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間，在國民黨政府「第一屆行憲國民大會」上，在解放戰爭中輸麻了的國民黨要員們，集體將矛頭對準連吃敗仗的陳誠，有些人甚至要求蔣介石「殺陳誠以謝國人」。陳誠聽說後嚇壞了，不久後便辭去了自己「參謀總長」的職務。
陳誠下台後，顧祝同繼任「參謀總長」，被認為是陳誠系將領的郭汝瑰被任命為「國防部」第三廳廳長。這個第三廳專管作戰，國民黨各個戰區的作戰命令，全部從這裏發出。然而，郭汝瑰卻執意不肯幹，因為他跟直管上級，時任「國防部次長」劉斐關系極差。
郭汝瑰是陳誠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畢業於陸軍大學十期，跟「土木系」根基之一的陸大十一期諸人往來密切。他去徐州給顧祝同當參謀長，就是陳誠推薦的，而在那之前，他原本就是第三廳中將廳長。
劉斐是桂系將領，卻能得到蔣介石的重用，僅此這點就殊為不易。而郭汝瑰畢業自黃埔五期，又進入陸軍大學深造。用他自己的話說，當時用來衡量蔣介石嫡系勢力的標準，叫「綠頭巾賞穿黃馬褂」，指的就是陸大畢業的黃埔生。只黃不綠，只綠不黃都略遜一籌。
作為作戰廳廳長的郭汝瑰，可以說是威風極了。每次開作戰會議，郭汝瑰根據蔣介石的旨意下達命令，點到誰的名字，誰就要站起來立正說「是」。不管對方多大年紀，多高地位，都要聽他的。能夠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郭汝瑰當然是蔣介石的心腹。郭汝瑰跟劉斐同為蔣介石信任的幕僚，兩人之間卻關系極其糟糕，為此，兩人曾在老蔣面前，互指對方是「共諜」。
郭汝瑰早年在黃埔時，思想上就偏向左傾，接觸的人多為共產黨員。畢業時正趕上寧漢分裂，他在共產黨員吳玉章的指派下，回到家鄉四川，想辦法阻止其堂哥，川軍將領郭汝棟出兵幫助親蔣介石的楊森
在奉命回四川期間，郭汝瑰身邊基本上都是共產黨員，他本人也積極尋求入黨，因為其堂哥是軍閥的緣故，需要接受一段時間的考驗。到了1928年，他終於在郭汝棟部黨支部負責人袁鏡銘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實作了他追求的願望。
隨著蔣介石跟汪精衛先後暴露反革命面目，郭汝棟也開始在其部隊中搞「清共」，郭汝瑰雖然沒有暴露，但其平日行事及交往之人都是共產黨，因此被郭汝棟送到日本學習軍事。從那之後，郭汝瑰跟黨組織失去聯系。
抗戰勝利前夕，郭汝瑰在重慶遇到了黃埔五期同班同學任狄猷，他們曾經是黨內同誌。郭汝瑰試圖透過任狄猷回歸黨組織，沒想到任狄猷也已經與黨斷了聯系。最後，郭汝瑰透過任狄猷的堂弟任廉儒，與董必武取得了聯系。當郭汝瑰提出恢復黨籍，甚至請求到延安去工作，董老則表示，郭汝瑰留在國民黨方面幫助更大。
就這樣，郭汝瑰成為共產黨的高級情報工作人員，與任廉儒單線聯系。他憑借著自己特殊的身份，冒著生命危險，透過往來於寧滬之間的任廉儒，累計向黨提供了100多次核心軍事情報。郭汝瑰表面上對蔣介石言聽計從，卻總能用他那合乎兵法的「見解」，一定程度上影響蔣介石的決定。他可以在國民黨要人面前，一口氣講十來個「消滅共軍」，可他自己就是共軍。
郭汝瑰是「共諜」無疑，那劉斐呢？
就在郭汝瑰執意部赴任第三廳廳長前後，國民黨軍隊在睢杞戰役中被殲滅5萬余人，25萬余人被擊潰，中將兵團司令區壽年被生擒。而這次戰役，跟劉斐有著莫大的關系。
1948年6月末七月初期間，國民黨的區壽年，黃百韜，邱清泉三個兵團，共計將近30萬人，集結在了河南省的雎縣和杞縣附近，而按照本來的作戰計劃，這些人是準備撤離戰場，準備全力防衛徐州的。但是在此時，劉斐卻突然大筆一揮，將作戰命令直接改了：
「不能撤，區壽年部隊堅守雎縣。」
區壽年本就是個多疑之人，好謀無斷，聽了劉斐的這個建議之後，竟然真的守在了雎縣，最終被粟裕指揮華東野戰軍，經一晝夜的激戰，全殲了區壽年部隊共計5萬余人，生擒區壽年及七十五師中將師長沈澄年。
郭汝瑰想借此機會搞劉斐一下。可有一天， 劉斐突然出現在郭汝瑰面前說：「這是一場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不簡單啊！」 郭汝瑰聽了這話以後感到非常疑惑，為此，他找到任廉儒問：「怎麽劉斐說這個話呢？難道他也是與共產黨有聯系的同誌？」
任廉儒對他說：「我們搞地下工作是單線聯系，他與黨有無聯系我也不清楚。但最後不要整他，免得誤傷自己的同誌。」
郭汝瑰
那麽，劉斐究竟是不是「共諜」呢？
1992 年，台灣【湖南文獻】發表【讀「郭汝瑰回憶錄」有感】，「眾所周知，郭汝瑰和劉斐，是我們在大陸戡亂軍事挫敗的兩個關鍵人物。」「他們在國軍中工作，都在二十多年以上，居然未能發現其行跡的破綻，這是自己的組織不夠嚴密。」然而作者沒能舉出劉、郭出賣情報的具體例子。
軍統中將文強是郭汝瑰在黃埔前後期的同學，他回憶，「1959年，全國戰犯三百余人集中北京，每每分組討論，或專題研究時，幾乎一致將國民軍的失敗，歸罪於內部出了兩大叛徒，一個是蔣介石身邊的參謀次長劉斐，另一個是國防部第三廳廳長郭汝瑰，他們的發言幾乎都是痛罵這麽兩個中將，是中共打入作戰統帥部的匪特。」
蔣介石的私人醫生熊丸曾在回憶中說，「我記得那時蔣先生在黃浦路官邸設地圖室，地圖室三巨頭分別是蔣先生、周菊村與劉斐（為章），三人在南京指揮作戰。但劉為章本身正是個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戰命令共方完全知曉，自然我每戰必敗。那時大家都覺得奇怪，為什麽蔣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於是徐州當地幾個重要指揮官便稍加變通，提早進攻時間，作戰結果才算順利。後來大家都認為劉為章十分可疑，蔣先生卻都聽不進去，也沒人敢直接告訴蔣先生，故直到最後證實這一點時，蔣先生連想都沒有想到。」
關於劉斐「共諜」身份的說法，全部來自台灣方面。甚至關於郭汝瑰「共諜」身份的宣傳，也都出自台灣方面。蔣介石集團在大陸遭到了慘敗，尤其是在軍隊武器占據絕對優勢的情況下，被解放軍秋風掃落葉一般趕到了台灣島，找一點客觀原因為自己開脫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老蔣也是講面子的人嘛。
劉斐
而在大陸方面，郭汝瑰的身份基本上是可以確定的，畢竟他有確切的聯絡人任廉儒。在新中國成立後，郭汝瑰為恢復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終於在1980年接到了中組部的通知：「準許郭汝瑰入黨」，次年更是被成都軍區評為全軍區的優秀共產黨員。而對於劉斐，其身份始終是「黨的一位真誠朋友」。
劉斐是湖南醴陵人，跟國民黨元老程潛、開國上將楊得誌、宋時輪都是老鄉。他19歲投身於桂系白崇禧部。因聰明精幹、有文化有抱負，劉斐深受李宗仁、白崇禧賞識，屢受提拔， 不久就成為桂系的骨幹。1926年，他東渡日本留學考察。1934年春回國，幫助李宗仁、白崇禧從事抗日反蔣活動，促成「兩廣事變」。
迫於全國抗日輿論的壓力，蔣介右不得不尋求與兩廣和解的出路。他為此專門征詢劉斐的意見，意在請他從中調和。劉斐以其敏銳的觀察，把握了蔣、桂各自的心態，尤其是蔣介石的處境被動，在急於平息事端，好去集中力量用於西北方面和圍剿共產黨的內戰，這是蔣介石「最大的心病」。
他直接對蔣介石說：「廣西的問題，好辦，也不好辦。問題很簡單，廣西要抗日，但也不能包辦抗日，必須全國一起來抗」；對蔣介石托詞「我之安內，就是為了準備抗戰」的狡辯，劉斐說：「日本帝國主義貪得無厭，永無止境，若茫茫無期地準備下去二以後恐怕更不好辦。還是請委員長再考慮一下，需要準備到什麽時候為好？」
蔣介石語塞，只好表示有抗日的籌算。劉斐抓住機會，順勢牽蔣，說:「只要不是自己打自己，只要不是無盡期的準備，而是有限度地從事抗日準備工作，就好商量了。我可以設法勸說廣西當局。」蔣介石樂得順水推舟。經過劉斐幾番斡旋，蔣桂終於達成和解。
白崇禧與劉斐同赴南京，白出任副參謀總長，劉斐任「對日作戰組」中將組長，李宗仁為第五戰區司令長官。
劉斐
劉斐出任對日作戰組長，運用他在日留學期間對日本侵略者的戰略分析和判斷，征得了最高統帥部的認同，形成了正面戰場的基本戰略思想。但是，蔣介石仍把抗日的希望寄托於「九國公約」對日本侵華行為的「制裁」，從而導致在淞滬戰場上的戰略指導錯誤。劉斐幾欲糾正，無奈蔣介石一意孤行，造成我方精銳兵力和武器的大量損失。京滬陷落，徐州會戰成為正面戰場不可避免的遭遇戰。
大戰在即，面對驕橫輕狂的日本軍隊，劉斐建議制定「機動靈活的運動戰和機動防禦戰的戰術指導」，得到蔣介石的認可，並指派他貫徹實施，協助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作戰。
在臨沂戰場，劉斐協助李宗仁給暴進之敵以強勁的阻擊，形成了台兒莊大戰前的有利戰略態勢;在台兒莊，他親臨前線，就駐在指揮所附近的一座小廟內，繼續協助李宗仁指揮。戰事空前，戰況慘烈，眾所周知。戰後，劉斐陪同李宗仁巡視台兒莊，激動不已。
蔣介石對劉斐的戰略戰術思想頗為器重，又命他協助白崇禧指揮了武漢保衛戰。此後，劉斐升任軍令部次長，往返於各大戰區，參與對日作戰的策劃和指導工作。
蔣介石發動內戰後，劉斐升任「國防部次長」，專門負責制定作戰指令，郭汝瑰的第三廳就隸屬劉斐直接管轄。每次蔣介石召開高級軍事會議，作戰命令都是由劉斐領導制定，郭汝瑰在會議上宣讀，旁邊還有一個叫沈安娜的記錄員。郭汝瑰跟劉斐之外，沈安娜更是周總理領導的中央特科派出的情報人員。
三大戰役後，蔣介石輸光了老本，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危而上，演出了一場蔣介石下野，李宗仁行代總統的鬧劇。劉斐作為桂系要人，卻對這一切洞若觀火。當李宗仁、白崇禧要他出任湖南省主席的時候，他明確答復說;「我在抗戰末期對蔣介石、陳誠這班人的搞法，早已深惡痛絕，所以抗戰一勝利、我就連續辭職，你是知道的。我身體差，需要休息。」
程潛在湖南策劃起義時，劉斐巧施計謀，投白崇禧之所好，調動陳明仁的軍隊入湘，助程潛將軍一臂之力，最終促成湖南起義成功。
李宗仁上台企圖以「劃江而治」阻止解放大軍渡江，保存半壁東南，茍延殘喘。他們指派劉斐為「和談代表團」成員，滿以為會用自己的韜略與中共討價還價。
但是，劉斐清楚地認識到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談判桌上同一樣得不到。他一語道破了李宗仁的「迷夢」：「劃江而治是你的如意算盤，我估計在目前的情況下是很難做到的，你是以主和上台的，離開和平就沒有你的政治生命」，「必須有堅決以和平始，以和平終的決心，在行動上一反蔣介石之所為，和談才能成功。」
然而，劉斐也同樣洞悉李宗仁、白崇禧的心態，在「北平糊談」最後簽字的時刻，他判定「李宗仁的腦子充滿了個人名位思想，是決沒有真正為國、為民，排除萬難來負責解決問題的誠意和魄力的。」
在北平糊談期間，劉斐受到了毛主席的親自接見。
４月中旬的一天，劉斐與黃紹駭來到香山雙清別墅與毛主席會面。劉、黃一下車，毛主席便迎上前與他們熱情握手，問過他們在北京的生活情況後，毛主席問劉斐：「劉先生是湖南人吧？」劉斐忙回答：「我是醴陵人，與主席鄰縣，是老鄉。」
「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哩。」毛主席風趣地接過話頭，打消了劉斐的顧慮。「人民的要求，我們最了解。我們共產黨是主張和平的，否則也不會請你們來。我們是不願意打仗的，發動內戰的是以蔣介石為頭子的國民黨反動派嘛，只要李宗仁誠心和談，我們是歡迎的。」
毛主席邊打手勢邊說：「李宗仁現在是六依無靠哩！第一，蔣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國帝國主義靠不住；第三，蔣介石那些被打得殘破不全的軍隊靠不住；第四，桂系軍隊雖然還沒有殘破，但那點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現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為了和談，他不搞和談，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誠心和談，共產黨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
說到這裏，毛主席在房中踱了幾步，走到劉斐面前說：「我看六親中最靠得住的還是共產黨，只要他們真心和談，我們共產黨是說話算數的，是守信用的。」一席話，說得劉斐不住地點頭。
談到【國內和平協定】，毛主席問：「這個協定你們同意嗎？」劉斐說：「總的我們是同意的，只是‘前言’中說蔣介石是挑動內戰的罪魁禍首這句話，雖然實際情況確實如此，就怕李宗仁簽字有難處，因為他是個空架子，蔣介石背後搗亂他吃不消。」
「好，看你們的情面，不寫罪魁禍首，那就寫上個元兇巨惡，你們看怎麽樣？」毛主席一席話說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很快就到了吃飯時間了，毛主席熱情留客人用餐。席間，談到各人愛好時，劉斐趁機將自己疑慮的一個問題試探毛澤東，「您會打麻將嗎？」
「曉得些，曉得些。」毛主席回答說。
「你愛打清一色呢，還是喜歡打平糊？」
毛主席一聽頓時大笑：「平糊，平糊，只要和了就行了。」
劉斐將軍的思想豁然開朗，一絲疑慮終於煙消雲散。
此後，周總理等中共領導人與劉斐進行了交談，使劉斐對當前的局勢、國共兩黨的不同性質和前途，對中國的發展出路有了更清醒的認識，思想上與共產黨靠得更近了。
就在幾天後，國民黨正式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和談破裂。劉斐深為憤慨，決心不再南返並與其他代表團成員采取一致行動——留在北平。
5月間，劉斐從北京經天津乘船到香港，李宗仁多次催他回廣州就任，都被他婉言謝絕。他審時度勢，決定脫離反動營壘，站到人民一面來。
湖南和平起義後，劉斐、黃紹竑等人聯絡了44名在香港的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釋出聲明，通電起義。
這一批在港人士，最終以實際行動加入了新中國的行列。李宗仁、白崇禧舊夢不醒。白崇禧還是投奔了蔣介石，「自投羅網」，終於沒能邁出台灣一步，「客死他鄉」；李宗仁在海外四顧茫然，眷念故國，最終是「落葉歸根」。
劉斐究竟是不是「共諜」？ 沒有任何檔案資料表明，他在擔任國防部參謀次長期間向中共提供過秘密情報。
就像劉斐晚年回憶時表示，1949年在香港參加國民黨軍政人員聯名宣告脫離國民黨之後，被邀請北上參加新政協，使「歷年向往中國共產黨的心願終於實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