊，而其子申祥為魯繆公臣，則居魯非一世矣。」④故【史】【漢】「子張居陳」之說是缺乏根據的。

由於年代久遠和文獻記載的缺少，我們對子張氏之儒的學術思想了解非常有限。子張的主要特點，【藝文類聚】卷九十引【莊子】佚文稱「子張為武」。根據郭沫若【儒家八派的批判】中的研究，「子張氏這一派是特別把民眾看得很重要的。仁愛的範圍很廣，無論對於多數的人也好，少數的人也好，小事也好，大事也好，都不敢怠慢。嚴於己而寬於人，敏於事而惠於教。這在表面上看來和墨家有點相似。大約就因為有這個相似的原故，子張氏的後學們似乎和墨家更接近了」⑤。而我認為，這也可能是子張氏之儒在戰國中後期名聲最為顯赫，而被【韓非子·顯學】列在儒家八派之首的原因。因為在當時，儒、墨同為「顯學」，子張氏之儒在儒家中本來已是名聲顯赫，同時他又「和墨家更接近」，借了墨家的聲勢來壯大自己，這就有了雙倍的氣勢，也就難怪他在學術界名聲最大而被韓非列為儒家八派之首了。

子張氏之儒戰國中後期名聲最為顯赫，楚地新出簡帛文獻也基本都屬於這一時期的物品，但到目前為止，學者們還沒有發現反映子張氏之儒的作品，這又該如何理解呢？我想這大概也和子張氏之儒「接近於墨家」的思想特點有關。因為墨家是特重實踐的一群人，他們習慣於用行動來宣傳自己的主張，所以少有文字傳世。子張氏之儒雖然在社會上名聲很大，但都不大喜歡著書立說，所以不僅世上沒有該學派的著作流傳，就連地下的出土文獻中也難覓其蹤跡。

【韓非子·顯學】中排在第二的「子思氏之儒」，是指孔子孫子子思所代表的那一派儒家。【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則子思乃其字，其名伋。關於子思的生卒年，學術界歷來存在一些爭議，錢穆【子思的生卒年】一文認為子思的生年不晚於周敬王三十七年（前481年）⑥，似較為合理。孔子公元前479年卒，此時子思約八歲左右，故子思應該從孔子那裏接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啟蒙教育。又由於孔子弟子皆年長於子思，所以子思即使與孔子的那些弟子，如曾子、子夏、子遊、子張等人之間並不如唐宋儒者所堅持的子思之學「出曾子」，也可能不如當代學者所指出的，子思與子遊、子張、子夏之間存在師承關系⑦。但他年輕時所接觸的儒者本來就是這些人，說他的思想曾受到他們的影響，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當然，子思的思想也有自己鮮明的特色，這也是他能夠在儒家之林中自成一派的原因。【漢書·藝文誌】記載有【子思】二十三篇。（班固原註：「名伋，孔子孫，為魯繆公師。」）此書約自南朝起始稱【子思子】，但在唐以後便失傳了。後人依南朝沈約謂「【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之說⑧，輯成【子思子】輯本。而當代學者又有【大學】一篇亦為子思所作一說。⑨根據現存【子思子】中的這幾篇作品，可知子思對孔子的儒學思想既有繼承，也「有所發展」。【子思子】中【緇衣】等篇的內容，「實際仍主要延續了孔子仁和禮關系的問題，其中【表記】主要討論仁（包括義），【坊記】主要論述禮（涉及刑），而【緇衣】則泛論為君之道、君臣關系、君民關系等」；【中庸】一篇的上下部份在文體、內容、思想等方面實存在著差別，表現出不同的思想旨趣」，「上半部份主要討論中庸」，下半部份則「主要討論‘誠明」。⑩在【中庸】的上半部份，子思對孔子的中庸思想「作了充分的發揮，把‘中庸的概念從執兩用中的方法論提到世界觀的高度」，並「要求人們必須竭盡終生之力去實行」；在【中庸】的下半部份，「他以‘誠為本體，認為‘誠就是天道」，並對「天道」與「人道」的關系「作了明確的說明」，即所謂「天命之謂性」；「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也很可能因為【中庸】在子思作品和思想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可以顯示其思想在孔門儒學中的獨創性，故【史記·孔子世家】才特別說明「子思作【中庸】」，而後人亦因此而以子思為儒家論「性與天道」的代表，並以【中庸】為【子思子】的首篇。

根據【荀子·非十二子】，子思的獨創思想，除了「中庸」和「誠明」——即論「性與天道」之外，還有對孟子影響至巨、並為孟子所發揚的「五行」之說。【荀子·非十二子】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誌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遊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拋開荀子對子思非難的正確與否暫且不論，荀子的這段話至少有兩點值得我們註意：一是子思思想在荀子所「非」的「十二子」中還有一個獨有的思想內容，即他首創的「五行」之說，而且子思還認為他的這個「造說」是「真先君子之言也」；二是子思的這一「五行」說對後來的儒家孟軻影響至巨——這也可以說就是後世所謂先秦儒家有「思孟學派」說的源頭。

子思的儒家思想具有鮮明的獨創性，而且對孟軻產生過重大影響，故孟軻極力地唱和。可見，把他作為先秦儒家的八大派之一是毫無疑問的。

在【韓非子·顯學】中被排在儒家八大派第三位的是所謂「顏氏之儒」。

盡管【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顏氏有顏路、顏回、顏幸、顏高、顏祖、顏之仆、顏噲、顏何八人，而且顏回早卒，至使後人（如胡適）或以為顏氏之儒「今不可考」；但自章太炎到郭沫若，大多學者仍相信是指顏回一派。

顏回，字子淵，魯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他「少孔子三十歲」，「回年二十九，發盡白，蚤死」。【論語·先進】：「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從這條記載來看，孔子之子孔鯉先孔子卒，卒年五十，則顏回少孔子四十歲，年當為三十二歲，而其時孔子七十一歲。郭沫若認為，「孔子本人原來就是有些超現實的傾向的人」，「而被顏氏之儒把它誇大了」，故顏氏之儒主要思想就是【莊子·人世間】和【大宗師】裏的「坐忘」「心齋」。

顏氏之儒的這一思想特點，大約與他家貧而又甘貧樂道的人生態度有關，也當與他隨孔子「遊楚」所遭遇的困厄體驗有關。或許在生前顏回的學術思想並未被世人重視或產生多大的影響，但到了戰國中期的道家那裏，【莊子·列禦寇】說莊子本人家貧，「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履，槁項黃馘」，甚至常常告貸無門，所以他不自覺地將顏回引為同類，欣賞顏回的人生態度，並在【莊子】一書中對顏回大加宣揚。故章太炎說道家由老子「傳孔子為儒家，孔子傳顏回，再傳莊子」。實際上，我認為儒家的顏回乃是借了莊子的宣揚成為一家的。「顏氏之儒」與其說是儒家之一派，倒不如說是道家之一派。韓非可能是看到顏氏之學在學術界有那麽大的影響，就連常常極詆孔子的道家人物莊子也對他推崇備至，於是就把晚至戰國中期才興盛的顏氏之儒列為了儒家的八大派之一。但是他仍把顏淵這位本來在孔子弟子中列為「德行第一」的唯一「好學」者，排在「子張之儒」和「子思之儒」的後面、「孟氏之儒」的前面，這就說明他對「顏氏之儒」的由來還是很清楚的。

【韓非子·顯學】中位列儒家八大派第四位的是「孟氏之儒」。

孟氏之儒，學術界普遍認為即指孟軻。孟軻，世稱「孟子」，約生於公元前372年，卒於公元前289年，【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孟軻，鄒人也。（【正義】曰：‘軻字子輿，為齊卿。鄒，兗州縣。）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索隱】：「王劭以‘人為衍字，則以軻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弟子也。」）孟子思想對孔子的「仁」學既有繼承，也有發展。這就是朱熹在【孟子序說】中所說的：「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因為在孟子時代諸子學說都有強烈的現實政治取向，所以孟子的學說除了要建立一套道德倫理的觀念之外，最現實的目的就是要實行「仁政」，【孟子·公孫醜上】：「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史記】說孟子曾「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荀子·非十二子】中亦將他與子思一同非難，而【孟子】一書又屢稱曾子、子思，故唐宋以來的儒家常把曾子拉上，說儒家存在一個孔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的「道統」，而子思、孟子之說遂由此而合稱為「思孟學派」。

應該說，孟子儒學與子思儒學的確有某些聯系，這聯系似主要在兩個方面。第一，子思喜談「性與天道」，講「中庸」，講「誠明」，他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為道」；「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孟子·告子上】也說：「仁、義、禮、智、根於心」，「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孟子·離婁上】又說：「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和【中庸】一樣，【孟子·盡心上】說：「盡其心，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第二，上引【荀子·非十二子】之「非」子思、孟軻時，荀子指斥子思、孟之「罪」中，「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子思唱之，孟軻和之」。足見二人學術的另一個共同點是提倡「五行」之說。「五行」說與思、孟的關系，自竹帛【五行】發現以後，學術界已有充分討論，此處從略。

但子思和孟子所處的時代畢竟不同了。如果說子思時代儒家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以道自任的「士」如何以個人的人格尊嚴而以德抗位的話，那麽在孟子所處的諸侯爭霸更加激烈、「天下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的時代，可以說「士」人此時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已變成了「士」應如何以「道輔勢」而平治天下的問題。所以子思和孟子的儒學思想雖有許多聯系，但側重點不同則是更主要的。正是著眼於這些不同，【韓非子·顯學】就把「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區分成了先秦儒家中的兩個各自獨立的派別；而著眼於二者的相互聯系和共同點，唐宋以後的儒家學者則把他們合稱為「思孟學派」。

在【韓非子·顯學】中排列於儒家八大派之五的，是漆雕氏之儒。漆雕氏是誰呢？因為【漢書·藝文誌】中著錄有「【漆雕子】十三篇」（班固原註：「孔子弟子漆雕啟後。」王應麟曰：「【史記】列傳作漆雕開。」楊樹達曰：「‘後字蓋衍文。」）說明漆雕開原有著作傳世，故學術界一般認為「漆雕氏之儒」即是指「漆雕開一派」。但由於【漢誌】中的「【漆雕子】十三篇」早已亡佚，【論語】中關於漆雕開的記載只有一條，出自【公冶長】：「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信。子悅。」故【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說漆雕開「不樂仕」，大概是據此而言；但【孔子家語】又說他「習【尚書】」，就不知何據了。此外【論衡·本性篇】說，「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而「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則漆雕開還有【論情性】之文，或也在【漆雕子】十三篇中，但也一同亡佚了。但漆雕開成為儒家一派的主要特點，似尚不在其論情性「有善有惡」上，而應在其尚勇任俠的作風上，至少在韓非看來在戰國中後期是如此。【韓非子·顯學】曾說：「漆雕氏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郭沫若認為，這顯示出「漆雕氏之儒是孔門的任俠一派」；而蒙文通【漆雕之儒考】，則認為這是漆雕氏之儒近於墨家的反映。大概蒙氏是把任俠看成墨者的作風了，所以他把漆雕氏之儒的流變歸入到墨家。其實，雖然我們不敢肯定其他儒家學派是否也有漆雕開「行曲則違於臧獲」的作風，但其「行直則怒於諸侯」的作風則亦見於其他儒者。如郭店楚簡【魯繆公問子思】中，子思對魯繆公即有「恒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之說，【孟子·萬章下】載子思見魯繆公亦公然「不悅」，說：「以德則子（指魯繆公——引者）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孟子·公孫醜上】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郭沫若說：「這位北宮先生也就是漆雕氏之儒的一人了。」但【孟子·公孫醜上】卻說：「北宮黝似子夏。」看來儒家任俠的作風本很普遍，不宜遽然將漆雕氏之儒往墨家那邊拉，而對於儒墨的異同問題當作更深入地探討。

【孟子】把屬於漆雕氏之儒之「一人」的北宮黝作為「養勇」的例子列舉出來，說明在戰國中後期漆雕氏之儒的確是實繁有徒的，【韓非子·顯學】篇把漆雕氏之儒作為當時的儒家八大派之一，是有根據的。

【韓非子·顯學】篇儒家八派中的第六派，是所謂「仲良氏之儒」。「仲良氏」的「良」字，有的本子寫作「梁」。因此，「仲良氏」就也有可能是「仲梁氏」。盡管學者們費盡腦筋，也沒能從文獻中發現任何有關仲良氏或仲梁氏的資訊，最終歸於「無可考」。只有郭沫若別出心裁，猜想仲良氏之儒「或許就是陳良的一派」。因為【孟子·滕文公上】既說陳良「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那「他是有門徒的，陳相與其弟陳辛，‘事之數十年，足見他在南方講學甚久，門徒一定不少的」。但郭氏也不得不承認，「唯仲良而氏之，與陳良復有不同」，只是他拿不出證據證明「陳良」即是「仲良」，只能說「或許‘陳字是誤字，因有陳相、陳辛而抄書者聯想而致誤的吧」。我以為，這裏的「仲良氏」有另外一種可能，就是他與【荀子】一書中「子弓」是同一個人，都是指孔子的弟子冉仲弓（冉雍）。【荀子】書中的「子弓」即是「仲弓」，自唐楊倞到清人俞樾等，皆已有論證；再加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中又有【仲弓】篇，既說明當時確有「仲弓之儒」，也證明【荀子】書中的「子弓」不會是馯臂子弓而只可能是「仲弓」。故韓非子在這裏又和上文將「子思之儒」置於「孟氏之儒」前面一樣，把「仲良氏之儒」放在了「孫氏之儒」的前面。而從文字字形的角度看，把「弓」「良」二字抄混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說文】中「弓」的小篆為「」，而【說文·部】收錄有一個古文「良」字，寫作「」，與「弓」的篆文有些相近。或許是【韓非子】的抄寫者把「仲弓」誤成了「仲良」，這也是可能的。仲弓在【論語】中共出現七次，【論語·先進】將他列為孔門「德行」一科的代表人之一，【論語·公冶長】孔子許之為「仁而不佞」，【論語·雍也】孔子說「可使南面」，其學傳於後世是很自然的事。

【韓非子·顯學】篇中被排在儒家八派中第七位的是孫氏之儒。孫氏之儒就是荀子一派。荀子【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有其傳。【漢書·藝文誌】著錄其書「【孫卿子】三十三篇」。（班固原註：「名況，趙人，為齊稷下祭酒。有【列傳】。」王應麟雲：「當作三十二篇。」）荀子是韓非的老師，韓非在劃分儒家學派時，自然不能不給荀子一席地位；否則，他自己就是學無根柢了。因荀子這一派學者已有太多的介紹，這裏就不再費辭了。

【韓非子·顯學】篇被列在儒家八大學派第八位的是所謂樂正氏之儒。「樂正氏之儒」中的「樂正氏」是指誰，韓非子並沒有說明，古代註家也沒有註文，近代胡適首先將其定為樂正子春。大概他想到【禮記·祭義】中「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門弟子」問，而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雲雲的話來，便以為【韓非子】中的「樂正氏之儒」一定是學有淵源而有「門弟子」的樂正子春了。但這其實只是胡適先生的想當然之辭。郭沫若【儒家八派的批判】則以子思之儒、孟氏之儒、樂正氏之儒為一系，認為「樂正氏即孟子的弟子樂正克」。但他也沒有舉出什麽證據。我以為，就胡氏與郭氏二人的觀點相比較而言，郭沫若的看法應該更合理些。因為就【禮記】和【孟子】二書所記樂正子春和樂正克的事跡而言，「樂正子春」在【禮記】中共出現五次，雖然他已有「門弟子」，但每次作者皆直呼其名；而樂正克其人在【孟子】一書中共出現七次，雖然並未提到他已有「門弟子」，但包括孟子在內，所有人都稱他為「樂正子」，如果不是東漢趙岐的註文告訴我們此樂正子是「魯人樂正克，孟子弟子」，我們都不會認為樂正克是孟子的學生，而會以為他和孟子是平輩。這也可見出樂正克在戰國中後期儒家中的影響和地位應比樂正子春高，能成為儒家八派之一的應該是樂正克一派，而不會是樂正子春一派。另外，樂正子春為曾子弟子，時代比孟子都要早，如果「樂正氏之儒」真是他，那他就應排在「孟氏之儒」的前面；現在【韓非子】把「樂正樂之儒」殿於儒家八派之後，也說明他的年代不會比孟子、荀子更早，影響也應在二人之下。

三

以上是我們依據【韓非子·顯學】篇對戰國中後期儒家學派的一個回顧。現在的問題是，依近數十年楚地出土的簡帛文獻來看，這些儒家學派在楚國的流傳情況是怎樣的呢？

從楚地出土的簡帛文獻來看，在這些書寫於戰國中後期的楚地簡帛文獻中沒有發現屬於「子張之儒」的作品，這和傳世文獻中的情況是相同的。這說明或者是因為子張之儒的確接近於墨家作風，原本即偏重實際而少有著作流傳；也或者是因為子張之儒興盛的年代較早，主要在北方流傳而基本沒有傳至楚地的緣故。

在楚地出土的簡帛文獻中，數量比較多的是屬於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的著作。帛書中有【五行】篇分「經」和「傳」兩部份，而「【五行】篇的經部為子思作、說部（即「傳」——引者）為孟子的作品」，這差不多已是學界的共識。郭店楚簡中的【緇衣】【五行】（有「經」無「傳」）可以肯定是子思所作，其余【魯繆公問子思】【成之聞之】【性自命出】【尊德義】【六德】【窮達以時】，則應該如李學勤先生等所言：「都與子思有或多或少的關聯，可說是代表了由子思到孟子之間的儒學發展的鏈環。」說這些作品屬於「子思之儒」或「孟氏之儒」所作，都是有可能的。上博簡中也有【緇衣】和【性自命出】（即【性情論】），那當然也是屬於子思的著作。而其中的【民之父母】篇，由於是由子夏與孔子之問答組成，盡管有可能該篇當初是「由年輕而學習及領悟力均強之子夏自行筆記，而後傳至同門師兄弟，然後再輾轉傳至七十子弟子之再傳弟子」的，但【孟子·梁惠王下】載齊宣王問「吾何以識其才而舍之」時，孟子以「國人皆曰可」，然後或「用之」或「去之」、或「殺之」，並說：「如此，然後可以為民之父母。」因此，我認為，孟子即使不是竹簡【民之父母】的作者，簡書【民之父母】的傳承卻未必與孟子沒有關系。

同時，上博簡中又有【顏淵問孔子】一篇記顏淵之事，或出於「顏氏之儒」，【中弓】篇，或為「仲良氏之儒」所傳。

楚地出土簡帛中也沒有發現明顯屬於「漆雕氏之儒」的作品，郭店簡【唐虞之道】比利時漢學家戴卡琳認為，該篇的思想乃屬於「墨子和楊朱的血液在儒家的筋肉裏」。如果依這一思路來探討，或許還可以發現該篇與「漆雕氏之儒」或「子張之儒」有點關系。至於孫氏之儒、樂正氏之儒，則可能由於他們的時代晚於楚簡帛書寫的時代，故楚地出土的簡帛文獻中基本沒有發現他們的著作——只有帛書中的【春秋事語】，可能因其出現於漢墓中，故李學勤先生認為它為「荀子一派所作是不無可能的」。

將楚地出土簡帛文獻中屬於儒家的作品和【韓非子·顯學】中的儒家八派進行比較綜合我們就會發現，戰國時期傳播於楚地的，主要是「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的著作，也有少數為顏氏之儒或仲良氏之儒的作品，但子張之儒和漆雕氏之儒的作品則難覓蹤跡，而孫氏之儒和樂正氏之儒的作品也沒有發現。這就是說，由楚地出土的簡帛文獻來看，戰國中後期在楚國流傳的儒家學派，基本就是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其他儒家學派及其思想差不多都沒有在楚國傳播。而反過來也可以說，【韓非子·顯學】篇對先秦儒家的學派劃分也基本上只限於他所在的北方地區的儒學發展格局，而他對南方楚國的儒學情況了解可能並不全面。【韓非子·顯學】篇中本有孫氏之儒和樂正氏之儒，特別是孫（荀）卿本人晚年曾久居楚國，對楚國儒學的發展應有一定的影響，但由於當時已處於戰國後期白起拔郢（前278年）及楚國遷都於陳之後，楚國西部故地被秦侵占，政治文化的中心已經東移，而荀子又居於原屬魯地的蘭陵，故出土簡帛中不能見出其學說對楚國學術思想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