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眾所周知，托克維爾的著作是高度「獨特」的。作為19世紀30年代的美國的分析家，革命——他試圖理解的1789年革命，以及他作為見證人和參與角色的1848年革命——的歷史-社會學家，民主和自由主義的理論家，托克維爾涉足今天成為獨立領域的多門學科。
我把他看做一個革命後社會的理論家。
他出生於革命時代，依然要參照舊制度來勾畫出正在誕生中的社會的新特征。美國給我們提供了這個新社會的形象。
就本質而言，這樣的形象預示著歐洲的未來，也就是說在大西洋彼岸得到充分發展的民主不可避免，在舊大陸也已經播下種子。
托克維爾的現實意義應該首先激勵我們用擴充套件了的認識，來重新探討他提出的問題，特別是對大西洋兩岸的民主進行比較。
我們在高等師範學院或者巴黎索邦大學哲學系幾乎沒有讀過【論美國的民主】或者【舊制度與大革命】。就我本人而言，是隨著【托克維爾全集】的陸續出版，才發現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的。
我首次研究他的思想是在20世紀50年代末，當我任職社會學教授的時候。因此，我的學養並非源出於他，盡管我喜歡援引他的文章，甚至借重他的名聲。
眾所周知，托克維爾的著作是高度「獨特」的；給予其啟發的母本觀念，數量甚微。它們卻依然包羅了一些並非敵對而是各有特色的學派重新關註的若幹論題。作為19世紀30年代的美國的分析家，革命——他試圖理解的1789年革命，以及他作為見證人和參與角色的1848年革命——的歷史-社會學家，民主和自由主義的理論家，托克維爾涉足今天成為獨立領域的多門學科。在有些人的眼裏，他首先是向美國人闡述某些他們自己的觀念的人；在另一些人的眼裏，他是解釋革命事件，也就是說不是簡單敘述事件，而是解釋事件的深層原因及其後果的先鋒之一；還有些人則把他看做在廣袤的新大陸或者倫敦的沙龍裏探索自己國家的奧秘和奇特命運的法國人；像孟德斯鳩一樣，他在法國知識界屬於英國或者美國「派」，因此處於各種運動和抵抗集團的邊緣。
我同他神交當時所處的氛圍，我在那個時代心存的種種疑問，迫使我潛心研究一個完全的托克維爾，既是美國學家、大革命和民主的社會學家，又是自由主義者的托克維爾。我把他看做一個革命後社會的理論家。他出生於革命時代，依然要參照舊制度來勾畫出正在誕生中的社會的新特征。美國給我們提供了這個新社會的形象。就本質而言，這樣的形象預示著歐洲的未來，也就是說在大西洋彼岸得到充分發展的民主不可避免，在舊大陸也已經播下種子。
繼工業社會學講義之後，我著手評述歷史社會學的各種主要學說，其成果就是隨後出版的英文版稱為【社會學思想主要流派】（ Main Currents of Sociological Thought ），法文版稱為【社會學思想階段】（ Les Etapes de la pensée sociologique ）的著述。我尋找著可以說是自己的先輩。社會學家幾乎都把社會學同現代社會聯系起來，有時則把這兩者同社會主義聯系起來。現代社會有哪些特點？除了卡爾·馬克思，19個世紀的大作家們對我們的狀況給予了哪些啟示？托克維爾呈現在這先賢的長廊裏，因為此前孟德斯鳩已經被列入其中。
我用整整一年的時間來研讀【論法的精神】，被這位布雷達議員的名副其實的社會學的方法所震撼。誠然，就其政治觀念及對於三種類別制度的分析而言，孟德斯鳩仍然屬於古典政治哲學的傳統；他依然是傳統社會的某些主流思想的囚徒，但他區分出了各種亞系統（姑且借用帕森斯的概念），研究並確立了特定的物質和精神條件與特定的制度（或實踐）之間的多重關系。孟德斯鳩揭示了社會之物（「社會的」）概念的雙重意義：有別於政治之物（「政治的」）和經濟之物（「經濟的」）的社會之物，作為社會本身的單位的社會之物。社會學的計劃從下述兩重目標來理解並得到檢驗：揭示社會之物的多重表達（法律，習慣與風俗，貨幣與經濟，氣候與土地，人口數量），以及這些不同表達與它們的組合之間的關系及它們的相互依存關系。
托克維爾保存了孟德斯鳩的社會學精神：他從事寫作比孟德斯鳩晚一個世紀，而且也不是那麽雄心勃勃，選擇了法國大革命的性質和結果作為中心課題。說他不是那麽雄心勃勃，是指他幾乎沒有把自己的視線擴充套件到法國、英國和美國之外；但在他的眼裏，革命後社會構成一個處於這種原創點並具有自己獨特風格的社會的起點，所以他同樣也是站在世界史的高度。無論是論述美國或者法國，他所思考的都是革命後社會，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現代社會。概而言之，馬克思也沒有論述過革命後社會以外的其他問題。除了這個課題之外，這兩個人物——一個是法國人，另一個是德國人，很少有相合之處；前者是征服者紀堯姆的一個同夥的後裔，後者是萊因河畔一個出於機會主義而皈依新教的猶太人律師的兒子；一個以開明的保守態度對待他能夠容忍而並不熱愛的社會，另一個畢生反對天上和地下的一切神明，在解釋世界的同時，投身於改造世界。
在我的學術生涯的這個時刻，亦即在我撰寫【知識分子的鴉片】（ L’Opium des intellectuels ）和草擬一種工業社會理論的當口，托克維爾給予了我什麽啟發？
首先是工業社會的定義（在表達其固有特征的模糊的意義上），這個定義不再以A. 孔德為榜樣透過工業來厘定，也不再以馬克思為榜樣透過資本主義和階級鬥爭來厘定，而是透過社會平等或者地位平等來厘定，這種平等在美國已經十分顯見，而在歐洲也已可以預見。現代社會不能容忍大革命遺留下來的矛盾，它產生自把革命動蕩遠遠地拋在後面並繼續牽引我們社會前進的運動。在此，很有必要重讀一讀【論美國的民主】「緒論」中激情飛揚的著名詞句：「因此，身份平等的逐漸發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這種發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時每刻都能擺脫人力的阻撓，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幫助它前進。……大家即將閱讀的本書，通篇是在一種唯恐上帝懲罰的心情下寫成的。作者之所以產生這種心情，是因為看到這場不可抗拒的革命已經沖破一切障礙進行了許多世紀，而且今天還在它所造成的廢墟上前進。」
圖為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論美國的民主】扉頁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1848
透過研究這位民主哲學家和平等社會學家，我不僅接觸到了我們所知的托克維爾的母本觀念，同時也考察了同他的著作相關的方方面面：對於美國新生的文明的解釋，對於法國大革命的解釋，對於美、英、法三國透過同樣的民主運動所走的不同道路的解釋。
托克維爾在法國重新發現了一個世紀來喪失的光榮和現實感。所有的社會學家都承認他是他們當中的一員，而弗朗索瓦·費雷（François Furet）對【舊制度與大革命】贊譽之高，同他對歐拉爾作為巴黎索邦大學法國大革命歷史學家的地位貶抑之低，適成對照。有人把托克維爾回歸時尚並得到公眾關註，部份歸功於我。不管這部份功勞有多大，我始終認為那是微不足道或者意外的。法國思想史或者認識社會學，使我們可以理解昨天的冷漠和今日的醒悟。
1945年，記者們引證了【論美國的民主】第一卷的最後幾行話：「然而，其中的每一個民族——俄國人和美國人——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終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運。」1955年，發展理論成為既是意識形態又是歷史階段的概念模型。沒有任何東西禁止沿著同樣的路徑，把不論是社會主義的或者資本主義的所有經濟按照大腦的設想來進行分類。1835年，美國走在平等革命的最前頭；1955年，它走在生產力競賽的最前頭。美國再度預告著我們的未來。
在1955年就像在1835年一樣，歐洲人同意到美國去尋找開啟他們未來前途的一把鑰匙。在社會主義傳播之前，托克維爾關於走向地位平等的運動不可抗拒的論點，同闡明野蠻的資本主義和無產者的起義並不相悖。誠然，托克維爾沒有忽視原始工業的暴行。在英國曼徹斯特旅行時他寫道：「在這臭氣熏天的垃圾場中間，最大的人類工業之河找到了自己的源頭，並將養肥整個世界。從這骯臟的陰溝裏，流淌岀純金。在這裏，人類精神既趨於完美，又變得愚昧；文明生產著它的奇跡，而文明人重新變得幾乎野蠻……」
馬克思的1844年哲學-經濟學手稿又把我們帶回到這種精神。
托克維爾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工業集中於首都是專制王朝衰亡的深刻原因之一；他並不否認社會主義學說在1848年革命前後年代的作用。【回憶錄】第二部最後幾頁逐一談到了行動家和思想家，毫不遲疑和毫不內疚地參加六月事變軍隊鎮壓工人行動的保守派，以及意識到他們所捍衛的事業的不穩定性的哲學家。托克維爾寫道：「如果專門談論構成我們社會秩序基礎的財產，那麽掩蓋或者一般所說的藏匿財產權的種種特權正在被消滅，但這種財產權依然成為人與人之間平等的主要障礙，而且看來是人們地位的唯一標誌，這種標誌是不必要的，我不是說即將輪到把它取消，但至少取消它的想法出現在不享有這種標誌的人們的頭腦裏。」
他繼續寫道：「他們的著述——社會主義者的著述——是荒謬的，但他們工作的基礎是哲學家和國務活動家們所能關註的最嚴肅的話題。」托克維爾在1848年革命之後兩年撰寫他的【回憶錄】時，對於財產權和社會主義——「未來的重大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他的評論家們多次評論說，如果他沿著這樣的道路進一步延伸他的反思，那麽將填補一種缺乏社會主義理論的民主理論的空白。
在其政治生涯結束之後，托克維爾決定從事法國大革命的研究之時，重新又回到了這個經常縈繞在他腦際的念頭：從舊制度著手研究大革命；他向後看，而不是向前看。他轉了一個彎，重又回到最初的問題上。為什麽平等原則在法國碰到那麽多障礙？民主原則在法國能否適配在大西洋彼岸得到充分發展的代議制機構及自由？奧爾良王朝及稍後的第二共和國的淪陷，第二帝國的建立在托克維爾的心中重又喚起了他在【論美國的民主】結尾所表達的不安：「現代的各國將不能在國內使身份不平等了。但是，平等將導致奴役還是導致自由，導致文明還是導致野蠻，導致繁榮還是導致貧困，就全靠各國自己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人懂得了這段話的意思。在分裂的歐洲兩大陣營各自都以民主為標榜，所不同者一方透過普選和議會程式來治理，另一方則是透過自選自封來翻新的寡頭統治：托克維爾的享有自由或者沒有自由的民主的選擇與戰後自由的或者極權的工業社會的選擇，兩者難道不是極其相似嗎？歷史透過頗有諷刺意味的道路，使托克維爾提出的問題重新具有現實意義，盡管表面上它們曾經被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統治和歐洲內部的爭論所窒息，或者至少是被掩蓋。
美國並不樂意指引道路，它所樹立的也許是自己固有的民主運動風格。至於社會主義或者在蘇聯實作的所謂社會主義，並未消除社會和經濟分化。廢除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制，消滅的只是自由和代議機構，而不是不平等。試問在歐洲的什麽地方不再有不平等。一方面，這裏不再有奧納西斯、洛克菲勒或者羅思柴爾德，但也不再找得到數以百萬計封閉在自己家族和親近者圈子中的中小布爾喬亞。從1947～1973年這個超常的四分之一世紀中的西歐，顯示了托克維爾早就歸納出的美國的某些特征，也就是他展望舊大陸未來的特征。
他雖然缺乏經濟教育，但並沒有陷入比他造詣更深的許多經濟學家的悲觀主義。他已經考察過並旦富有前瞻性地進行預測的那種民主社會，首先關註的是福利；它們憑借工業和商業富裕起來；它們沒有把這些財富只留歸少數人，而是把其中的一部份分配給大多數人，因為它們主張平等原則。在今天已經超越工業化初始階段的自由社會中，托克維爾敏銳的合理預見難道不是已經得到證實了嗎？今天的自由歐洲在許多方面更像托克維爾所想象的歐洲，而不是馬克思依據資本主義積累所預言的那個歐洲。
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身後的時來運轉，除了幻想的天才，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歷史的峰回路轉。
美國人從來沒有忘記或者低估托克維爾，因為他們飲佩他是一個對他們的制度和習俗做出明智判斷的學問家，而不是一個旁觀者。同樣，英國人贊賞他是一個接近他們的法國人，是一個超脫了法國人對立的兩派——否定或者無條件贊美大革命——的典型態度的一位貴族和自由派：他之所以接受大革命，是因為大革命已經發生，但他並不為大革命歌功頌德。不可避免的是民主運動，而不是革命風暴。這樣的風暴不僅把古老的貴族「連根拔起」，而且給自由造成了尚未愈合的創傷。
在法國，托克維爾既被懷疑為反革命分子又被懷疑為共和派，得不到任何寬容，不受任何人青睞，無論是右派或者左派、社會學家或者哲學家。對於他的著作，撰寫法國大革命史的歷史學家們釆取了漫不經心的態度，19世紀末的共和黨人們更喜歡米拉波、丹東和羅伯斯庇爾。也許，要最終還原1789年革命的本來面目，必須揭開1917年革命的面具。
我們不應該忘記，在1885年，托克維爾在讀者中間引發的感受即使不是憤怒，至少也是驚詫。他寫道：「我舉目環顧一下這夥既無超群者又無落後者的在許多方面都一樣的眾生，真為這種普遍劃一的情景感到悲愴和心寒。」在這樣的時刻，國家參議員的年薪高達25000法郎，而普通工人每天出賣苦力所得只有幾文餞。以農民和工人為一方，以資產階級和貴族的遺老遺少為另一方，兩者之間的鴻溝是如此之深，以致不由得使人聯想到把自己的營地建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兩個民族。今天部份成為事實的東西，在那個時刻卻是離法國的實情十分遙遠。認識到機遇的極端不平等和工業化的冷酷的托克維爾，為什麽只為個人自由感到擔憂？使他感到心寒的是，數百萬勞動者在非人的貧困生活中掙紮的那個時代的普遍單調劃一面貌。
作為旅行家，托克維爾洞察全部現實，毫不隱諱任何觀察到的現象。但他並沒有把它們全部裝進他的解釋系統的框架、他的總體世界觀。他屬於高等貴族，並非是由於他的祖先的地位、財富或者資力。托克維爾考察了他分別稱之為民主的或者平等的天命運動自11世紀以來的歷程。在【論美國的民主】的緒論中，他同時追溯了貴族、領主的沒落和走向平等的進步。這種進步包括其他權力——教會、王室、商業等等的形成，從而限制了貴族——曾經把全部權力歸自己占有的這個貴族的統治。貴族統治，乃是「權力是人對付人的唯一手段」，「而地產則是強權的唯一源泉」的時代平等運動與封建制的解體相匯合。大革命則是其結果，但沒有使它停步；恰恰相反，革命加速了它的行程；加強了行政的中央集權化，完成了舊王朝的未竟之業。
身為舊制度的貴族，他註視著國家的勃興，也就是公職人員的勃興，以及貴族階級隨後的沒落。他以民主運動和平等原則的名義，張開雙臂歡迎隨著貴族階級的滅亡而誕生的一個新社會，亦即他所說的民主社會的降臨；他傾向於把法律地位的平等與社會地位的平等疊合起來。一切促使我們認為，他在美國找到了他所探索的東西：他所發現的與其說是思想的源頭，毋寧說是觀念的驗證。很值得花力氣仔細讀一讀【論美國的民主】的「緒論」，特別是對於本質上是同一回事的美國和歐洲民主革命的比較：「我所說的這場偉大社會革命，世界上有一個國家好像差不多接近了它的自然極限。在那裏，這場革命是以簡易的方式實作；甚至可以說，這個國家沒有發生我們進行的民主革命，就收到了這場革命的成果。十七世紀初在美洲定居下來的移民，從他們在歐洲舊社會所反對的一切原則中析出民主原則，獨自把它移植到新大陸的海岸上。在這裏，民主原則得到自由成長，並在同民情的一並前進中和平地發展成為法律。」
在加拿大，法國移民並沒有隨身帶來民主原則；由政府決定搬遷整個村莊，不能紮牢一個新的社會的根子；恰恰相反，這種做法意味著在新的領土上重建陳舊的等級制：農民，神甫，法律顧問，貴族。直到20世紀中葉，教會的勢力才在魁北克於若幹年內開始瓦解，托克維爾所說的意義上的民主原則始得以確立。然而，在此時，這個原則在平等的旗號下變成了社會主義的東西。
為美國的母本理念註入了靈魂的移民們，在推行民主原則的同時，傳播著他們的信仰。他們下船登上這片廣袤無垠的大陸，這裏的印第安人人口稀少，為登陸者留出了廣闊空間。墾荒者的平等擴大了信徒的平等。墾荒者在慷慨的大自然中所依靠的是自己的雙手，自己的勞動；信徒透過自己尋求著上帝之路。怎麽能不提岀托克維爾毋庸置疑地回答的一個問題：在1835年，新大陸是否代表著歐洲的未來或者一個移民社會的春天？難道不應該問一問，一旦這片大陸得到開墾，移民安居樂業之後，美國社會是否會逐步凝結而近似於歷史上的社會？今天，這個問題依然擺在我們面前。同樣的運動是否最終在美國或者歐洲取得了勝利？
就政治而言，美國在本質上不同於歐洲國家。也許存在著一種美國文明；美利堅合眾國肯定無疑是美國人的一個共和國；但不是歐洲所指的同樣意義上的一個民族或者族群。一個美國人即是一個面對憲法宣誓效忠而取得護照和國籍的美國公民，今天依然如此。聯邦是借助憲法建立的；今天依然是借助憲法，聯邦得以保持。沒有了憲法，來自數十個不同人種的幾百萬美國人將喪失他們的認同性，解體為一群無定形的烏合之眾。歷史上的族群能夠歷經多次革命而不喪失自己的認同性。革命一詞在歐洲所說的意義上是指冒險推翻「政體」（polity）這種政治實體以及憲法，因為兩者是相互依存的。一個移民的聯邦是透過各個州的共同意誌建立起來的，而民族不是透過幾個世紀的共同生存、記憶和希望所能形成的。
我們姑且把移民社會與歷史社會的對立放在一邊。歷史是否證明托克維爾言之有理？民主原則是否像他在新大陸所見到的那樣，最終在歐洲贏得了勝利？抑或完全相反，不平等——部份來源於歷史，部份是由社會競爭和特權的傳承所制造和再生的不平等，在所有的現代社會中進一步加劇、強化和穩固了？
答案並非不言自明。在20世紀的近25年裏，對於我們社會的解釋所引起的爭議，並不比以往對現代社會的解釋本身少。恕我冒昧直言，對於19世紀末人們用一個新名詞稱之為「社會問題」的論述，托克維爾不敢稍有懈怠，它也是社會主義者從19世紀初開始置於他們思考中心的話題。對於我們這些飽受馬克思主義浸淫的人來說，在20世紀50年代——資本主義的復蘇時期被重新發現的托克維爾身上看到的令人感到煥然一新的東西，恰恰是對於以社會平等和政治自由為中心的歷史的思辨，而不是關於階級鬥爭或者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思辨。
許多批評家指責托克維爾對於安德魯·積遜（Andrew Jackson）時代的工業認識模糊，幾乎不置評論。亨利·福西永（Henri Focillon）本人有時試圖擡髙妙思·舍瓦利耶（Michel Chevalier）的書簡的地位，把它們置於【論美國的民主】之上。但文本本身勝於雄辯。托克維爾寫道：「世界上卻沒有一個民族像美國人那樣在工商業上獲得過如此迅速的發展。……美國人踏上他們現在居住的土地才剛剛不久，但他們已使自然界改觀而為他們服務了。……美國使我們感到最驚訝的，並不是它的某些工業企業規模特大，而是它的企業多得無數。……美國人使工業獲得了巨大發展，因為他們全都在搞工業。」讓我們再來讀一讀後來成為馬克思主義論戰的靶子的對於工業企業的描寫：「因此，每天都可以看到，最富裕和最有知識的人再將自己的財富和學識用於經營工業，並透過開設大工廠和實行嚴密分工的辦法去滿足各方面的新需求。這樣，隨著人民群眾轉向民主制度，專門經營工業的階級便日益貴族化。……這批貴族只專心搞實業，或者說只在某些實業部門，在整個社會裏他們與眾不同，是一批怪物。……老實說，今天雖然有富人，但沒有富人階級，因為這些富人既無共同的精神，又無共同的目標，既無共同的傳統，又無共同的希望。……總之，我認為我們親眼看見其成長的實業貴族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嚴酷的貴族。但是，它同時又是最受限制和危險性最小的貴族。」
工業貴族只能同托克維爾認為是真實的、建立在土地所有權基礎上的貴族進行比較。他在廠主和工人之間發現了一種一直延續至今的中性的功能關系：「工廠主只要求工人給他做工，而工人只希望工廠主給他工錢。」但他並不排除這種狀況：「貴族制度和身份的永久一旦在侵入這個世界……它們一定是由這扇大門溜進來的。」
不能說一個由廠主組成的貴族階級已經形成，並且贏得了整個社會。誠然，臨近19世紀末，工業主的權力成為熱烈爭論的物件。工業的集中化，跨國公司依然是我們的文明的最典型的現象之一。毫無疑問，托克維爾沒有感悟到技術官僚機器的形成，而馬克思卻曾預言這種技術官僚機器的發展將像毒瘤一樣勢不可擋。但是，有約束和冷酷的貴族既不代表我們社會的特征，也沒有統治這個社會。廠主與工人之間的戰爭在新大陸並未發生。我不指望三言兩語就解決「為什麽在美國沒有社會主義？」這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只想至少提到最沒有爭議的一個原因：在美國，這個新貴族是嶄新的，它不是傳承自特權等級，而來自人人追求成功、人人都有機會的移民群體。具有歷史傳統的民族與之不可同日而語。法國大革命鏟除了舊貴族的根子，將富翁們掃地出門，卻養肥了武夫將帥、食利者、國產收購者、軍火供應商，使他們一夜暴富。並非沒有貴族野心的一個新領導階級，從革命風暴中降生。托克維爾預測的地位平等依然離他十分遙遠。
在美利堅合眾國，富人（莊園主和奴隸除外）並不構成一個階級，沒有像在歐洲那樣同舊貴族結合起來。他們沒有保存受到長期排斥和輕視的記憶。托克維爾在大西洋彼岸觀察到的地位平等，沒有降低為在法律面前平等，而依然是真實的體驗，盡管存在金錢的不平等。這種地位平等得到美國夢或者說美國神話的滋養。「所有職業皆有的薪金，在所有人中間平添了一種家庭氛圍……仆役透過獲得薪金這種觀念，並不感到地位低下，因為美國總統同樣為了獲得一份薪金而工作。無論是指揮他人或者為他人服務，無不得到相應報酬。」
在今天的美國，也許殘留著這種勞動平等的某些東西。誠然，在接受「調查人員」調查時，美國人確認一種職業等級制，這種職業等級制本質上同歐洲人在這方面以同樣方式確立的等級制沒有什麽差別。他們也許會說，職業並無貴賤之分，而只有掙錢難易不等。一些手握博士文憑的人，一旦被某家名牌公司解雇，也不會拒絕在一個加油站打工。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的美國社會保存了一個移民社會的某些特征。居民具流動性，南方的黑人北上，數百萬人充實了西部各州。在這方面，移民社會依然深刻不同於多少個世紀以來定居和眷戀故土的具有歷史傳統的社會，盡管在那裏農民兒乎已經消失。
在這些評論背後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托克維爾究竟揭示了現代的本質，抑或只是賦予了現代一種意識形態，一種辯解？確實「一切極端都緩和和軟化」了嗎？我們真的能夠把目光投向「這夥既無超群者又無落後者的在許多方面都一樣的眾生」嗎？這種普遍的單調劃一是否正在剝奪人類的斑斕色彩及其豐富性和不同性呢？
可以說，托克維爾跳過了無產階級與產業資本家之間的階級鬥爭的世紀，跳過了舊中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化、工人群眾的貧困化，已經看到了小布爾喬亞社會，這個社會關懷不同於自己的同行和大企業的小企業。同樣，他預見到了社會的中產階級化，因為民主首先關註福利；預見到了國家權力和職能的無限擴充套件乃至福利國家。但在核心問題上，他說得是否正確：今天的人們是否「雷同」、「類似」、「一樣」？托克維爾是否是一種雙重幻想的犧牲品：把1835年的開墾者們的平等與公民的法律平等混為一談；把貴族的不平等與才能不平等混為一談？現代社會將所有的青年送進同樣的學校；賦予他們以從事一切職業的同樣權利；為他們提供同樣的機會和同樣的運氣。但它重建了某些等級制度——收入、名望、權力的等級制度，凡此種種雖然不是法律認可的，難道不是同樣也對人們產生影響，從而駁斥了上述雷同的蕓蕓眾生之說所隱含的觀點嗎？
我認為無論是在法國或者美國，平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突顯地構成政治論戰的中心。美國黑人的鬥爭是以人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名義發動的；平等的要求然後針對進行競爭的條件；美國的觀念應諾人人具有同樣的機會、同樣的機遇權利；黑人所處的地位嘲諷著機會平等的格言；由此產生了有利於弱勢群體的關於歧視的法律論戰。最後，在邏輯上的而不是時間順序上的第三階段，產生自競爭的不平等，成為爭議的物件。J. 羅爾斯的名著【正義論】證明了平等原則的持續性、現代民主的發源和源流。
因此，我覺得托克維爾的問題在我們的時代像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一樣，成為我們的爭論的焦點。以往被認為喪失理智的主張，若幹年來無疑必須加以嚴肅地對待，不管你接受與否。以馬克思主義為標榜的社會主義，使自由觀念變得更加鮮明。雖然極權主義表現出深刻地有別於粗暴的專制主義，自由-平等的辯證法依然占據著思想——至少是西方思想——的中心。
在設想因幾乎危及所有人的貧困或者大多數人的中產階級化而幾乎沒有分化的大眾時，馬克思和托克維爾兩位思想家都犯了錯誤。但是，在西方國家，托克維爾的描述保持著同現實的若幹聯系。兩位思想家都低估的東西是社會角色的不可避免的等級制，基因遺傳的不等和現代社會的復雜性。民主消除著舊制度保持的各種差異，經濟和技術增加了職業的多樣性。任何職業都不排除極端情況。
托克維爾是否配得上介乎奧古斯特·孔德與卡爾·馬克思之間，繼孟德斯鳩之後身居社會學奠基人之列，或者也許身居社會學思想的最典型代表之列的地位？有人認為，與其說他是社會學家，毋寧說是政治學家；也有人認為，他是嚴格的社會學家，但不具備一套堅實的方法，不具備一種社會系統的表達。他既沒有弟子，也沒有任何人以研究他作為立身揚名之本，難道不就是這方面的證據嗎？
從某種意義上說，諸如此類的非議我覺得是有根據的。試圖從他那裏尋找同孔德的體系或者馬克思透過經濟對歷史進行的解釋（或曰歷史唯物主義的解釋）等同的論說，那是徒勞的。與此相對，托克維爾的兩本巨著給我們提供了社會學思想的範例性的論述，從整個社會環境及其未來前景著眼理解美國的政治制度和1789年革命的嘗試。對於美國民主及隨後對於法國大革命做出解釋：托克維爾觸及了那個時代最重要的兩個問題，並用觀察家、歷史學家和【論法的精神】的讀者的方法對他們進行論證。
正如大家經常所說，托克維爾確實不同於孔德和馬克思，沒有提出一種社會理論或者橫跨各個時代的各種社會的理論。同樣確實的是他從來沒有忘記孟德斯鳩的教導，即一個社會的各種不同制度之間的聯系。借用流行的話語來說，各種概念包含著社會學技術語言中的等同表述。
托克維爾探索孟德斯鳩所說的一個國家的普遍觀念；他在美國找到了一個相關的母本觀念；他把法律與習俗、規則與宗教、中央權力與地方權力、行政權力與政治權力聯系起來。【論美國的民主】第一卷是能夠揭示細節和綜觀全域，亦即能夠洞察決客製度並使之有可能延續的深層原因的一個觀察家對於美國制度的描述、分析。該書第二卷使讀者更加震驚；發展透過地位平等來界定的民主的果實，這樣的嘗試出自一種勉強可以解釋的雄心。人們能否看到和預見到民主對於美國知識界的運動、美國人的情感、真正意義上的習俗的影響，民主觀念和民主感情對於政治社會的影響？他認為除了依然離其起源很近的1835年的美國，在其他任何情況——英國和法國的情況下不可能發生的舉動，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他啟發：還有哪一個國家能夠在同等程度上表達一個母本理念——由可以說剛剛產生自聯邦憲法的一個設想所創造的母本理念？恰恰是聯邦憲法賦予了這個國家以政治存在及普遍意義，因為它的母本理念標誌著歐洲的命運。
毫無疑問，沒有任何人敢於冒險照搬【論美國的民主】第二卷的模式，重新進行類似的探險。但奧古斯特·孔德或者卡爾·馬克思像托克維爾一樣，他們的預言也同樣遭到不少非議。同官方社會學家們的論調相比較，托克維爾的設想表明多少是適度的。除此之外，必須在社會與政治之間保持最優的平衡。社會學的思維方式在社會的觀念化並透過這種觀念化來確立：不是各個小群體，就是作為整體的社會；在孔德和馬克思的著作中，這種思維方式同古典哲學切斷了聯系，從而把政治制度歸結為社會地位的產物或者上層建築。在大多數社會學家的思想中，依然殘留著聖西門觀念的某些東西，即管理物代替治理人。但時至今日，源於政治的社會學家們的判斷已經很清楚地辨明了是要專制主義還是要自由這樣一個世紀的選擇。
弗朗索瓦-費雷正在同學院的大革命史學逬行清算。在他的最近一部著作中，費雷特別列舉了兩位作者——托克維爾和奧古斯丁·科尚（Augustin Cochin），前者透過前因後果理解了大革命，後者理解了思想界、現代政黨的產生和雅各賓主義的本質。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第二卷的註釋中，有一個談涉及各個革命派別的理論，其中最著名和最可怕的便是布爾什維克主義：「法國大革命產生了或者似乎產生了一個世界上新的革命者種族。人們確實看到從法國大革命中出現了一個似乎是世界上新的革命者種族，而且繼續活動著，這是一個不安分的和具有破壞性的種族，隨時準備推翻一切，卻不會建設；它不僅實施暴力，蔑視個人權利和壓制少數派，而且花樣翻新，公開鼓吹必須這樣做：它在自己的學說中宣稱不存在個人權利，或者可以說根本不存在個人，而只存在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可以隨吋隨地使用一切手段的群眾。」也許，揭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神秘面紗，乃是重新發現奧古斯丁·科尚和理解雅各賓主義的一個必要條件？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扉頁 Paris, Michel Lévy frères, 1856
各種事件不論大小，今天無不給托克維爾增添光彩。有誰預料到起源於貴族的代議制機構在「先進的工業社會」中依然是個人自由的唯一的最好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的分裂鑄造了特定的大西洋的團結，把歐洲民主與美國民主之間的比較提到了日程上，從而也就把托克維爾的著作推上了前台。我力排眾議，將這篇評論擬了一個「重新發現托克維爾」的標題，不知是否有道理？
托克維爾肯定沒有被遺忘。1856～1934年間，【舊制度與大革命】在法國重印了6版，總數達到25000冊。1918～1939年間的4個版本表明，這本書的讀者面不很廣，但每版印數總在1000冊～2000冊之間，於4～5年裏售罄。在1938年前後，法國大學學生總數只有50000人，而對於托克維爾感興趣的只有政治學院。一個新的事實也許是，托克維爾深入滲透進了由於學習歷史和社會學的學生蜂擁入校而急劇膨脹起來的各個大學。
這種滲透並不能保證托克維爾的著作像暢銷書【法國病】一樣，很快擁有幾十萬讀者。它更不表明托克維爾像馬克思、孔德和塗爾幹那樣，今天依然自成一個學派，擁有眾多弟子。究其原因，首先在於他缺乏一個體系或者一種方法，雖然在美國和英國要求學生研讀【舊制度與大革命】和【論美國的民主】，用來學會觀察、分析和解釋社會現實。還有另外一個原因：【論美國的民主】第二卷中所顯現出的最大長處是，托克維爾沒有就事論事地進行觀察和演繹，而是憑借直覺和推理的混合做出預測。他從還不存在社會法，工廠的工人尚未得到失業、疾病和事故保障權利的那個時代的行政權力、國家權力的擴張中，得出結論認為這種制度是監護專制主義。
在我看來，【論美國的民主】第二卷是一部值得贊賞的著作，而不是一個應該效法的模式。托克維爾的現實意義應該首先激勵我們用擴充套件了的認識，來重新探討他提出的問題，特別是對大西洋兩岸的民主進行比較。至於托克維爾研究，還存在著一大空白：尚無人撰寫過一部托克維爾的傳記，而這正是英國人和美國人特別擅長的體裁。
〇本文節選自雷蒙·艾朗、丹尼爾·貝爾等【托克維爾與民主精神】
第一章「重新發現托克維爾」，第1-14頁
陸象淦、金燁譯
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8年
為閱讀及排版便利，本文刪去了部份註釋與參考文獻，敬請有需要的讀者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