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寒士之言
編輯|寒士之言
前言
心口不一的人在人群中是非常不受歡迎的，但是你們有沒有想到，也許不光人會心口不一，有些時候教會也會心口不一。東正教會就是這麽一個心口不一的教會。
作為和羅斯息息相關的教會，他們一邊給侵略者們提供合法的解釋 ，也就是「挽尊」，另一邊他們不斷的培養民眾的愛國情懷，讓民眾反抗。
在那個劇烈的動蕩和變革時代， 東正教會 作為羅斯社會的一個重要層面，如何體現了那個特殊年代所賦予的使命和價值？它 為了生存下來又都付出了什麽？
在韃靼人扶持下空前繁榮的東正教會
早期的羅斯東正教會是王公的宮廷附屬，是依附宮廷的機關， 主教全權由王公委任，王公也完全有權罷免主教。
王公建立教堂 ，並要求神職人員為他和他的親族祈禱，掌控教會，大商業城市的謂徹也對教會產生影響， 他們可以支配主教和修道院長，提升或撤換他們。
隨著金帳汗國在羅斯的統治，他們一方面讓東正教會為他們的侵略行為提供合法解釋 ，利用東正教的精神職能為統治者服務； 另一方面，他們秉承古老的宗教寬容傳統，對各宗教一視同仁，不分彼此。
韃靼人對東正教會的態度相當友好 ，采取的政策也是扶持政策和保護政策，使其從戰亂中恢復元氣，並得到了發展和繁榮。
1267年，韃靼人頒賜封誥給羅斯東正教會，賦予其免賦稅、納貢、服役的特權。 此後歷代君王也垂恩於教士、修道院和養老院，賦予他們免稅特權。
韃靼人還免除了東正教教士和修道院的人口登記，並賦予教會一定的司法自治權。 韃靼人對東正教會扮演了保護人的角色。
在韃靼統治時期， 東正教會受到韃靼人和羅斯王公的雙重力量的影響，逐漸取得了強大的社會和經濟地位。
一方面教會獲得了王公們賦予的特權，例如免除賦稅和徭役的賞賜證書。 這些證書使教會免除了一系列稅收和貢稅，不需要提供驛站、關稅、車輛和其他物品供王公使用，也不必為王公提供服務。
此外教會還獲得了一定的司法自治權，可以自行管理和審判自己的臣民，只有嚴重罪行需要王公法庭審理。
另一方面教會逐漸成為大土地所有者。 教會擁有比較優惠的經濟條件，吸引了大批農民加入，並獲得了王公賞賜的土地。
隱僧修道院和荒郊寺院也逐漸得到土地賞賜，成為大寺院 ，周圍的農民和土地都逐漸歸屬於寺院。寺院還透過購買土地和捐贈來擴大土地規模。
到了金帳汗國時期，一些寺院已經擁有了大片土地的所有權， 例如謝爾吉聖三一修道院、基里爾別洛澤爾斯基修道院和索洛韋茨基修道院等。
東正教會成為享有特權的統治階層，擁有了強大的社會和經濟地位。
除了經濟上的特權和財富，東正教會還獲得了在社會和司法方面的權力 。根據王公們的賞賜證書，教會被賦予了征稅和司法權力。
教會可以征收一定的稅收，並管理和審判其地區內的居民。 這使得教會封建主幾乎成為世襲領地中的君主，擁有獨立的權力和權威。
東正教會的活動
在金帳汗國統治時期，羅斯東正教會 開始以敏銳的眼光審視這個時代，並采取了一系列積極的活動來推動東正教的傳播和擴大其影響。
東正教會努力傳播東正教，並消除多神教信仰的影響。 在金帳汗國統治之前，羅斯人信奉多神教，並與日常勞作有著密切的聯系。
因此東正教會在傳播過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是在金帳汗國統治時期，東正教會開始向鄉村擴張，建立修道院並開展傳教活動。
這些修道院成為了新的社區，吸引了大量信徒前來追隨，並逐漸消除了異教影響。 這些修道院的建立在廣大人民群眾中樹立了東正教的權威，促使東正教在羅斯國家的傳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修道院的興建也促進了東正教文化的提升。 修士們具有高尚的品格和卓越的學識，他們的奮鬥精神也鼓舞了民眾對東正教的信仰。
修道院成為了宣傳東正教義和教育信徒的中心，有助於提高東正教的文化水平並加深人們對東正教的理解和信仰。
這些活動和作用對東正教的發展和羅斯國家的未來具有積極意義。東正教的傳播和影響的擴大有助於加強羅斯人的宗教認同和文化認同，形成了羅斯正教文化的基礎。東正教會在社會和精神領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為今後的歷史行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東正教會的作用
在蒙古入侵之前，羅斯東正教會的中心位於基輔。 但是由於基輔在韃靼人的劫掠下被毀，大主教錫瑞爾三世於1299年將大主教區遷至維拉迪摩，但是過了幾年，彼得大主教就再次遷移教區，把莫斯科定位大主教區的永久所在地。
這一中心的遷移使莫斯科成為羅斯東正教精神領導地位的中心， 在抵抗外族入侵和爭取國家獨立的過程中，東正教教會成為民眾團結和民族意識的紐帶和思想源泉。
教會思想家也透過宣傳和提升莫斯科的宗教和政治地位，進一步加強了莫斯科的重要性。 在1439年，由於土耳其勢力的威脅，君士坦丁堡面臨危機，於是派代表前往佛羅倫斯參加宗教會議，希望得到羅馬教會的協助。
會議決定結束東西教會的分裂狀態重新統一，但羅斯東正教會認為這是放棄原有信仰和向異端屈服。
盡管代表羅斯的大主教伊西多爾在合並書上簽署了名字，但莫斯科大公瓦西裏耶維奇和莫斯科教會拒絕承認合並， 並於1443年舉行宗教會議，廢黜了伊西多爾，推舉未經君士坦丁堡認可的梁贊主教約納為都主教。
這使羅斯東正教會開始擺脫對君士坦丁堡的依附，成為獨立的民族教會。
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信奉伊斯蘭教的土耳其人攻陷，羅斯教會解釋這是上帝對背棄教義和屈服於異端分子的懲罰和報應。
莫斯科因此成為了羅馬和拜占庭的繼承者，承擔起了基督之都和第三羅馬的角色。 這些理論的出現符合了莫斯科大公的政治需要，使其精神和政治地位得到神聖化，提高了莫斯科國家的地位，為最後的統一和中央集權制度的確立提供了思想和輿論的支持。
在金帳汗國時期，東正教會盡職盡責地履行其文化職能，並在傳播和創造精神財富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14世紀下半葉開始的文化高潮伴隨著書籍業的發展，修道院成為最大的書籍中心 ，修道院內設有抄書的作坊和藏書豐富的圖書館。
基里爾·別洛澤爾斯基修道院的藏書室有一份流傳至今的目錄，涵蓋自15世紀以來的書籍。修道院也是俄羅斯中世紀編年史的重要發源地 ，謝吉爾聖三一修道院編年史是一部克服了狹隘的地方利益，立足於全羅斯統一市場的全羅斯性編年史。
在1418年左右，在都主教福季的參與下，完成了新的編年史組譯維拉迪摩組譯。 修道院的僧侶也是當時的主要知識分子 ，他們留下了許多具有史料價值和文學價值的作品。
其中包括蘇茲達爾僧人西麥昂寫的反映佛羅倫斯宗教會議的第八次宗教會議紀事。 在14到16世紀，謝吉爾聖三一修道院成為當時著名的文化聖地 ，擁有學者和藝術家，並收藏了大量圖書和各種精美藝術品，還編寫了許多有重要史料價值的編年史。
東正教會的必要性
在金帳汗國時期，羅斯東正教會扮演著雙重角色。一方面，東正教會受到韃靼人的庇護，為可汗的健康祈禱，並為韃靼人入侵羅斯的合法性提供輿論支持。 這表明教會為金帳汗國的政治利益服務。
另一方面東正教會作為羅斯民族的重要精神力量，必須承擔起歷史任務，抵禦外來侵略。 因此羅斯東正教會處於矛盾之中，具有獨特而微妙的地位，其思想意識和政策表現出明顯的雙重性。
在蒙古人入侵時，東正教會也遭受了深重的災難 ，大主教逃離，一些僧侶喪生。為了保護自己的精神和物質利益，教會開始適應新形勢，尋求與征服者相互諒解的生存方式。
同時金帳汗國也需要東正教會的精神支持，因此建立了一種特殊的利益關系。 教會努力為可汗祈禱，據記載，由於彌撒書中不能印刷異教可汗的名字，神職人員在上面留了個空白。在朗誦彌撒時，他們口頭上讀出被祈禱的可汗的名字。
此外教會試圖將可汗和韃靼人區分開來 ，例如在特維爾王公米哈伊洛維奇的傳記中，將他的處決歸咎於莫斯科公伊凡·卡利達或韃靼人，而不是烏茲別克可汗。
東正教會在為韃靼人服務的同時，也成為愛國情感的體現者和民族統一的倡導者。 教會強烈譴責韃靼人的暴行。
一位主教在傳教中說，「我們的土地被侵占了嗎？我們的妻子、孩子被俘虜了嗎？活著的人們沒有在異族奴役下痛苦地工作嗎？上帝引來了殘酷兇暴的民族。」
「上帝的教會遭到破壞，祭器遭到汙瀆，聖物被踐踏，聖徒被殺害，僧侶的屍體被餵給鳥兒。我們的村莊長滿了樹叢，我們的尊嚴被踐踏，我們的美麗被摧毀，財富、勞動、土地都成為異族的財產。我們為鄰國服務，成為敵人嘲笑的物件。」
這種激昂的演說是東正教會反抗異族壓迫的民族主義情感的表達。
當金帳汗國衰落，羅斯國力崛起時，東正教會對莫斯科國家的統一事業提供了巨大支持 。在1380年的庫利科沃戰役中，聖徒瑟格斯為頓斯科伊祈福，幫助其戰勝馬馬汗。著名修士索吉亞斯呼呼籲莫斯科人民起來反對韃靼統治。
在1480年的烏格拉河戰役中，瓦西主教成為伊凡三世最強有力的支持者。 另一位著名修士阿歷克西斯全力支持莫斯科大公的統一事業，使其成為全俄羅斯的領導中心。
羅斯東正教會在思想和政策上的雙重性是對那個時代所做出的必然反應。 這種特征根植於教會的現實需求，取決於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之間力量的對比和變化，以及時代特定的土地和環境。教會的這種雙重性是其生存和發展的需要。
總結
自古以來，教會都是人們信仰的寄托和表達， 東正教會也是這樣，一方面為可汗的健康祈禱，並為韃靼人的入侵提供輿論支持，另一方面，東正教會也是羅斯民族的重要精神寄托，嘗到抵禦侵略和愛國。
東正教會在思想和政策上的雙重性，是那個時代的必然反應也是教會發展的根本，盡管在當時的地位非常的微妙，但是在歷史上還是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