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紅軍到八路軍
中國工農紅軍在勝利完成偉大的長征之後，又面臨著一個新的重大的歷史轉變，即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
從這時起到翌年秋，在事變叠起、時局動蕩的日子裏，紅軍指戰員堅決聽從黨中央的號令，努力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積極開展大規模的軍事政治整訓，認真解決各種思想波動，而後由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從而保證了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轉變的順利實作。
這個轉變過程雖然前後不足一年時間，又是在和平環境中進行的，但是它給我們帶來的各種各樣沖擊卻是巨大的，它所產生的方方面面的影響是深遠的，黨領導紅軍為之進行的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組織準備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因此它在我軍發展史上，尤其是在政治工作史上，占有不可忽略的一頁。
統戰風波
1936年11月中下旬，紅軍三大主力齊集陜甘邊，發動山城堡戰役，殲滅蔣介石摘系胡宗南部一個多旅。這就是後來人們所稱的結束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最後一仗。
其實，在當時還不能說是最後一仗，山城堡之後，戰事未了。蔣介石、胡宗南仍在準備新的進攻。我軍則在甘肅環縣、陜西定邊、鹽池地區駐紮下來，一邊休整，一邊練兵，準備繼續粉碎胡宗南部隊的進攻 。
二年前，當我們紅2,6軍團開始長征不久，先行到達陜甘的黨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政策。經過一年來的努力，中國共產黨的正義主張已經在全國民眾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紅軍首先在西北與張學良、楊虎城的部隊建立了統一戰線關系。但是蔣介石拒不接受中國共產黨和西北愛國將領發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杭日」的呼籲，頑固堅持反共內戰政策，於1936年12月親赴西安部署「剿共」。
在紅軍駐地上空，國民黨軍的飛機頻繁出動，偵察騷擾，肆無忌憚地從我們頭上只有屋脊那麽高的地方飛過去，掠起一股股狂塵，相當地欺負我們。
我們打飛機沒有足夠的子彈，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人家在我們頭上耀武揚威，氣得戰士們指著飛機斥責:「有本事怎麽不去打日本，在紅軍頭上逞什麽威風!」
在駐訓期間，紅2方面軍的部隊和幹部進行了一些調整。任弼時調到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擔任政治委員，關向應接任了方面軍政委。李達參謀長帶領32軍參加援西軍，移師寧夏。賀關首長從部隊中抽調了楊秀山、王尚榮、譚友林等一批師團幹部，送入紅軍大學學習。黨中央則從紅1方面軍調來一批軍政幹部，如方面軍參謀長周士第、政治部主任朱瑞;4師政委李井泉、6師參謀長曾來古等。陜北紅軍一個團調入6師，改稱17團，以補上在甘南康縣丟掉的那個團。
12月12日晚，6師正在定邊附近的駐地搞夜間練兵，我在師部接到方面軍參謀長周士第打來的電話。周士第剛來不久，講的一口廣東話，語氣又很激動，我聽不懂，猜也猜不出。周士第參謀長在電話裏喊了半天，其實就是一句話，當我終於聽懂後，不由得也跟著喊了起來:
「抓住蔣介石啦!"
放下電話，我急忙跑到野外訓練場，高聲宣布:「抓住蔣介石啦王」
霎時間，這個驚人的訊息隨著眾口所傳，無翼而飛，迅速在全師指戰員和駐地群眾中傳播開來、當晚賀炳炎師長和我帶領各團團長、政委，興沖沖地趕到方面軍總指揮部參加緊急會議。賀龍總指揮、關向應政委向我們傳達了上級的情況通報。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不滿於蔣介石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政策，毅然發動兵諫，扣押了蔣介石。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雙十二的這一夜，我和所有紅軍指戰員一樣，興奮得通宵都睡不著覺，真正是思緒萬千，感慨萬千:「這個蔣介石，自從他背叛革命以來，我們和他打了十年仗。十年中他打死了我們多少人，殺了我們多少親屬和工農群眾呀1這下捉到了，該好好清算總賬啦1"
高興之中，我們也有幾分擔心，擔心張、楊的部隊會不會再把蔣介石放掉，最好是交給紅軍來看守。
西安事變的爆發，引起國際國內各種政治力量的不同反響，國民黨親日派何應欽借機發難，調集大軍前來「討伐」東北軍、西北軍。應張、楊要求，中國共產黨中央派出代表團赴西安參加調解談判，同時命令紅軍主力南下支援東北軍、西北軍作戰。
紅2方面軍立即從三邊、環縣經慶陽、旬邑、淳化到達靠近西安的富平、三原一帶，修築工事，準備迎擊何應欽部隊的進攻。6師先在三原縣雲陽鎮駐防，幾天後移師徑陽縣百鬥鎮，方面軍總指揮部駐雲陽鎮。
不久，在中國共產黨和張、楊的共同努力以及國內外輿論的壓力下，蔣介石不得不接受了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條件，張、楊釋放了蔣介石，西安事變得到和平解決。
對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廣大紅軍指戰員是擁護的，但是對於放蔣，不少人在思想感情上接受不了，不解地說:「他打了我們十年啊，遠的不說，長征的時候把我們趕得那樣苦，死了那麽多人，現在就白白把他放跑了?
特別是蔣介石回到南京以後，背信棄義，拘禁張學良，分化東北軍、西北軍，進兵蒲城，致使西北地區戰雲又布。為預防蔣軍進攻，紅2方面軍在富平的流曲一帶集結。有的同誌發牢騷說:「你們看吧，我們在講統一戰線，可別人卻在進攻1」
為了爭取早日實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共重新合作，中國共產黨中央於19307年2月10日發表了【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要求國民黨實行停止內戰、保像民主、召開國民大會‘完成抗戰準備和改善人民生活五項國策鄉中國共產黨則給國民黨以四項保證:停止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武裝暴動;工農民主政府和紅軍改名並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指導;實行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這四項保證實際上宣布了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政策的結束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的開始。
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經過激烈辯爭，透過了接受中國共產黨主張的決議案，停止了對紅軍的軍事行動。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由此結束，開始了準備抗戰的新階段。
在如此急劇的重大轉變中，在前所未遇的新形勢、新任務面前，紅軍絕大多數指戰員立場堅定，跟得上革命形勢的發展，對黨中央的領導、對中國革命的前途充滿信心，對抗日救國更是懷著血戰到底的決心和勇氣。但是，對黨根據新形勢制定的新政策，不是所有人二開始都能認識清楚的。黨中央提出「四項保證」的新政策在部隊引起了繼釋放蔣介石之後的又一次強烈的震動，許多同誌包括我自己在內一下子轉不過彎來，有的擔心這樣做會不會否定紅軍‘10年的奮鬥，有的懷疑這是不是等於向國民黨投降……總之，部隊中的不滿情緒一時間還是不小的。
為了統一廣大指戰員的思想，使部隊盡快適應革命形勢的轉變，自覺地為實作黨的路線、策略而鬥爭，紅軍總部和方面軍政治部發出了進行統一戰線新政策教育的指示。
當·時在我們幹部中間、部隊中間有一個長處奮就是堅決聽從指揮，服從命令。既然中央已經有了決定我們就堅決執行中央決定，既然上級下了命令我們就堅決服從上級命令，並按照黨中央、紅軍總部發出的一系列關於統一戰線的指示精神和宣傳解釋大綱開展統一戰線的學習。
我自己一面學習，一面組織全師的學習，針對部隊中的種種思想疑慮做‘些解釋工作。
著重說明:民族矛盾是當前的主要矛盾，杭日救國是革命的首要任務;捉蔣、放蔣都是為了逼蔣、聯蔣抗日;四項保證是以中國共產黨我軍的讓步來換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實作和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
同時也說明:這是一種有原則、有條件的讓步。停止土地革命但對工農已獲得的權益要繼續保障;蘇區和紅軍改名但共產黨的領導要繼續保持;紅軍的本質不會改變，仍然是共產黨絕對領導之下的為人民謀利益的軍隊;過去我們為之犧牲奮鬥的黨的土地革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今天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也是完全正確的。
對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學習，消除了一些疑慮，使我們的思想能夠跟上時局的變化和政策的調整。當然，思想上的轉變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它一直進行到紅軍改編完畢，開赴抗日前線，有些間題則是在抗日‘戰爭期間經過貫徹統一戰線的實踐，才逐步認識清楚的。在學習中間也出現過一些反復。曾有個別同誌向外寫信罵了蔣介石、國民黨一通，被人家當作共產黨沒有合作誠意的辮子來抓，毛主席、朱總司令為此要求紅軍前敵總指揮部:「請通令全軍註意統一戰線教育，以後勿發生此類行為。」
隨著國內和平的開始實作和國共合作的初步形成，紅2方面軍在富平一帶安定地駐紮下來，不再奔波行軍，沒有流血戰鬥，除了訓練演習之外，很長時間聽不到槍聲，看不見硝煙。陜甘寧蘇區也與外界溝通了聯系，一些指戰員與家鄉幸存的親友們通了音信。
我沒有收到家人的來信，卻意外接到樵子灣團防朱照環的一封信。朱的來信洋洋灑灑寫了好幾篇，除了扯些我倆高小同學的老話和國共合作的現話，主要是說我當紅軍後探家他帶團防隊打我，把我弟媳婦打死了，向我表示「道歉」，還說什麽他已經給我弟弟另找了一個媳婦。言辭當中似乎真要化幹戈為玉帛、變仇敵為兄弟了。我沒有理睬他這一套，沒有給他回信。
在國內和平的新環境中，我們大多數同誌是清醒的，但也確有少數人被五光十色的和平現象眩花了眼睛，沖昏了頭腦，思想麻痹，鬥誌衰退，滋生、出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等不良的思想傾向。他們在血與火的戰場上沒有畏懼過，在雪山草地的長征中沒有退縮過，卻在一時的和平中動搖了，迷失了。
有的人對長期.艱苦的戰爭生活感到厭倦，產生離隊情緒，認為和平了，該回家了，回去以後地方上的團防官吏再不會殺他，家裏人再不會被當作「匪屬」遭受迫害了。於是，他們開了小差。
我師18團一次就跑了三個連長，都是參加紅軍多年的老兵，是在紅軍裏長大的紅小鬼。我接到報告後立即派人去追，結果只攔回一個，其他兩個還是跑了。師部的三參謀(相當子現在的通訊科長)、司號長也跑了。還有一個文書，是從洪湖蘇區出來的，他在部隊出發開赴擾日前線的頭一晚，把我的私章、名片等物交給警衛員柴成祖，說:「政委的章子、名片你來保存吧。」說完又揣起一張名片，把警衛員柴成祖搞得莫名其妙。第二天早上出發時，發現他不辭而別。這些人只想著回家過安穩日子去，卻忘記了曾經為之奮鬥的事業，忘記了抗日救國的責任。
其實，國之將亡，家又何存!當整個中華民族處在亡國滅種的危難之時，哪個人、哪一家能有什麽安穩日子呢?這些人回家後沒有多久，日本侵略者的鐵蹄就到了那裏，他們不得不重新拿起了槍。1945年初賀炳炎和我率領以湘鄂西老紅軍幹部為主組成的八路軍南下支隊第5幹部大隊重返洪湖地區，那位在抗日出征前夕離隊回鄉的文書拿著我的名片找來了，檢討了自己的短視，他已經是襄北抗日根據地的公安局長了。歷史最終教育了這些人。
除了離隊情緒之外，還有的同誌在物質生活得到一些改善之後，產生了享樂情緒。他們認為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就跟過去不一樣了。他們丟開紅軍艱苦奮鬥的光榮傳統、優良作風，盲目模仿起別人那一套排場和派頭。
我們師部的特派幹事王保才不曉怎麽湊了5塊銀元，跑到鹹陽城裏鑲了一順金牙回來。.
在方面軍召開的一次幹部會上，賀龍總指揮以王保才鑲金牙為例子對那種追求奢華之風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他生氣地說:「放牛娃出身的王保才，在雪山草地、槍林彈雨的環境中沒有倒下，跟上來了，算得個英雄嘛，為什麽到了新的環境，思想就退步，想當‘狗熊’了呢?鑲什麽金牙，亂彈琴！要給王保才紀律處分。」
上述幾種情緒，雖然只是發生在極少數同誌身上，卻起著渙散鬥誌的有害作甩，它從另一個方面妨礙著紅軍順利完成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
有鑒於此，我們在進行統一戰線新政策教育的同時，也註意進行繼續保持艱苦奮鬥革命傳統的教育，教育幹部戰士忠實於民族解放的利益，忠實於勞苦人民的利益，忠實於黨的路線與方針。
開展反腐化、反享樂的思想鬥爭，給幹部戰士敲了警鐘:國內革命戰爭雖然結束了，但是即將到來的抗日民族戰爭會更加艱苦，更加殘酷，需要我們更加努力的奮鬥;紅軍雖然要改編了，但是紅軍的傳統和本色永遠不能丟!
軍政整訓
1937年2月初，春節前，紅2方面軍各部隊向北移動了一下。總指揮部出富平，進駐同官的陳爐鎮。陳爐鎮座落在一座山上，那裏有不少舊瓷窯，古時即以盛產「粗州瓷」著稱，陳爐鎮因此得名。6師駐在陳爐鎮山腳下的富平縣底店鎮，4師駐底店與流曲中間的薛鎮，6軍團駐流曲。
從這時起，我們為了更好地適應未來抗日民族戰爭的需要，利用國內和平帶來的前所未有的良好條件，展開了大規模的軍事、政治等多方面的整訓。
首先進行的是黨組織和黨員思想的整訓。我師乃至整個紅2軍團的各級黨組織曾遭受過左傾路線的淪陷性的破壞，直到1934年逐步糾正左傾錯誤之後，又得到健康、迅速韻發展，在反「圍剿」的鬥爭中特別是在長征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由於長征後期的大量減員，仍然存在著組織不夠健全、成分過新等弱點。根據這種狀況和方面軍政治部的部署，我們著重整理黨的基層組織。小組、支部、總支依次進行了改選。各支部均設立了由書記和組織、宣傳、地方、抗日、青年、候補六個委員組成的支部委員會，師團政治機關分別集訓了黨支部書記、委員和小組長。各支部對每個黨員的思想、工作做了認真的檢查、鑒定，組織黨員以黨的基本知識和統一戰線政策為重點進行黨課學習，還發展了大批經過土地革命戰爭和長征考驗的新黨員。經過整理，黨的領導得到健全和加強;黨的組織在數量和質素上都有了很大提高。
在這個基礎上，紅2方面軍於1937年3月8日在陳爐鎮召開了黨的代表大會。這是2方面軍所屬部隊自建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黨的盛會，除了32軍參加援西軍不在外，2,6軍團各師、團的黨員負責幹部和基層代表都參加了大會，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委員任弼時、參謀長左權也從雲陽鎮趕來出席，並作了重要報告。代表們認真回顧、總結了在土地革命戰爭中黨的建設的經驗教訓，討論了新形勢下黨中央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研究了今後部隊建設的方向和任務，而後形成一項決議:「認為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一是正確的、並且堅決地為實作黨中央的政治路線而鬥爭」。
決議強調指出「在鞏固和平糊對日抗戰的時期中，紅軍的鞏固與軍事、政治的強化是具有決定意義的.................這就要求黨繼續不斷地鞏固紅軍(即或改變了名稱);提高紅軍的戰鬥力，保證黨在紅軍中絕對領導與紅軍的獨立性」、決議對在新形勢下的政治教育、軍事訓練、幹部培養、黨的建設以及擴大部隊、爭取友軍等各項工作都提出了具體要求。
黨代表大會經過選舉正式建立了紅2方面軍黨的委員會。黨委委員都是師以上黨員負責幹部，有方面軍總指揮賀龍、政治委員關向應，政治部主任朱瑞、副主任甘泗淇，組織部長劉亞球、民運部長朱明，2軍團4師師長盧冬生、政治委員李井泉，6師師長賀炳炎、政治委員廖漢生，6軍團軍團長除伯鈞、政治委員王震、政治部主任張子意等同誌。會議期間，黨委委員和全體代表照了幾張像，留作紀念。
大會的另一項議程是為黨中央準備召開的蘇區代表會議選出了代表。方面軍總指揮部的代表是關向應，2軍團4師代表是盧冬生和另一位同誌，6師代表是我和16團政委陳文彪,6軍團也有幾名代表。
黨代表大會結束後不久，各部隊又變動了一下駐地。總指揮部駐到富平的莊裏鎮，6師駐莊裏鎮西邊、西安至延安大路邊上的覓子鎮，4師駐覓子鎮東南，6軍團仍駐流曲，以後紅32軍從援西軍歸建駐覓子鎮北邊的十八坊。5月1日，我們出席蘇區代表會議的代表在關向應政委帶領下趕到黨中央所在地延安.
第二天，大會隆重開幕，中央負責人張聞天同誌致了開幕詞。
黨的蘇區代表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重大歷史轉變關頭舉行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它因此又被稱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沒有屆次排列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
會議期間，由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團主席毛澤東同誌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統一戰線而鬥爭】的結論。我從入黨以來還是第一次出席黨的全國性代表會議，也是第一次面對面地跟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眾多中央領導同誌坐在一起開會，第一次直接了一當、原原本本地聆、聽黨中央的報告。這使長期與中央分隔兩地的我們紅2方面軍幹部感到特別的興奮。
圍繞毛主席的報告，我們連續幾天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我從中進一步了解到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由來，進一步明確了黨提出「四項保證」的必要性，進一步搞懂了實行新的國共合作與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的關系，提高了既反對左傾關門主義、又反對右傾投降主義的自覺性，原來一些不那麽理解的伺題基本上理解了，原來憋在心裏的疑慮和擔心一下子消除了，對部隊做工作也更加有本錢了。
黨的蘇區代表會議，統一了與會代表的思想。在這個基礎上，批準了毛澤東同誌的報告，透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目前階段的任務」的決議，批準了遵義會議以來黨的政治路線，批準了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和蘇維埃政府改為民主政府。十來天的會議結束後，我們把黨中央的精神帶回部隊，進而統一了全體指戰員的思想。
在黨內整訓同時，部隊掀起了群眾性習文練武的熱潮。
一一幹部的學習，除以統一戰線理論為主外，還著重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理論。其中有一門課叫作【政治常識】，講人類社會怎樣從原始社會發展到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又怎樣必然地要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從社會發展史上說明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必然性。此外我們還學習了【論帝國主義】、【黨的建設】、【中國革命基本問題】和【列寧主義問題】等課程。這些課程學習的不是革命導師的原著，而是普及性的小冊子，它適合我們師以下幹部的閱讀和理解水平。透過那些粉顯通俗的語言，我們從中得到了一次革命理論的啟蒙教育，對於什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什麽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什麽是帝國主義，什麽是中國革命等這些重大何題有了一個基本的認識，對予我們過去經歷的奮鬥、當前面臨的戰爭、將來達到的前途看得更加清楚了。
戰士的學習，一個是由各連隊政治指導員在連裏上政治課，一個是由政治機關將革命口號、杭日口號編成識字課本，邊學文化邊學理論.。
紅軍戰士天多出身窮苦，無錢讀耘一因而識宇不多，或根本就不識字，這種狀況有礙於裔軍軍政素質的進書步提高。故士們經過學勻，耽認了不少字，仗熟記了中國共產黨我軍一些基本的方針。不論幹部或戰士還都有一門共同的「時事政策」課，宣講「日本帝國主義進攻到了哪裏個中國人民應該怎樣?"
我們在全師每一個連隊都建立了「列寧室"(現在叫「軍人俱樂部」）「列寧室」是連隊學習和娛樂的場所，裏面張貼著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肖像畫。開始大家不認識那上面畫的是誰，我也是頭一回見到，後來經別人介紹才知道，「大胡子叫馬克思，光頭叫列寧」。這樣好認好記，戰士們人人都能認得了。各連隊在「列寧室」裏出墻報，畫漫畫，教唱「誓死不當亡國奴」、「武裝上前線」等抗日歌曲。抗日氣氛十分濃厚。
在軍事上，為適應令後對日作戰的要求，我們秣馬厲兵、組織部隊進行了嚴格、正規的訓練。技術訓練以投彈、刺殺、射擊為主，戰術訓練從個人動作到連的攻防。
6月30日，紅2方面軍在莊裏鎮與覓子鎮之間石川河寬曠的河灘上舉行了「五姍」運動大會。競賽專案有投彈、刺殺、射擊、球類、.田徑、，唱歌、墻報等，各師、團都選派了優秀代表參加角逐。這個運動大會實際上也是對軍政整訓成果的一次大檢閱。
整訓期間，我們還在駐地開展了宣傳抗日、獷大紅軍的工作。師、團派出擴紅隊、工作隊到群眾中大張旗鼓地宣傳黨和紅軍的抗日主張，、幫助群眾建立抗日救國會等組織，並在激發群眾愛國熱情的基礎上擴大紅軍。
6師駐徑陽百鬥鎮時的一天，我憑著一腔抗日熱情，只帶了兩個警衛員就徑直跑到附近鹹陽城裏去搞宣傳。把守城阿的東北軍士兵看到紅軍，問也沒間就讓我進去了。
我找到城裏的抗日救國會，只見那裏人來人往很多，我表明來意，把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擾舊主張慷慨激昂地講了一大通，受到救國一會工作人員和過往群眾的熱烈歡迎。
我師的擴紅隊也把工作做到了鹹陽城。鹹陽有個棉花打包廠，雇用了許多工人、當時廠子不景氣，關閉了，工人們失了業，擴紅隊到廠子裏把抗日救國的道理一講，立刻得到熱烈的響應，一下子就護吠了許多工人弟兄參加紅軍。在駐富平期間，這項工作做得更加深人，6師在底店建立過新兵連;在覓子鎮及其周圍各保都成立了抗日救國會，擴大了不少人。
軍政整訓從1937年手月一直進行到改編、出征，歷時大半年。經過整訓，部隊的軍政素質有了很大的提高，從思想、組織、軍事等方面完成了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擾日民族戰爭的轉變，做好了抗日出征的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