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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5月間，隨著武漢局勢的日益惡化，在莫斯科關於如何指導中國革命的鬥爭也日趨激烈。
5月18日至30日共產國際第八次全會在莫斯科召開。托洛茨基對武漢政府表示嚴重懷疑，認為它難以支撐下去，主張立即在中國組織工兵代表蘇維埃。
史太林為不使反對派擴大影響，對會議作了精心安排，會議檔最後一刻才發下去，會議結束又把包括代表發言記錄在內的所有檔一律收回。
會議透過了他的【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的報告，維護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指導方針（實際上是史太林的指導方針）的「一貫正確性」。
但為了避開托洛茨基的批評，他發往中國的指示的激行程度與反對派卻幾乎沒有任何區別。這就是著名的體現史太林精神的「五月指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5月】)。
1、無法執行的「五月指示」
「五月指示」要求中共「從下面」和「從上面」來「深化」武漢政府控制區的革命。
所謂「從下面」就是透過發動土地革命和工農運動，建立以工農為主體的革命軍隊；「從上面」就是促使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政府更加「雅各賓」化，堅決支持工農運動。
5月30日莫洛托夫向鮑羅廷發去與「五月指示」內容基本相同的「最高領導機構」（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電，該指示電稱：
（1）進行土地革命。
不進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勝利。不進行土地革命，國民黨中央就會變成不可靠將領手中的玩偶。堅決主張從下面占領土地。要千方百計促進工農運動，否則就會葬送革命事業。
（2）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要做出讓步，與他們進行聯合。
只應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如果需要，可不沒收中地主的土地。
（3）為避免國民黨老領導人對實行上述政策的懼怕而發生動搖。
應從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農領導人進入中央，改變目前國民黨的構成。務必更新國民黨上層，充實在土地革命中脫穎而出的新領導人。
（4）應當消除對不可靠將領的依賴性。
要動員兩萬名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新軍。利用軍校學員任指揮員，組建自己可靠的部隊，現在還不晚。不這樣做就不能保證不失敗。
（5）要懲治壞蛋。
成立革命軍事法庭懲辦與蔣介石有聯系的或迫害工農的軍官。如果國民黨人不學會做雅各賓派，他們就只好為人民、為革命去送死。
以上指示的核心是實行土地革命、組建以工農為主體的革命軍隊和更新國民黨領導層。
但關鍵問題仍然是以武漢政府的左派為領導，透過國民黨人的雅各賓化進行，這就使該指示規定的任務無論哪一項都無法完成。
2、「五月指示」為何無法執行？
首先，沒收土地將小地主和軍人的土地除外，就等於不沒收土地。
因為中國南方大部份是中小地主，而大中地主又可以借助於各級政府官員和軍官的庇護（中國地主階級和士紳大多互為一體，他們與官府和軍隊的關系盤根錯節，北伐軍軍官大都是地主子弟)。
而依靠武漢國民黨實行土地革命更不可能。
正如羅易指出的：
「武漢中央委員會不是左派，它不代表小資產階級，它的多數委員是由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構成的，小資產階級左派處於少數」。
即使小資產階級左派也主要是表現在對待蔣介石的態度上，在反蔣上表現很「左」，但反蔣者並非都擁護進行觸及到北伐軍穩定的社會革命。
對進行「適度」的土地政策，武漢政府雖然口頭上不反對，但骨子裏卻是根本反對。
正因如此，即使是農運開展得最為激烈的湖南，也沒有觸動地主階級根本利益所在的土地占有權。
而且馬日事變之後，湖南農運被殘酷地鎮壓了下去，完全失去了原有的條件。
關於組建新軍問題，聯共（布）中央多次指示鮑羅廷等人，並要求武漢政府用蘇聯援助的錢組建兩個新軍。如果中山艦事件之後莫斯科下達這一指令是完全可行的，但這時要立即組建兩個新軍的革命部隊則是完全不可能的。
首先，蘇聯援助的款項都不夠維持武漢政府和現有軍隊的開支，武漢政府每天要花軍費1500萬元，光是這筆開支就壓垮武漢政府的財政，哪有多余的款項去組建新軍。
其次，指戰員極度缺乏。指揮員主要仰仗武漢軍校，但蔣介石叛變後，武漢軍校受到巨大沖擊，其一些學員公然張貼「蔣介石萬歲」的標語，學員們並非都忠實可靠；而且學員所學的都是中下級指揮員的科目，並不能滿足組建兩個軍的幹部需要。
聯共（布）中央下令，不準擁護蔣介石的在蘇聯各級軍校學習的國民黨學員回國，只準中共學員回國以充實武漢政府的部隊。但其人數有限，而且一時難以回國派上用場。
此外，征召兵員，進行基本訓練，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由於這些原因，組建新軍完全落空。
真正的革命軍隊還是中共黨員控制的那些部隊。
至於直接武裝工農又是鮑羅廷堅決反對的。
其原因很簡單，他說：
「我不打算為中國的共產主義而戰一因為時機尚未成熟。」
特別是：
「在他看來，給老百姓發槍意味著，緊跟他的蘇聯顧問和中國人再也不能活著離開中國了。」
所以即使是楊森兵臨武漢城下的緊急關頭，他也反對武裝工人。
至於更新國民黨上層無異於進行一場革命，只有在徹底實行土地革命和有充分的革命軍隊的基礎上才有可能。
3、羅易的莽撞
6月1日，鮑羅廷收到密電，當密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宣讀時，無論是鮑羅廷本人，還是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甚至充滿革命浪漫主義的羅易，都認為這一指示是無法執行的「海外神話」。
而且：
「幾乎莫斯科的所有代表（和許多中共領導人）都意識到，在農村實作最激進的要求的那些嘗試（不管其結果如何）都是與中共留在國民黨內的方針是不相容的」。
經過討論，鮑羅廷等人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回電史太林說：「一俟可能立即執行」。
如上所述，這一秘密指示根本就沒有執行的可能性。
但羅易不和任何人商量，擅自將這個秘密檔，拿給汪精衛和其他國民黨左派人士去看，想以此表示莫斯科對他們的信任。
「汪精衛一看見了共產國際的訓令，與中共中央素持的主張不對，就生了疑心，就有了材料，作他分離共產黨口實了」，說蘇聯已經廢棄統一戰線政策，要篡奪國民黨的領導權。
他向鮑羅廷大發雷霆，說鮑羅廷在背後搗鬼。其他左派人士也大為驚慌和不悅。
羅易的莽撞行為加快了汪精衛棄職換船，投靠蔣介石的步伐。
莫斯科以羅易嚴重違紀，於6月22日下令將其召回，並不再委任他任何重要職務，直到1928年被共產國際開除回國。
其實，史太林盡管對汪精衛抱有幻想，但並非對武漢的情況沒有起碼的了解。
他不是不知道以上指令是無法實作的，也不是要求鮑羅廷必須執行，該指令的發出無非是為了堵住反對派的嘴。
鮑羅廷對此心領神會。
此時無論是史太林，還是他的對華政策忠實執行者鮑羅廷都已對武漢政府不抱多大希望，而是將最大希望轉移到馮玉祥身上，希望馮玉祥與武漢政府建立鞏固的聯盟，共同轉師東南去剿滅蔣介石。
寧漢分裂後，馮玉祥成為主導中國政治形勢向何方發展的舉足輕重的人物，武漢政府和南京方面都極力拉他。
而馮玉祥也暫且不明顯表示偏向於任何一方，對寧漢都表示友好的態度，以擡高自己身價。
4、史太林最後的希望——馮玉祥
6月5日，武漢方面決定出動汪精衛等黨政頭面人物到鄭州與馮玉祥商議結盟反蔣大計，還派鄧演達先期赴潼關迎接馮玉祥來鄭州。鮑羅廷因身體不適沒有前往。
6月10一12日會議進行了兩天。
汪精衛盡量滿足馮玉祥的要求，決定成立開封政治分會，負責指導河南、陜西、甘肅三省政務，馮玉祥為分會主席兼任河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並將河南、陜西、甘肅三省劃為馮玉祥的防區，馮所控制的第二集團軍擴編為7個方面軍，一下子發展到近50萬人。
這樣，馮玉祥輕而易舉地掌握了豫、陜、甘黨政實權，大大地擴充了他的軍隊，成為中國當時最大的實力派。
汪精衛從馮玉祥處得到的是，他願意服從武漢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命令和他不同蔣介石合作的口頭保證。此外，汪精衛和馮玉祥還達成了驅逐鮑羅廷的秘密協定。
會議上，馮玉祥雖然答應不與蔣介石建立同盟，還罵了蔣介石。但會議一結束，馮玉祥就主動派人與蔣介石聯系，要求會見蔣介石，蔣介石積極響應。
6月20一22日馮蔣在徐州舉行會議，確定了在清除共產黨的基礎上，蔣、馮、汪實行合作，繼續進行北伐的方針。
會後馮玉祥發表迫使武漢與南京合流的通電，通電宣稱，武漢地區社會已根本動搖，其補救辦法是，設法使鮑羅廷回國，其政府成員除少數人須「出洋休息」外，其余均可與南京政府合而為一，要求汪精衛等「速定大計，早日實行」。
對馮玉祥要倒向蔣介石一邊使史太林十分不安，他擔心武漢也屈從於南京。這迫使莫斯科動用曾經是行之有效的財政援助的手段拉住汪精衛。
根據政治局的決定，莫洛托夫於6月25日電示蘇聯駐漢口領事，「已下令再給武漢國民政府匯款200萬盧布」。
同一天，史太林於索契致函莫洛托夫，讓莫洛托夫繼續給武漢政府追加援助，信中說，請相信，為使武漢不屈從於南京「給武漢追加300萬到500萬盧布是值得的，只要有所依靠，武漢就不會向南京投降，錢就不會白花」。
但是史太林的最後努力並沒有奏效。
5、被驅逐的鮑羅廷
徐州會議和馮玉祥的通電徹底粉碎了蘇聯「聯馮反蔣」的幻想。
馮玉祥會後即實行剿共和取締工農運動的政策，公開倒向蔣介石。這樣，蘇聯又失去了一個耗費大量錢財和物資、多年苦心扶植的盟友，其對蘇聯對華政策的打擊，並不亞於蔣介石四一二政變。
馮蔣聯盟成立後，汪精衛迅速右轉，全面向蔣介石靠攏，排斥中國共產黨，鎮壓工農運動。7月15日，汪精衛領導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召開「分共」會議，決定與中國共產黨全面決裂，徹底背叛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與蔣介石合流。
會後汪、蔣一起對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分子進行大逮捕、大屠殺，中國大革命宣告失敗。
在得知馮蔣建立聯盟的確切訊息後，鮑羅廷失去了最後希望，遂決定收拾行囊，啟程回國。
但他身患瘧疾，身體虛弱，需要進行一段休養；此外他還擔心，他一旦回國，被張作霖關押在監獄的妻子範婭將失去人質的作用而被殺害，等待得知妻子的結果才能離開，因而沒有馬上動身。
7月12日，原武漢政府要員宋子文來到武漢，向武漢轉達了南京方面的最後條件，武漢只有把鮑羅廷和共產黨人趕走，在8月份才可能舉行寧漢雙方的國民黨聯合全會，武漢才能取得決定中國未來領袖的機會。
武漢遂客客氣氣地向鮑羅廷下了逐客令。
恰巧，在7月12日這一天，範婭在北京獲釋，一直等待與妻子團聚的鮑羅廷遂決定盡快地離華回國。
為躲避何鍵軍隊的搜捕，宋子文陪鮑羅廷一行到廬山休息了一個星期，這期間他的行程已經安排就緒。由於馮玉祥許諾為他提供安全通道，鮑羅廷一行決定經戈壁沙漠透過外蒙古回國。
7月27日，鮑羅廷一行包括國民黨左派陳友仁和一些外國人共30余人在武漢車站登上專列，宋子文、汪精衛到車站送行，到達鄭州後馮玉祥前來迎接，這位在華工作四年之久的蘇聯顧問，在他被迫離去的最後一刻保留了自己的尊嚴和榮譽。
隨著北去列車的消失，蘇聯從1923年起與國民黨的友好合作關系，變成了反目成仇的關系。
以鮑羅廷離開中國為標誌，蘇聯斷絕了從1923年與國民黨建立起來的相互關系，聯共（布）和共產國際，便無可選擇地與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發展全面的關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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