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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長期以來，大眾媒體透過選擇性地呈現某種類別的外貌或身材的特征，塑造和強化所謂的「理想身體形象」；社交媒體時代，關於外表與身材的圖片、影片與文本內容也在各類平台隨處可見，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個人對外貌與身材的認知。考慮到身體形象內容在社交媒體上的普遍性和對個人以及社會的負面影響，本研究聚焦小紅書平台，基於性別差異理論與社會比較理論，探討社交媒體上的身體圖片、評論內容與評論者性別如何影響社會比較、激勵與負面情緒。本研究采用2（參與者性別：男/女）×2（評論者性別：男/女）×2（評論內容：可實作/不可實作）組間因子線上實驗（N=292），進行數據收集和分析後發現：在控制社會比較傾向與身體質素指數之後，女性比男性感受到了更多的負面情緒；與不可實作評論相比，可實作評論帶來了更多的激勵與更少的負面情緒；對於兩個性別的參與者來說，同性評論比異性評論引發了更多的社會比較。對於女性參與者，閱讀女性釋出的可實作評論引發了最高程度的激勵情緒；而對於男性參與者，閱讀女性釋出的不可實作的評論引發了最低程度的激勵情緒。這一結論對性別差異以及社會比較研究具有理論和實踐意義。
作者簡介
潘文靜，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
穆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研究生。
一
研究緣起
隨著社交媒體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個人外表吸重力在社會生活中的意義越發顯著，「身材焦慮」「容貌焦慮」日漸成為困擾個人身心健康的問題，對青年女性影響尤甚。在各類社交媒體中，以圖片分享為主的Instagram（照片墻）和小紅書，因為其使用的便捷性以及內容對受眾的吸重力，已經成為很多人青睞的社交媒體。根據小紅書商業生態大會公布的數據，2022年度，小紅書月活躍使用者超過2億，其中72%的使用者為90後，釋出的內容有近20%是關於彩妝、穿搭、護膚、減肥運動與健身內容。
身體意象/形象（bodyimage），2特指個人主觀上對自己身體的感知和評價。近年來，隨著圖片和短影片類社交媒體的流行，出現了不少關註社交媒體使用與身體滿意度相關的研究，研究議題主要集中於：（1）一般性社交媒體使用與身體滿意度的關系（宋素紅，朱雅琪，2019；Fardouly，Pinkus & Vartanian，2017）；（2）高度視覺化社交媒體使用與身體滿意度的關系（曾麗紅，葉丹盈，2022；Hendrickse，Arpan，Clayton & Ridgway，2017；Tiggemann & Anderberg，2020）；（3）美顏自拍與身體意象（閆巖，許孝媛，2019；Ridgway & Clayton，2016）；（4）社交媒體身體自愛運動（#Body positivity）的影響（Stevens & Griffiths，2020）。
以上研究為探究社交媒體使用與身體意象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思考方向，但考慮到社交媒體的特點，多數研究更側重於考察圖片的影響（Pan & Peña，2017，2024），少有研究關註作為他人意見的評論對個人的影響。社交媒體內容主要為使用者生成，旨在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交流（Holland & Tiggemann，2016）。與傳統媒體相比，社交媒體最大的特點在其社互動動性，這種互動性在社交媒體的評論中得到了例證（Lee，Lee，Moon & Sung，2015）。由於其互動性，社交媒體上傳播的身體意象內容，不再處於靜止的陳列狀態，而是面臨多種形式的互動和反饋。點贊、轉發、評論等作為社交媒體中重要的互動形式，共同參與，社交媒體上的評論甚至會影響受眾對於資訊的感知和處理，甚至評論的影響能超過原始資訊內容的影響（Waddell & Sundar，2017；Walther，DeAndrea，Kim & Anthony，2010）。社交媒體作為典型的大眾人際傳播類別（masspersonal），他人的評論，無論是作為自我呈現的反饋，還是作為公眾意見的體現，也會影響觀看者的態度、認知與情感（Fein，Goethals & Kugler，2007；Lee，2012）。他人釋出的評論內容，以及評論者的個人特征，都會影響觀看者如何看待身體意象內容、如何進行社會比較以及如何形成自我認知。
既有研究在解釋社交媒體使用和身體滿意度之間的關系時，經常用到社會比較理論作為解釋框架。但在解釋社會比較的機制時，大多數研究將社會比較籠統地處理為比較的程度，少有研究考察比較之後帶來的正面或負面的效果。尤其值得註意的是，雖然接觸理想身體形象和負面結果之間通常由社會比較這一機制所中介，但社會比較並不必然帶來消極的後果，甚至在特定情境下，社會比較也能夠對個人產生積極影響。此外，既有社會比較研究更多關註個人以及視覺化物件（圖片、短影片中的人物）之間的差異引起的比較，未有研究關註第三人評價，或者說作為公共意見的評價對觀看者產生的影響。
小紅書APP，由於其時尚文化平台的定位、允許使用者生產和分享內容、以及鼓勵使用者互動交流形成和生活方式相關的內容、專題和社區（劉亭亭，許德婭，2023），為研究身體意象內容下他人評論特征的影響提供了理想的研究場域。本研究以小紅書上釋出的和身材外貌相關的筆記為研究物件，透過2（參與者性別：男/女）×2（評論者性別：男/女）×2（評論內容：可實作/不可實作）組間因子線上實驗，試圖探究小紅書釋出內容下，關於圖片中同性人物身材外貌評論的可實作性與評論者性別對男性和女性社會比較的影響，以及激勵和負面情緒。在理論層面，本研究一方面立足性別差異理論，考察身體意象中的性別差異；另一方面，本研究試圖拓展目前關於身體意象中的社會比較研究，進一步厘清社會比較後帶來的積極和消極體驗。在實踐層面，本研究的結論可以為受到容貌焦慮、身材焦慮困擾的個體提供現實的指導，也以為政府或其他主體在互聯網平台進行內容治理提供支持。
二
文獻綜述
（一）社會比較、激勵與負面情緒
作為社會生活中的個體，人們生來就有一種評估自己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的欲望，這一欲望時常是透過將自我與他人進行比較而實作，以便在無法獲得客觀標準的情況下對我自做出評估（Festinger，1954）。社會比較通常被定義為個體在與他人的關系中，尋求資訊和評價自我的過程（Fardouly，Pinkus & Vartanian，2017）。社會比較通常可以被分為三種類別：向上比較，向下比較和平行比較（Meier，Gilbert，Börner & Possler，2020）。向上比較主要指個人將自己與更優越的他人比較的情形，向下比較指個人將自己與處於劣勢的他人進行比較的情形，平行比較（橫向比較）則指的是個人將自己與境遇或條件差不多的人進行的比較（Fardouly，Pinkus & Vartanian，2021）。
由於傳統媒體和社交媒體上釋出的大量的和身體意象相關的內容都側重於刻畫理想形象，以及考慮到上行比較通常帶來的負面效果，大部份身體意象的研究關註的都是向上社會比較，尤其是和外貌以及身材相關的向上社會比較，有研究發現上行外貌比較可以引發更多的負面情緒程度，並且顯著影響個人的身體滿意度和身體自尊（Fardouly，Pinkus & Vartanian，2017；Myers & Crowther，2009）。
雖然上行社會比較會帶來負面的效果，但也有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表明，將自己和他人比較也可以帶來認知、心理和行為上的改變，促使個人采取自我完善的行為，從而產生積極的激勵情緒與激勵結果。激勵主要指個體在生活領域中所經歷的一種復雜的動機狀態，在此種狀態下，個人會受到外界刺激，從而產生激勵情緒，鼓勵個人超越當前的自我（Thrash，Moldovan，Oleynick & Maruskin，2014）。激勵有三個核心特征，分別為喚起、超越和接近動機。激勵的喚起指的是個人要接觸到某類的刺激物從而喚起激勵的狀態，超越指刺激物要給個人帶來新的可能，而接近動機指的是激勵的最終結果，即受到激勵後做出的行為改變（Meier，Gilbert，Börner & Possler，2020）。
除了考慮正面的效果之外，作為消極效果的衡量，負面情緒也應該被納入考量。情緒指個體感受到了瞬間的、主觀體驗的精神狀態，人們通常用「感覺好」或者「感覺壞」的方式來描述（Schwarz，2001）。負面情緒是身體意象研究一直以來都關心的結果變量，大量的身體意象研究都將負面情緒作為負面效果的指標（Brown & Tiggemann，2016；Fardouly，Diedrichs，Vartanian & Halliwell，2015）。參考既往研究對於負面情緒的綜合衡量，而不是特別關註某一類別的負面情緒，本研究也將負面情緒作為社交媒體身體意象評論的負面效果測量（Brown & Tiggemann，2016；Fardouly，Diedrichs，Vartanian & Halliwell，2015）。
（二）可實作性與社會比較
社交媒體上身體意象相關的內容一般都以圖文的形式呈現，其他使用者可以公開進行點贊、評論、收藏或者轉發。目前，大部份研究關註圖片特征（例如模特的身材、長相、妝容等）的影響，只有少數研究者探索了在涉及身體意象內容的帖文中，評論如何影響觀看者對身體的看法。例如，有研究者考察了Instagram（照片墻）平台上符合理想美的身體圖片所附帶的兩種類別的評論——與外貌相關的正面評論（如「你看上去很美」）和與地點相關的正面評論（如「很棒的一片海灘」）的影響，發現前者能夠引發更高程度的身體不滿（Tiggemann & Barbato，2018）。另有研究將與外貌相關的正面評論（如「你看上去很漂亮」）和與外貌相關的中立評論（如「你太酷了」）進行對比後發現，兩類評論均不會對參與者的身體意象產生顯著影響（Politte-Corn & Fardouly，2020）。
關於社交媒體和社會比較的研究表明，並不是所有社交媒體上以身體意象為內容的圖文都會引起受眾的社會比較，只有對比較者而言，比較物件所擁有或者取得的成果是可實作的（attainable），個體才傾向於受到激勵和鼓舞，從而帶來積極影響；倘若比較物件所擁有或者取得的成果被視為不可實作的（unattainable），個體則會感到沮喪受挫，進而引發負面影響。類似的，在本研究中，當參與者在瀏覽小紅書上的圖文筆記時，圖片下面評論中關於照片中人物身材的可實作性，會影響參與者的社會比較程度，以及帶來不同的情緒，具體體現為：和不可實作的評論相比，可實作的評論會帶來更高的身材可實作感知，引發更高程度的社會比較和更多的激勵情緒，相應的，也會產生更少的負面情緒。
H1：和不可實作的評論相比，可實作的評論會帶來更高程度的（a）社會比較和（b）激勵，更少的（c）負面情緒。
（三）性別差異與社會比較
性別差異相關的議題在當今社會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因為在社會化過程中，兩個性別選擇性提升的特征在社會受到不同的重視，被視為男性內容的特征包括強大、支配與高社會地位，而被視為女性內容的特征包括體貼、服從等。在身體意象方面，女性對於外貌和身材的關註程度普遍高於男性，會把外貌當做自我價值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Grogan，2021：167）。性別差異的研究一般從兩個方面來開展，第一個方面來自於生物學、遺傳學與前進演化心理學（Buss，1995；Fallon & Rozin，1985），第二個方面來自於性別差異的文化習得與社會學習過程（Bandura，1999；Lott & Maluso，1993）。雖然部份的性別差異是來源於生物學的差異，但大多數與性別相關的刻板印象內容和角色，則更多地來自於文化設計，而不是生物的稟賦（Bandura，1999；Bussey & Bandura，2005）。對於性別差異的研究，不應僅僅停留在性別刻板形象的刻畫上，個人對於性別差異的認知，甚至會影響個人對自我的評價標準以及自我監管，性別會影響本人如何管理個人效能，以及會影響個人在面對不同的目標、情境和結構中的預期和行為（Bandura，1999）。
男性與女性對於理想身材的定義，既會受到同性，也會受到來自異性的影響。目前，大部份身體意象的研究都聚焦女性，但男性也會受到到媒介理想化形象的負面影響（Grogan，2021）。在傳統媒體和社交媒體上以精瘦或者肌肉發達的理想男性身體的內容也越來越常見（Smolak & Murnen，2008）。與男性相比，女性接觸理想身體形象的頻率更高，所接觸的理想身體形象也更為同質化，更著重突出年輕、苗條等特征（Buote，Wilson，Strahan，Gazzola & Papps，2011）。盡管對女性理想身體形象的塑造更為不切實際，並且更加難以透過健康的生活方式實作，但與男性相比，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會接觸到更多關於控制體重或最佳化外形以達到理想身體標準的資訊（Buote，Wilson，Strahan，Gazzola & Papps，2011）。並且和男性相比，女性進行外貌社會比較的頻率更高（Jones，2001；Strahan，Wilson，Cressman & Buote，2006），由於比較物件通常為更為優越的身體形象，女性可能會更多參與向上的社會比較，也正因如此，女性往往展現出更為負面的身體意象和更低的身體滿意度（Grogan，2021）。同時，社會比較理論和廣泛的實證研究均證實，社會比較更多發生在相同性別之間（Suls，Gaes & Gastorf，1979；Zanna，Goethals & Hill，1975），即男性更傾向於和男性進行比較，女性更傾向於將女性視為比較物件。
H2：和男性參與者相比，女性參與者會進行更多的（a）社會比較，會感受到更高程度的（b）激勵，和更低的（c）負面情緒。
H3：與閱讀男性撰寫的評論相比，閱讀女性撰寫評論的女性參與者會進行更多的（a）社會比較，會感受到更高程度的（b）激勵，和更低的（c）負面情緒。
H4：與閱讀女性撰寫的評論相比，閱讀男性撰寫評論的男性參與者會進行更多的（a）社會比較，會感受到更高程度的（b）激勵，和更低的（c）負面情緒。
除了評論的內容會對觀看者產生影響之外，評論者的個人特征也會對觀看者造成影響。尤其在和身體意象相關的圖文中，評論主體的性別對受眾身體意象的影響，值得進一步探索。在社交媒體時代，男性與女性一同暴露於廣泛的身體內容當中，他們都有機會接觸同性或異性的理想身體形象並對此做出評價。因此，在人們檢視理想身體帖文並瀏覽評論時，可能接觸到來自男性或女性瀏覽者的評論，而非只接觸到單一性別觀眾的評論。在觀看身體形象帖文時，檢視同性別者還是異性別者所做的評論，可能會帶來不同程度的社會比較，甚至影響觀看者對帖文中理想身體形象的解讀。
和男性相比，女性受制於「苗條的暴政」，女性在社會化過程中，被教導要討厭自己的身體，並且時常尋求要對身體做出改變，甚至削減（Bovey，1989：48，229）。與男性相比，女性參與者對女性朋輩所提供的外表吸重力的判定標準更為敏感（Graziano，Jensen-Campbell，Shebilske & Lundgren，1993），進行更多的向上社會比較（Grogan，2021），因此女性使用者在檢視女性評論者的評論時，可能會產生和檢視男性所做的評論不同的結果，即在接觸關於身體的評論時，女性受女性評論者影響的程度更深，並引發更高程度的社會比較，感受到更多的激勵，以及更少的負面情緒。
H5：女性參與者閱讀由女性撰寫的可實作評論會帶來最高程度的（a）社會比較與（b）激勵，和最低的（c）負面情緒。
關於男性社會比較的研究結論較為復雜。一方面，社會比較理論認為，人們在進行社會比較時，會選擇和自己地位、特征、以及社會情境更相似的物件進行比較。關於男性身體意象的研究發現，和女性更多的進行向上社會比較的傾向不同，男性會傾向進行向下的社會比較。在觀看不同身材的男性模特照片之後，認為自己比照片裏的模特更瘦或者更好看的男性，即進行了向下的社會比較的男性，報告了更高的身體自尊水平（Pan & Peña，2020）。另一方面，前進演化心理學的研究表明，現代男性會將展示身體和運動能力作為吸引女性的策略之一，男性的自信是其擁有地位和資源的訊號，自信很容易收到他人反饋的影響（Buss，1988）。男性在進行健身、減肥或改變外表行為時的動機主要為吸引異性，和同性的評論相比，男性可能會很在意女性的評論。再結合男性更容易進行向下社會比較的傾向，可以預測，在對比閱讀同性或者異性的可實作或者不可實作評論時，男性更容易受到異性做出的不可實作評論的影響，進行最低程度的社會比較，以及感受到最低的激勵情緒和最高的負面情緒。
H6：男性參與者閱讀由女性撰寫的不可實作評論會帶來最低程度的（a）社會比較，（b）激勵，和最高的（c）負面情緒。
三
研究方法
（一）實作流程
本研究采用了2（參與者性別：男/女）×2（評論內容：可實作/不可實作）×2（評論者性別：男/女）的組間因子設計，參與者被隨機分配到8個實驗組別的其中一組，實驗刺激材料以及後續相關的變量測量都透過問卷星（wjx.cn）線上問卷收集系統完成，實驗中用到的刺激材料透過前測的方式保證操作的有效性。參與者同意開始填答後，首先被詢問了日常在使用社交媒體時的社會比較傾向，然後根據性別，被隨機分到了匹配性別的其中一個實驗組，瀏覽了三張帶有圖片和評論的小紅書筆記。本研究中，參與者性別與圖片中人物性別一致，如果參與者為女性，那麽所看到圖片中人物的性別也為女性，區別在於圖片下評論者的性別（男/女）與評論的內容（可實作/不可實作）。如果參與者為男性，那麽所看到圖片中人物的性別也為男性，區別在於圖片下評論者的性別（男/女）與評論的內容（可實作/不可實作）。為了保證實驗操作成功，參與者在瀏覽完成之後，首先被詢問剛才瀏覽圖片中評論者的性別，接來下依次回答了在瀏覽小紅書筆記時，進行社會比較的程度、感受到的激勵情緒、負面情緒。最後，參與者被要求報告年齡、身高和體重。
（二）實驗材料
實驗中用到的刺激材料為小紅書筆記形式，一篇筆記包括一張圖片以及圖片下一條評論。為了避免其他因素的幹擾，實驗中所采用的圖片均購買於專業圖片網站（https://www.shutterstock.com/zh/）。由於圖片下的評論分別將照片中人物身體形象描述為「可實作」或「不可實作」，因此圖片中人物的體型需介於「可實作」和「不可實作」之間，即在參與者看來，圖中人物需接近理想身體標準，但又不至於完全無法企及。為使所選取的圖片符合這一要求，我們采取了前測的方式來確保圖片中人物的體型。
實驗中用到了兩類評論（可實作與不可實作），透過對小紅書APP上常見的評論進行覆寫而成。在覆寫時，「可實作」評論參考「提供特定策略和發揮自律精神」的形式，例如「跟著網上或者線下的訓練課程，堅持三到四周，體形就會有明顯的變化」；「不可實作」評論則主要突出個體的固有差異，並強調這種差異難以借助鍛煉、飲食等自我管理手段實作，例如「好身材絕大多數都是中了基因彩票，普通人很難練得出來」。
前測一共招募61名男性和99名女性，平均年齡為22.05（SD=4.97）。前測的內容包括對每張圖片中人物身材的可實作性以及每條評論內容的可實作性，分別進行評價。在對人物身材進行測量時，用到的題項為「對於你來說，你能在多大程度上達到圖中模特的身材」（1=完全不可能，7=完全可能）。將參與者對模特身材可實作的評分與中位數4分進行相比，女性參與者對三位女性模特的評分均與中位數均無顯著差異，男性參與者對三位男性模特的評分與中位數也無顯著差異，具體前測結果可見表1。
在對評論可實作性進行測量時，參與者被要求仔細閱讀評論之後，回答該評論實在多大程度上描述「可實作性」或「不可實作性」（1=完全不可能實作，7=完全有可能實作）。同樣，將參與者對評論的評分與中位數4分進行比較，描述可實作性的三條評論顯著高於中位數，而描述不可實作性的三條評論也顯著低於中位數，具體前測結果可見表2。
（三）變量測量
1.社會比較程度
參與者在觀看小紅書筆記時進行的社會比較的程度，透過情境外貌社會比較量表（State Appearance Comparison Scale）測量（Tiggemann & McGill，2004）。該量表透過4道類李克特式量表（1=從不；5=總是）的題目來測量參與者在特定情境下，將自我的外表與他人的外表作比較的程度。具體的題目包括「在觀看以上幾條小紅書筆記時，我把自己的身材/整體外貌/身體部位/五官面容」與他（她）們相比較」，量表信度良好，Cronbach’s α=0.85。
2.激勵
參與者在瀏覽小紅書筆記後感受到的激勵情緒，透過激勵強度量表（Inspiration Intensity Scale）來測量（Thrash & Elliot，2003）。該量表透過4個題目的五級的李克特量表測量，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題目包括「在瀏覽以上幾條小紅書筆記時，我受到了激勵/我被激勵著想去做些什麽」等，4道題目的信度良好（Cronbach’s α=0.89）。
3.負面情緒
遵循過往研究中對負面情緒的測量（Heinberg & Thompson，1995），本研究采用5道題目的李克特量表測算參與者的負面情緒，其中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參與者被要求根據他們當前的感受，對自身所持的沮喪、焦慮、憤怒、自信和幸福等五種情緒進行評分。計算參與者消極情緒水平時，對自信和幸福兩個題項進行反向編碼。5道題目的信度處於可接受水平，Cronbach’s α=0.74。
4.控制變量
特質外貌社會比較（Trait Appearance Comparison Scale）關註個體固有的社會比較傾向，即類比性格人特征的、個人固有的社會比較傾向。由於參與者本身固有的社會比較傾向可能存在差異，並對其觀看實驗材料後，實際進行的社會比較產生影響，參考既有研究，本研究也將參與者的社會比較傾向作為控制變量（Pan & Peña，2024）。本研究采用經修訂的外貌比較量表（The Physical Appearance Comparison Scale-Revised，PACS-R）測量參與者的特質社會比較水平（Schaefer & Thompson，2014）。該5級黎克特量表量表共包含3個題項，具體表述包括「在使用社交媒體時，我會比較自己和別人的外表」「在使用社交媒體時，我會比較自己和別人的穿著」「在使用社交媒體時，我會比較自己和別人的身材」（Cronbach’s α=0.80）。
身體質素指數（Body Mass Index，BMI），用於衡量人體胖瘦程度以及健康程度。個人的BMI水平與其身體不滿程度之間存在正向關聯（Pan & Peña，2024；Tiggemann & McGill，2004），因此在身體意象相關的研究中，BMI通常作為控制變量。本研究透過詢問參與者身高（厘米）、體重（公斤）用以計算其BMI水平。
四
結果
（一）數據分析
為了控制參與者既有的社會比較傾向和BMI的影響，本研究采用變積分析，將參與者性別、評論者性別與評論可實作性當做自變量，將參與者在觀看小紅書筆記時進行的社會比較程度、感受的激勵和負面情緒當做因變量，將既有的社會比較傾向和BMI當做協變量，使用IBMSPSS（version26）進行數據分析。參與者的既有社會比較傾向顯著影響參與者在瀏覽小紅書筆記時進行的社會比較程度，F（1,282）=332.63，p<.001，ηp2=0.54；感受到的激勵，F（1,282）=25.54，p<.001，ηp2=0.08，和負面情緒，F（1,282）=9.21，p=.003，ηp2=0.03。參與者的BMI不顯著影響參與者在瀏覽小紅書筆記時進行的社會比較程度，F（1,282）=0.90，p=.35；也不顯著影響激勵，F（1,282）=0.42，p=.52，但顯著影響負面情緒，F（1,282）=5.56，p=.019，ηp2=0.02。不同組在因變量上的平均值和標準差，以及估計邊際平均值和標準差可見表3。
（二）初步統計結果
在開展數據分析之前，我們先進行了功效分析/統計檢驗力分析（power analysis）。根據f=0.25，α=0.05，以及8個實驗分組的變積分析（analyses of covariance，ANCOVA）設計，計算所需要的樣本大小為210人。
本研究采用了問卷星樣本服務來收取線上實驗數據，共有310位參與者完成實驗。剔除未透過註意力檢驗題目（例如「本道題目請選C」，8人）的以及未透過性別操作檢查（10人）的樣本，最終有效樣本包括292位參與者，其中131位元男性，161位女性。樣本平均年齡為24.61歲（SD=3.22），範圍在18歲至35歲之間。其中，男性的平均身高為176.55厘米（SD=5.20），平均體重為70.57公斤（SD=12.96），平均BMI為22.60（SD=3.72）；女性的平均身高為162.17厘米（SD=5.61），平均體重為53.61公斤（SD=6.85），平均BMI為20.38（SD=2.41）。
（三）假設檢驗結果
H1是關於評論可實作性的主效應。和閱讀不可實作評論的參與者相比，閱讀可實作評論的參與者，進行了更多的社會比較，F（1,282）=4.60，p=.033，ηp2=0.02，產生了更多的激勵情緒，F（1,282）=23.48，p<.001，ηp2=0.07，以及更少的負面情緒，F（1,282）=4.08，p=.04，ηp2=0.01。H1（a）、H1（b）、H1（c）都得到了支持。
H2預測了參與者性別的主效應。男性和女性參與者，在社會比較傾向上沒有顯著差異，F（1,282）=0.54，p=.46。在激勵情緒上，也沒有顯著的性別差異，F（1,282）=0.71，p=.40。和男性參與者相比，女性參與者感受到了更多的負面情緒，F（1,282）=7.14，p=.008，ηp2=0.03。H2（a）與H2（b）沒有得到支持，而H2（c）得到了支持。
H3和H4是關於參與者性別與評論者性別之間的兩項互動效應。首先，對於社會比較程度來說，參與者性別和評論者性別之間的兩項互動效應顯著，F（1,282）=5.44，p=.02，ηp2=0.02。但對於感受到的激勵來說，參與者性別和評論者性別之間的兩項互動效應不顯著，F（1,282）=0.69，p=.41。該兩項的互動效應對與負面情緒來說也不顯著，F（1,282）=1.66，p=.20。進一步采用計劃比較的事前檢驗（planned contrast）進行分析，對於男性參與者來說，和閱讀女性的評論相比（M=2.76，SD=1.08），閱讀男性的評論帶來了更高程度的社會比較（M=3.09，SD=.93），t（1,282）=2.05，p=.04，Cohen’s d=0.33；對於女性參與者來說，和閱讀男性的評論相比（M=2.95，SD=.84），閱讀女性的評論帶來了更高程度的社會比較（M=3.12，SD=.81），t（1,282）=2.39，p=.02，Cohen’s d=0.21。H3（a）和H4（a）得到了支持，H3（b）、H3（c）、H4（b）和H4（c）沒有得到支持。
H5和H6是關於參與者性別、評論者性別與評論可實作性之間的三項互動效應。對於社會比較程度來說，三個因子之間的三項互動效應不顯著，F（1,282）=.05，p=.83；對於負面情緒來說，三個因子的三項互動效應也不顯著，F（1,282）=1.34，p=.25。由於三項互動效應對社會比較和負面情緒都不顯著，H5（a）與H5（c），以及H6（a）與H6（c）都沒有得到支持。
但對於激勵情緒來說，三個因子的三項互動效應顯著，F（1,282）=4.55，p=.03，ηp2=0.02。具體而言，在8種實驗條件下，女性參與者在閱讀由女性評論者做出的可實作評論時，受到的激勵水平最高（M=3.91，SD=0.67），男性參與者在閱讀由女性做出的不可實作的評論時，受到的激勵水平最低（M=2.85，SD=1.29）。女性參與者閱讀女性評論者的可實作評論後感受到的激勵水平（M=3.91，SD=0.67），顯著高於男性參與者閱讀女性參與者的不可實作評論（M=2.85，SD=1.29），t（1,284）=4.00，p<.001，Cohen’s d=1.03，但是與其他6組無顯著差異。H5（b）得到了部份支持。
男性參與者在閱讀女性評論者的不可實作評論後的激勵水平（M=2.85，SD=1.29），顯著低於：男性參與者閱讀男性評論者的不可實作評論（M=3.39，SD=1.15），t（1,284）=-2.33，p=.02，Cohen’s d=1.03；男性參與者閱讀男性評論者的可實作評論（M=3.76，SD=.79），t（1,284）=-3.86，p<.001，Cohen’s d=0.44；男性參與者閱讀女性評論者的不可實作評論（M=3.83，SD=.91），t（1,284）=-4.21，p<.001，Cohen’s d=0.88；女性參與者閱讀男性評論者的不可實作評論（M=3.38，SD=1.14），t（1,284）=-2.36，p=.02，Cohen’s d=0.44；女性參與者閱讀女性評論者的可實作評論（M=3.91，SD=.67），t（1,284）=-4.80，p<.001，Cohen’s d=1.03；女性參與者閱讀女性評論者的不可實作評論（M=3.46，SD=.85），t（1,284）=-2.72，p=.007，Cohen’s d=0.56；以及女性參與者閱讀男性評論者的可實作評論（M=3.74，SD=.69），t（1,284）=-4.00，p<.001，Cohen’s d=0.86。H6（b）得到了支持。
五
（一）研究結果討論
長期以來，大眾媒體透過選擇性地描繪某類身體形象或呈現某些外貌特征，塑造並持續強化著所謂的「理想身體形象」。社交媒體的崛起並未影響特定理想身體形象的統攝地位，也並未改變接觸理想身體形象引發的消極後果。點贊、轉發、評論等作為社交媒體中重要的互動形式，共同參與構成了理想身體形象接觸的整體語境。當前研究聚焦於身體意象話題在社交媒體時代的新進展，試圖在過往研究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探究社交媒體身體形象圖片下的評論如何影響觀看者的社會比較程度和情緒。
首先，從內容上看，評論的可實作性在激勵和消極情緒上的主效應顯著：和閱讀「不可實作」評論相比，閱讀「可實作」的評論時，參與者會產生更高水平的激勵和更低水平的消極情緒。這一結果符合研究假設，並與前文提到的社會比較的雙重路徑及其影響保持一致。Buunk與Gibbons（2007）指出，在社會比較過程中，向上或向下的社會比較，都可能帶來積極或者消極的影響。上行社會比較能夠引起激勵，例如，基於善意嫉妒的社交網絡使用行為，能夠引發激勵，進而提升個人的幸福感（Meier，Gilbert，Börner & Possler，2020）。但如果在上行社會比較中，個人更加關註自我和他人的差距，那麽上行比較會導致負面情緒的產生。值得註意的是，過往研究中更加關註和偏好上行比較的負面效果這一路徑，在一定程度上欠缺對上行社會比較中正面影響的探索。
就社會比較的程度而言，評論者性別和參與者性別在預測社會比較的程度上展現出顯著的雙向互動效應：男性和女性均在瀏覽由同性別評論者所做的評論時，進行了更高水平的社會比較；同時，女性參與者在閱讀由女性所做的評論時，進行了最高程度的社會比較。這一發現與社會比較理論的推斷一致，即社會比較更多發生在擁有相同社會內容的個體之間（Suls，Gaes & Gastorf，1979；Zanna，Goethals & Hill，1975），個人在閱讀與身體相關的評論時，更容易被同性別的評論者喚起社會比較。與此同時，由於女性具有更強的社會比較傾向（Jones，2001；Strahan，Wilson，Cressman & Buote，2006），並且更容易受到女性朋輩關於理想身體形象意見的影響（Graziano，Jensen-Campbell，Shebilske & Lundgren，1993），所以本研究觀察到的女性參與者在觀看由女性評論者做出的身體評論時產生了最高水平的社會比較情況，在一定程度上也呼應了既有的社會比較研究。
H3與H4的結果表明，參與者性別與評論者性別互動影響了參與者的社會比較程度，但沒有繼而影響激勵和負面情緒；而參與者性別、評論者性別以及評論可實作性三者的互動作用只體現在了激勵情緒上，對社會比較與負面情緒沒有影響。這一結果說明，社會比較的程度與方向，與正面或負面情緒，應該被區別對待。既有研究更多將社會比較作為激勵或者負面情緒的解釋機制，但本研究的結果表明，社會比較不必然帶來激勵或者負面的情緒；反過來說，激勵或者負面情緒的變化，也不完全依賴社會比較作為先決條件。在解釋身體意象效果時，社會比較只是眾多認知與心理機制中的一種，物化理論、內化機制也可從其他的角度提供理論解釋。
本研究最有趣的發現即為參與者性別、評論者性別和評論可實作性在激勵情緒上的顯著的三向互動效應。在8個實驗組中，女性參與者在接觸由女性評論者做出的、將理想身體形象描述為「可實作」的評論時，受到激勵的水平最高；男性參與者在接觸女性評論者做出的、將理想身體形象描述為「不可實作」的評論時，受到激勵的水平最低。這一發現揭示出男性和女性面對描繪身體形象的不同話語時的差異。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女性更容易受到女性朋輩關於理想身體形象意見的影響（Graziano，Jensen-Campbell，Shebilske & Lundgren，1993），並且盡管不乏有女性意識到所謂的理想身體形象難以企及，但她們仍相信能夠在個人層面上達成這一目標（Buote，Wilson，Strahan，Gazzola & Papps，2011）。基於達成這一理想形象的強烈願望和上行比較的傾向，瀏覽女性評論者將理想身體形象描述為「可實作」的評論，女性參與者能夠獲得最高水平的激勵。與女性相比，男性參與者則更容易受到女性評論者的影響，這可能是由於外貌吸重力在擇偶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Rhodes，Simmons & Peters，2005），男性改變外表的動機主要為吸引異性而非符合一般性的社會審美標準，因此更加關註異性關於理想身材的衡量標準。女性評論者將理想身體形象描繪為「不可實作」，無疑減弱了男性參與者達成它們的動力，即呈現出最低的激勵水平。
（二）理論貢獻
本研究的結論，在理論層面上，有助於加深對於身體意象、社會比較以及身體規訓相關理論的理解。對於身體的規劃和身體資本的重視，以及將身體估值為符號價值載體的消費主義文化的盛行，都使得人們對於自己的具身認同越來越具有反身性（Kim，2010）。對於現代社會的個體來說，身體已經成為自我最重要的構成要素之一，雖然各類健身、整容、化妝與穿搭的嘗試給個體帶來了更多更多控制身體的可能，但同時也讓個體對於身體是什麽和應該得到怎樣的控制，產生了更強烈的不確定感（希林，2021：23）。
結合身體研究，關於身材可實作性的評論，隱含了這樣一種肯定，即個體對於身體進行投入，能夠獲得自我表達的重要手段，並有可能因此會感覺良好，增加個人對於身體的控制。對於個體來說，這種可控制性，以及對於身體規劃的效能感，都可以讓他們感受到激勵或者其他的正面情緒，從而更加投入地進行「自我的展演」（Gimlin，2010）。本質上，對於身材可實作性的評論是把身體看成了一台可以被校準的機器，透過定期的鍛煉、健康的規劃、飲食的調整，可以對身體機器進行重構或更為自主的呈現（希林，2021：65）。
社會對於男性和女性理想身體的建構具有壓制性，也符合刻板印象。對人類大腦進行研究的映像神經元研究表明，性別化的意向與實踐甚至可以具身化。比如個人在觀看別人實施某種行動時，就會在體內進行具身的「假想」（Damasio，2010：20），從而「啟用」身體，模擬行為。在社會比較和性別差異的研究中，在面對同性的評論，個體更有可能被啟用和自身性別一致的性別化的身體意象，從而在更大的程度上和同性進行社會比較。
（三）實踐意義
在當前研究中，女性展現出和過往研究一致的脆弱性，即女性不僅在消極情緒方面超過男性，同時在接觸相同性別評論者所做的評論時，會引發更高程度的社會比較。女性基於身材和外貌的社會比較，也會帶來更多的自我物化和對於身體的監控。這種隱形的自我沈溺和自我審查，可能會導致女性對於理想身體標準的內化，從而更多的進行身體管理和約束，繼而減低對社會的關註度，專註於對自我的修飾（曾麗紅，葉丹盈，2022）。因此應重點關註女性的身體意象狀況，透過媒介素養教育等方式幫助女性理解引發身材焦慮的深層緣由和內在機制，從而幫助其規避接觸理想身體形象的不利影響。
此外，感知可實作性起到的矛盾的作用也值得關註。一方面，透過關註上行社會比較，接觸將理想身體形象描述為「可實作」的評論，能夠引起激勵和降低負面情緒。另一方面，將評論依據可實作性進行劃分、將理想身體形象描述為「可實作」或「不可實作」，所參考的標準仍是一般性的理想身體標準，實際上再度迎合了當下單一的、刻板的理想身體標準，不利於鼓勵多元的身體審美。此前也有研究發現，豐滿有曲線的模特形象（「大碼模特」）也會引發社會比較和帶來負面後果（Pan & Peña，2017，2020，2024）。關於身材可實作性和「大碼模特」的研究的都表明，強化身體的重要性，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都會直接或者間接的加深個人對於身體的過度關註。
（四）研究局限以及未來方向
首先，本研究采取線上實驗的方式收集數據，並透過問卷星平台的樣本服務招募實驗參與者。為確保實驗的嚴謹性和有效性，我們在實驗材料展示界面和量表填答界面設定了停留時間，並在實驗問卷中設計了兩道題目用於註意力檢驗。相應的，本研究對評論者性別的操作，與實際小紅書的呈現方式有別，為了保證實驗結論的嚴謹性，我們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實驗的生態效度。與此相關的，為了保證實驗的內部效度，我們在實驗操作之後，首先詢問了參與者關於評論者性別的問題。這一順序也可能會導致啟動效應，即參與者對於評論者的性別給予了過度的關註。未來的研究，在本研究基礎上，可以采用間接的操作方式以及將操作檢驗後置，或采用更為貼近日常生活場景的研究方法，比如結構化的日記/訪談或者生態瞬時評估法（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從而能夠更好捕捉參與者在日常自然環境中的心理狀態變化（Stevens & Griffiths，2020）。
其次，實驗中圖片和文本出現的順序也可能對實驗結果產生影響。在當前實驗中，實驗設計按照小紅書筆記界面，按照從「理想身體圖片」到「評論」、再到「評論者資訊」的次序進行展示，但也不乏部份社交平台采用先展示文本後展示圖片的方式進行排布。理想身體圖片在前、還是對理想身體圖片進行描述和評價的文本在前，也可能會對觀看者的社會比較行為造成不同影響。因為社會比較常常在個體無意識間自動發生（Gilbert，Giesler & Morris，1995；Want，2009），很多情況下人們只有在進行了社會比較後，才能思考這些比較是否合適。在當前研究中，參與者社會比較的喚起可能受到圖文排布順序的影響。未來的研究也可以進一步探索圖片和文字的呈現順序是否會影響觀看者的社會比較程度和方向。
最後，鑒於社會比較的喚起、執行和影響機制仍尚不清晰，而感知可實作性作為影響社會比較產生同化效應或對比效應的關鍵誘因，值得身體意象領域的研究者進行長期關註和進一步探索。當前研究僅在評論中將理想身體形象描述為「可實作」或「不可實作」，考慮到理想身體貼文中圖片的主導影響，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探索理想身體圖片的感知可實作性會對社會比較以及身體意象結果產生何種影響。此外，本研究在測量中，采用了社會比較程度的可操作化方式，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關註社會比較的程度、類別、方向等，從而能更全面理解社會比較的運作過程。
六
結論
隨著社交媒體上關於身材焦慮、外貌焦慮的討論越來越熱烈，媒體對於個人身體意象的負面影響也越來越受到個人、平台、健康實踐者的關註。本研究透過一項線上實驗研究，系統性地檢驗了小紅書筆記中的圖片、評論的可實作性與評論者性別對男性和女性社會比較以及情緒的影響。本研究的結論進一步拓展了社會比較理論以及性別差異理論，同時也為平台治理相關不良內容、以及健康幹預措施的設計提供了實際指導。
本文系簡寫版，註釋、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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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執編/王子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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