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站滿了一群正在哈哈大笑的人，毛澤東手中緊緊握住話筒，爽朗的聲音傳遍了中華大地：新中國在這一天終於成立啦！
在這個華夏兒女普天同慶的日子，新中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逐漸步入正軌。在抗戰中犧牲的革命烈士們，也將迎來勝利的曙光，這其中就包括很大一部份執行隱蔽任務的情報工作者。
新中國成立之初，無數地下工作者都「守得雲開見月明」，可這並不代表往後就可以放松警惕，高枕無憂了。 蔣介石 雖然逃去了台灣，但他那多如牛毛的國民黨特務們，卻分散在全國各地，隨時準備竊取新中國的情報。
為了杜絕這種情況發生，廣大群眾也會熱心幫助公安，偵查是否存在可疑人員，畢竟大家對新中國的愛護，那可是發自內心的。要不怎麽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呢！剛建國沒多久，就有群眾到河南省新鄉市公安局舉報，說有一家人行為古怪，疑似是國民黨特務。
在河南新鄉，有一家兩口子，先是開了個包子店，做的是傳統天津狗不理包子，好吃是好吃，可好幾個客人吃完都拉肚子，口碑變得很差。按理說，這樣的店沒開幾天就得倒閉，可這家人壓根不受影響，不僅開了早餐店，還開了體育用品店，甚至連隔壁幾條街的照相館，也是這家人開的。
無獨有偶，這家人的體育用品店，賣的東西也是假冒偽劣產品，球拍一拍就斷，質素奇差，價格還貴得嚇死人。就沖這質素，買家難免要去和老板理論一番，可這家店不僅賣的東西不好，服務態度更是差到離譜。
但凡有客人上門，都會被老板拿著掃把轟出去，讓他們愛買不買，不買別在這煩人。做生意講究的都是以和為貴，像這種脾氣暴躁的老板，難免有些反常。一開始，群眾們還以為這位老板就是個無良奸商，專門坑錢來的，時間久了，他們的疑慮更深了。
他們的店鋪明明門可羅雀，沒人願意光顧他們的生意，不知道為什麽反而越做越大。還住在高門大戶的別墅裏，一到夜晚就燈火通明，著實是富麗堂皇。不光如此，出入這房子的都是一些三教九流一看就不著調的人，還有一些很明顯就是國民黨！
這麽明顯的資本主義作風，當然為新時代的百姓所不齒，更何況還跟國民黨扯上了關系，這就不能再放任不管了。於是，很快就有人向公安局舉報了這一家，公安很快就派人來調查，一去就看見老板娘在門口抽煙，那吞雲吐霧的架勢，真是比男人還熟練幾分。
這家人很快就被抓進了監獄，同那些國民黨特務們一起接受改造，可沒過幾天，警察卻又把他們給放出來了。從大牢裏走過了一遭，怎麽說也該安分些了，可這家人照舊我行我素，似乎用行動向百姓傳遞一個訊號——警察被我們收買了，不管我們怎麽作亂，警察都不會管！
就這樣過了很長時間，這家疑似國民黨特務的大奸商，都被當地百姓們排擠，打心底裏認為他們不是什麽好人。他們的孩子上小學時，班上同學說她爸爸是奸商，小朋友們都孤立她。
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1968年，政府聲明： 他代號112 。這戶人家的真實身份，終於得到公開——原來人們口中的大奸商，居然是正兒八經的紅色特工。他隱藏身份，潛伏在群眾之間，只為揪出真正的人民叛徒，現在他終於不用繼續潛伏了……
曾護送劉少奇，無名英雄名叫祁文山
原來，眾人口中的大奸商，名叫祁文山，1917年出生於天津。小時候家裏窮，過慣了苦日子的祁文山，很小就要跟著父母一塊做苦力活，可窮人的命總是越發難過，他的父母在他十幾歲時就雙雙去世，失去了雙親庇佑的苦命孩子無依無靠，留在天津只能受人白眼，無奈之下，只好來到河南找他三哥。
祁文山的三哥是河南焦作一名鐵路工人，薪水也十分微薄，只能勉強夠哥倆填飽肚子。三哥畢竟是經歷過社會冷暖的，知道弟弟這種沒上過學的孩子，出來很難找到好工作，便一咬牙把祁文山送到了焦作扶輪學校，只希望弟弟能學到知識，將來找一份體面的工作。
經歷過社會教育的祁文山，開始認識到社會環境是怎樣的，他意識到國家正處在一個極其危難的時刻，自己作為新生代青年應該為國家貢獻一份力量。在這裏，祁文山受到姑姑家兩個堂哥的影響，接受了新文化的教育。
也讓他意識到，有一個叫共產黨的組織，正在團結像他這樣的年輕人，共同為抵禦外敵作出貢獻。他的心中有一團烈火，共產黨的革命激情就是導火線，徹底將這個窮苦人家的孩子點燃。1934年，他帶領同學們上街遊行，組織學生參加運動，控訴國民黨的媚日罪行。
他給三哥寫去一張字條：「 國難當頭，民不聊生，我要為民族解放去戰鬥！ 」這樣剛烈的年輕人，很快就被國民黨特務惦記上了，祁文山的名字就這樣，出現在了他們的抓捕名單上。
1936年，19歲的祁文山從焦作一路逃到洛陽躲避搜捕，在洛陽他從事了三哥的行業，也當了一名鐵路維修工人，也就是在這裏，他以工人的身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了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一年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祁文山當仁不讓地團結豫西地下黨，誓死捍衛中國國土。
當時洛陽屬於敵占區，日軍已經入境對全城展開封鎖監視，在這樣嚴峻的作戰環境下，祁文山他們想要進行革命活動，可以說是難於上青天。當時，黨組織想出了一個掩護黨員行動的辦法：假扮革命家庭。
祁文山就在一個革命家庭中，扮演「弟弟」這個角色，家庭的其他成員還有「姐姐」和「姐夫」。就是這樣普通的三口之家，真實身份卻是中共豫西特委和洛陽隴海鐵路地下黨機關。
1938年，祁文山接收到黨組織下發給他的任務，護送一位名叫「胡服」的首長，前往河南澠池兵工廠。因為，當時他年紀小人又機靈，所以組織放心地把「胡服」的安危交給了他。一路上，祁文山都保持著高度緊張的狀態，絲毫不放過身邊的任何風吹草動。
就是這份警醒的狀態，讓這位「胡服」首長對他的能力贊賞有加，他們聊了許多豫西開展的工人運動進展情況，「胡服」對祁文山的工作態度，表示十分肯定，並鼓勵他一定要堅持下去，勝利的曙光，總有一天能夠照耀每一寸土地。
圓滿完成任務，回到洛陽的祁文山才知道，自己護送的「胡服」首長，竟然就是 劉少奇 同誌。
也正是這次和劉少奇的淵源，讓祁文山沒多久就從基層調離。黨組織看中了他的偵查能力，也意識到這個年輕人身上蘊含的無限潛力，決定將他往紅色特工的方向培養。在延安學習了段時間後，祁文山受到了許多同學的歡迎。
他性格低調，又能吃苦耐勞，結束學習後，同學們都爭著想要和他合影留念。但是，牢記黨組織教育的祁文山，知道自己將來很可能會當一名潛伏工作者，照片這種容易暴露身份的東西，他還是少留為妙。
於是祁文山養成了一見到鏡頭就下意識避開的習慣，故而他的後人也沒有幾張祁文山年輕時期的照片。結束了延安的學習，他又被派往蘇聯紅軍軍事學院學習，在這裏他很快掌握了爆破工作，因為任務完成得十分出色，他還額外學習了情報搜集，榮獲蘇聯紅軍參謀部上尉軍銜。很快，他就畢業了，回到國內成為了一名合格的特工。
隱藏身份24年，當之無愧的紅色特工
從蘇聯回國後，祁文山先後在天津、北平、河南等地搜集情報，最後組織決定把他派往哈爾濱。哈爾濱在中國的最北端，當時也是日軍盤踞的大窩點，可以說是搞地下工作最不容易的地方。但是，祁文山並沒有絲毫懼怕，堅決服從黨組織的一切命令。
因為，祁文山單身一人身份不易隱蔽，組織決定幫他找一位伴侶協同工作，一心撲在革命事業上的祁文山，竟然連終身大事也是組織安排的。當時，組織裏緊急搜尋一位女子，跟祁文山組建家庭，可短時間內找一個合適的人，也不是那麽簡單的事情。
當時，一個社會部的領導給出的建議是，找一個工人家庭或者貧農家庭的姑娘，這種姑娘一定會一生跟隨你，用生命保護你，千萬別招惹洋學生就行。他謹遵領導指示，最終選定了一個天津老鄉。1945年冬天，一個叫做王建淑的女子，遠赴他鄉去尋找素未謀面的丈夫。
為了掩人耳目，王建淑不能表現得畏畏縮縮，她知道丈夫是革命工作者，自己不能給他掉鏈子。於是，她在祁文山的教導下，學會了抽煙、打麻將等，民國富太太才會做的事情，有時候她看著鏡子裏的自己，都會感到陌生，可她心裏明白，這一切都是有意義的。
祁文山表面上偽裝成一個叫「宋一文」的富商，四處結交日本軍官，實則是為了打探情報。而王建淑偽裝成低調的富太太，也結交了許多上流社會的女性，對祁文山的工作多有幫助。
在哈爾濱的間諜任務結束後，祁文山帶著妻子返回新鄉，繼續隱藏身份建立情報站，為解放新中國暗暗努力。在新鄉的日子，祁文山一直被百姓當作惡勢力資本家，為了方便搜集情報，祁文山不得不擴大自家產業鏈，這樣南來北往的人們，總會捎來些有用的資訊。
情報搜集是個隱秘的工作，祁文山為了不暴露身份，導致功虧一簣，就把情報點設在自己家中。白天，他們一群人四處收集情報，到了晚上，就聚集在祁文山家中開會總結，他的妻子王建淑就站在門外，抽著煙和街上的人閑聊，一則放松敵人警惕，二來也是幫他們放哨。
1948年國民黨40軍駐紮在新鄉，正好撞在祁文山一行人的槍口上。當時，國民黨決定用三個團的兵力，偷襲500名在大召營休息的解放軍戰士。中國共產黨一名地下情報員劉世英，剛好在40軍任職，他立馬聯系上了新鄉情報站的祁文山，祁文山又透過包子店聯系解放軍戰士，通知他們趕緊離開，結果敵軍開著武裝戰車殺過來時，連解放軍的衣角都沒摸到，反而還在回城的時候，遭到了解放軍的伏擊，可謂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啊！
1949年新中國成立，全中國都響徹了解放的號角，可祁文山的地下組織卻沒有解散，原本正打算回鄉發展的祁文山，收到上級命令，按兵不動。原來新中國剛成立，還有許多潛伏的國民黨特務沒被消滅，他們賊心不死，還想要在暗地裏使壞。
為了不讓敵人的陰謀得逞，組織只好把沒有暴露身份的祁文山夫婦留在河南。為了方便暗地作戰，他被組織安排成為了一名「敵特」，也就文章開頭那一幕，祁文山被抓進了監獄，卻又很快被放了出來，並不是收買了警察，而是這家人，看似反動卻紅心向黨，百姓多年不知他是誰，還一直錯怪他是國民黨特務。
身為一名共產黨特工，只有吃得苦中苦，才能真正地報效祖國，祁文山等人搜集情報有專門的一套系統：收集帝國主義情報的代號「新美」，搞國民黨中統局特務情報的代號是「鄉中」，而祁文山是專搞國民黨軍統特務情報的，代號叫「市軍」。
1950年，新鄉公安局就根據祁文山提供的情報，開展了一個「國民黨特務培新改造班」，明面上是特務們聚集在一起做思想改造，實際上是讓祁文山暗地混入其中，同這些國民黨遺留特務們打成一片，再搜集反動情報。
果真，就在祁文山的忽悠下，很快就套出特務們想要越獄的想法，連時間和行動方向都計劃得清清楚楚。祁文山很快將這條重要資訊，傳遞給公安局局長李孝康，早有準備的警察同誌們，成功壓制了反動分子。
祁文山曾在晚年時，自豪地對兒女說：「 你爸爸我可是共產黨精心培育出來的紅色特工，他們國民黨的特工，怎麽可能鬥得過我呢！ 」雖然，這從側面說明了祁文山演技高超，機智過人，可這確實也給他的生活帶來了不便。
女兒祁葆珠就深受苦惱，上學時許多孩子都被送到育才學校讀書，可祁文山的兒女卻沒資格就讀，原因是祁文山出獄後的形象是資本家，大奸商。當時祁葆珠剛上學，學校老師要求學生們填寫家庭成員，她不知道該怎麽填，正苦惱時，旁邊的同學站起來，沖她丟了一塊橡皮，嘴上還大聲嚷嚷著：「祁葆珠的爸爸是大奸商！是資本家！是壞人！」
年幼的祁葆珠，哭著回到家中向爸爸哭訴，祁文山看見女兒被欺負成這樣，心中很不是滋味，可他有任務在身，不能輕易透露。只能將女兒抱在懷中，輕聲哄道：「爸爸是好人。」
2011年，祁葆珠接受采訪，在她的回憶中我們得知，父親祁文山從小就教她打腰鼓，還要讓她多吃些小米粥，祁文山向女兒解釋道：「喝小米粥身體會變好，延安的女戰士臉色紅潤，就是喝小米粥喝出來的。」她知道，小米粥和紅腰鼓在父親心中，代表延安的黨中央，毛主席！
1956年，中國開展了社會主義大改造，祁文山作為「資本主義代表」，第一個積極配合國家，帶頭加入了公私合營，並且主動將「私有財產」全部上交國家。誰也不知道，這個外人眼中的資本主義奸商，實際上一貧如洗，家裏的大別墅，大店鋪，都是黨組織為了方便他收集情報的公共資產。
根據祁葆珠回憶，任務臨近尾聲階段，爸爸每天晚上都要帶著全家人，一起在餐桌前唱【國際歌】，許多鄰居都不懂，為什麽一個資本家要這樣做，只覺得他虛情假意。
一直到1968年，從事特工工作長達27年的祁文山，才得以將身份昭告天下，從前冤枉過他的一些鄰居老鄉，全都上門向他道歉，可祁文山只是淡淡揮手，一笑而過。
民眾對他假身份的怨念，他是能夠理解的，只要大家心都跟著黨走，哪裏都會是光明的。很長一段時間，祁文山都生活在黨組織的保護下，為了防止不法分子對他做出傷害，也是為了黨的內部機密考慮，這些年有人要見祁文山還得打報告。
1977年，祁文山終於出面前往河南省政協工作，女兒祁葆珠任第九屆政協常委、民進河南省委巡視員。祁葆珠說，父親這一生有兩套檔案，其中一套就存放在省公安廳保管，拒不示人；另一份放在河南省委組織部，祁葆珠已經檢視過了。
據曾經管理祁文山檔案袋的省公安廳退休幹部轉述，藏在公安廳中的那一份檔案，記錄了祁文山二十幾年來傳奇般的特工生涯。雖然，祁葆珠很想探查一番，但她還是遵守黨的紀律和規定，將這一份記憶埋藏在心底。
1992年，國家頒發給祁文山「 一級金盾 」作戰獎章，以昭示這位偉大的特工，擁有多麽傳奇的一生，這是黨和國家對「無名英雄」的最高級獎章。沒有他們在另一面的不懈努力，黨組織將失去左膀右臂。
1997年香港回歸，80高齡的祁文山在這一年與世長辭，他作為傳奇特工度過的前半輩子，也再一次展現在了眾人面前。在他死後，他的革命伴侶王建淑的生活費，每月卻只有120元，省公安廳了解到英雄遺孀的狀況後，決定特別給她發放補給費用，老人滿頭白發，心中對黨和國家都充滿了感激。
當年她才19歲，就將一輩子交到了祁文山手中，協同丈夫作戰，她從未有過怨言。晚年女兒也經常同她聊天，可關於過去，任何同丈夫工作有關的事情，她都只字不提。
祁葆珠說，這些年她也走過了許多地方，從延安到天津，再從哈爾濱到洛陽、新鄉等地，這一切都有父親的影子，這裏都是她父親曾經戰鬥過的地方。她的父親，是一名偉大的紅色特工，代號112。
「 每到一地，我都忍不住淚流滿面…… 」這是一個女兒對父親的思念，也是為自己父親是一位紅色特工而感到自豪的淚水。紅色特工祁文山一生都充滿了傳奇色彩，毫無疑問，支撐他走過這些艱難歲月的是，心中對革命的熱情以及對黨的忠誠。
他將生命安危拋諸腦後，以人民利益為追逐目標，陪他度過一生的不只是他的妻子，更是他永恒的革命伴侶。而在黨組織的發展歷史上，還有許多像祁文山這種優秀革命戰士，他們默默無聞地活動在人民的視野下，從不喧賓奪主，有的甚至還會遭到冷眼嘲諷。他們從無怨言，滿心滿眼都是如何解放人民？如何讓人民過上好日子？
這樣的人，是當之無愧的無名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