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科舉制度向普通民眾開放的宋代，接受教育的人群逐漸增加，而大量落第的士人無法憑借特權走向仕途，只能沈浮鄉裏、下移基層， 以自身的文化優勢，影響著地方社會的建設與發展。如果士人無法透過政治權力來實作「兼濟天下」的理想，那麽教育是另一種改變社會、實作自身價值的方式，亦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種隱性權力。
一、從教濟貧
從事教育事業，是投身基層的落第士人首要職業選擇，宋代社會對知識文化的尊重使得教師成為了受人尊敬的職業。落第者在教育民眾的同時， 對儒家思想中諸多理念的實踐，也是落第士人在基層社會獲取名望的重要途徑。他們憑借「教」與「行」來影響地方社會，並不斷提高自身的社會地位，這二者相輔相成。
宋代的地方教育日趨完善，這給予了許多落第士人實作人生價值的機會。北宋時期就存在中央官學辟舉落第士人擔任學官 ，傳道授業的案例，如知名的理學家胡瑗「累舉進士不中」後在地方講學，後受到範仲淹的賞識，皇祐年間被辟為國子監直講。
由於宋初官學教育與科舉考試內容之間存在偏差，導致了官學不振的現象 ， 民間士人被學校授予教職的案例也並不普遍。 隨著範仲淹實施慶歷新政，地方州縣相繼建立了地方官學，而學校師資需求也就相應擴大，落第者出任州縣學官的現象也就逐漸普遍。
北宋立國以後還並沒有積極地鼓勵地方教育，官學承擔著主要的教育任務，但經過官員申請，對少數私學予以優待，準許開辦少數的官立學校。 到了南宋時期由於地方政府捉襟見肘的財力導致官學式微，而地方的教育、文化需求依然強烈，這就使得地方私學逐漸發展壯大，落第者參與教育的機會也就增多，其中包括家教、書院教育等方式。
家教是最為普遍的一種教育方式，主要體現在士人對子女的直接教導 。許多落第者就以家教為業，北宋末期的士人吳擇，其父輩為鄉裏賢士，生活富裕，在科舉落第後就是以家教為業。
【苕溪集】記載：「教其子甚嚴，朝暮課試，不憚寒暑，故罕自初及壯無他師，藝業絕人，有稱太學，再以薦書。」
在宋代，有許多落第者終生無法以自身實力實作階層跨越，但自身的文化優勢使得其子孫，可以憑借優良的教育完成父輩的理想。 總之，家教的盛行為宋代落第士人提供了一種人生選擇，這些落第士人身體力行，將知識傳授給下一代人，但僅憑借家教或是私塾教師傳播文化，影響力是有限的。
二、書院教育
書院教育是另一種較為常見的教育方式。宋代私學是士人讀書講學，擴大影響力的重要場所， 其中常有落第士人的身影。
【範文正公文集】記載：「善講論六經，辯博明達，釋然見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楊雄之風，實無愧於天下之士，而朝廷未賜采收，議者嗟惜，可謂遺逸矣。」
類似書院這樣的公共文化機構，不僅僅起到單一的教育職能，此外，它能夠最大限度地增加士人與士人之間、 士人與民眾之間的文化交流，提升士人在區域社會中的社會名望。這也是落第者參與文教活動，擴大文化影響力的一種具體體現。
作為儒家文化的傳承者，落第士人在教育鄉裏的同時，也會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來實踐儒家思想中諸多理念 。對於在地方社會中小有財力的落第者而言，教育大眾有部份功利的訴求，也有傳播儒家思想的責任，而幫扶鄰裏，是實作儒家思想中「仁愛」、「民本」精神價值的具體實踐。
張純臣在落第後以家教為業，享受生活的同時也承擔一些鄉裏義務。在面對社會災難時，即便他沒有躋身官僚群體， 仍以富民、鄉賢的身份，安頓鄉裏貧民，為他自身積累了相當的名望，遂而成為了一名鄉裏善士。
可見，他們在鄉裏的作為不僅僅停留在對知識文化的傳播上，也有對鄉裏人物質層面的資助。「教」與「行」的結合， 是落第士人以民間知識者的身份，為基層社會民眾所做的具體貢獻，而正是這兩者的雙重作用，提升了民間落第者的社會名望。
落第士人從教，無疑是一種普遍的人生選擇，這種地方的教育不僅僅停留在知識理論上，更體現在日常生活上。 知識文化上的教育具有更多的工具性，即以參加科舉入仕為目的，如士人對子孫的言傳身教；而幫扶鄉裏、社會教化詣在建立法度，建構社會生活的基本規則，以達到化民為俗，穩定秩序的作用，如士人扶危濟困。
對於落第者而言，在渴望尋求文化享受的同時，也渴望自身所處的外部環境能夠走向秩序化，那麽具體的社會實踐便是使社會走向穩定， 建立秩序的一種途徑，因此，他們在教書之外，仍需要去承擔必要的社會責任，來證明他們作為儒家士人以「仁」為核心的價值理念。
在社會影響上，他們的教育行為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們的文化水平得以提高，也起到了規訓民眾，緩和底層社會矛盾的作用。 士人推崇的儒家倫理道德觀念能夠在鄉裏傳播，以儒家「禮」為核心的社會秩序，便得以在基層建立。另外，隨著各地私學的普及，教育崗位的增多也為落第士人的治生提供了出路。
三、歸隱治學
以知識文化為誌業是士人的一種普遍選擇，宋代不乏有落第士人歸隱鄉裏，以學術研究、文學創作為生。雖然他們在走入仕途上受阻， 但憑借著書立說也能夠被人所知曉尊崇，他們的學習興趣多種多樣，這直接推動了宋代的思想、文化發展。不同的學習興趣也使得部份落第者選擇了不同的人生軌跡。
宋代落第士人歸隱後治學的主要內容以經與史為主，他們以「文」為己任，以著書立言為人生的理想 。北宋時期的士人李楠擅長解讀【春秋】，在鄉裏教授學徒數百人。胡銓的侄子胡季懷在科舉不第後絕意科場。隱居在廬陵永和鎮，刻苦學習，著有各類文集，被後人所銘記。
落第者受科舉考試內容的影響，在治學興趣上偏向經史 。 正是學習與考試內容之間的互補，許多歸隱的落第者並非真正厭倦科場 ，只是治學與應考互不沖突，這些落第士人名為歸隱，實則繼續學習並準備伺機再考。如士人史通，「貢舉不第」後閉門著書，在研學期間著書頗多，著書研學並沒有打消他仕進的念頭，終於在元祐三年登進士第。
落第者為學的興趣不僅僅只局限在儒家經典中，著書也並非均為嚴肅的學術著作。在文化環境相對寬松的宋代， 士人讀書、寫作的內容並未受到較大的限制，因此，落第者的學習興趣也較為多元。
【霍邱縣誌】記載：「六經諸子，歷代史牒，無不研究，往往手自編錄。至於陰陽蔔筮、人倫醫術、天文地理，雖非所長，皆涉獵。」
北宋徽宗年間的士人韓潭，他年少聰穎，對讀書學習有強烈的興趣，他閱讀的範圍不僅限於儒家經典，興趣可謂廣泛。 在親人意外亡故後，積極遊學、參加科舉但屢試不第。這同時，也藏書著書，在文學方面頗有造詣。後來，他因屢試不第被特奏名授予容州文學，又調延州延縣擔任主簿，但他並沒有前去赴任。以身為鄉居士人為樂。
讀書學習的興趣與習慣對一個士人的思想認知，具有很重要的影響。對於參加過科考的不第士人，他們通常也以儒學的傳承者自居 。而在宋代，佛道思想的流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對士人的文化品位、思想行為有所觸動。
針對落第士人的身份而言，佛道思想中主張「棄仕」、「修行」的觀念，為處於愁苦時期的落第士人提供了一種擺脫思想困境的辦法 ，因此，在宋代落第者中出現了閱讀佛道書籍，改變信仰以至於棄儒從佛、從道的現象。
宋代儒學的發展對於佛教的諸多思想有所吸納，從落第者閱讀佛學著作，到部份落第士人真正削發為僧， 可以看出一些士人在思想上的完全轉型，即便部份落第者棄儒從佛是受現實所迫。
結語
沒有入仕的落第者的人生選擇各有不同，但部份人無法脫離文化事業，選擇以教育為職業者較為普遍，在地方的私塾、書院中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他們透過「教」與「行」的結合來影響地方社會，獲取鄉裏的名望。一方面推動了宋代思想、學術的進步，另一方面影響著落第者自身的人生走向，使得部份落第者皈依佛道。
參考文獻：
[1]範仲淹.【範文正公文集】.
[2]馬端臨.【文獻通考】.
[3]陸鼎敩、王寅清.【霍邱縣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