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敕建匯宗寺的意義及其影響 ——康熙帝與多倫諾爾匯宗寺（3）
郭美蘭
在聲勢浩大的多倫會盟之後，康熙帝應允蒙古各部之請，在灤河的發源地修建了匯宗寺，並以五世達賴喇嘛的高徒章嘉呼圖克圖主持寺務，掌管漠南地區宗教事務，同西藏的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漠北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共同成為藏傳佛教四大領袖。
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帝為慶賀內、外蒙古及西北地區全部歸附清朝，強化對蒙古地區的統治，動撥國庫銀兩，在匯宗寺西南敕建一座更為華麗的寺廟，賜額「善因寺」，請章嘉呼圖克圖一並管理匯宗寺和善因寺兩大寺廟。
雍正十年（1732年），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移居多倫諾爾，使多倫諾爾逐漸發展成為蒙古地區的藏傳佛教中心。
康熙帝敕建匯宗寺，在清前期對加強蒙古地區的統治和民族團結，鞏固北部邊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要說清廷透過多倫會盟，改革了喀爾喀蒙古的行政管理體制，確立了對蒙古草原的有效統治，而匯宗寺的修建，則使多倫諾爾成為蒙古草原的宗教中心。蒙藏地區一向信奉藏傳佛教，利用藏傳佛教統治蒙藏民族，是清廷推行的一項傳統政策。康熙帝修建匯宗寺的真正目的所在，是要利用藏傳佛教統治蒙古地區。
康熙帝授予匯宗寺住持章嘉呼圖克圖很大的權力，統管整個漠南蒙古地區的宗教事務，甚至還要對漠北蒙古地區涉及藏傳佛教案件進行判決，康熙帝透過章嘉呼圖克圖這種特殊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影響，號令蒙古各部，鞏固和加強了對蒙古的統治，匯宗寺的建立，無疑是對多倫會盟成果的一種發展。
由於匯宗寺的修建，康熙帝經常駕臨多倫諾爾，在到匯宗寺拈香禮佛的同時，召見蒙古王公貴族，賞賜宴賚，既聯絡了感情，又密切了關系，對清廷加強蒙古地區的統治，起到了其他任何一種手段和形式都無法替代的作用。
康熙帝敕建匯宗寺，不僅對清廷加強蒙古地區的統治和蒙古地區的社會安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也促進了多倫諾爾地區經濟的發展。多倫諾爾地處京師出古北口、張家口通向蒙古地區的交通要道，多倫會盟後，康熙帝應蒙古王公的要求，特地允準北京的八大家商號到多倫諾爾設立商鋪，經商貿易，由理藩院發給專用票照，註明商號名稱、經營貨物品名數量，劃定了其經營活動範圍。
匯宗寺修建之後，由於多倫諾爾地區人口的增加，生意日漸興隆，吸引了山西、直隸、山東等地的商人紛至沓來，他們不僅在多倫諾爾開設店鋪，還將貨物運往其他各地，大大促進了蒙漢兩地的經濟發展，加強了民族間的溝通和交流。匯宗寺的修建，也帶動了多倫諾爾地區手工業的發展，銅銀佛像、金銀首飾、法器供品是當地最具特色的手工業品。
透過本文敘述，我們已經知道匯宗寺的法器供品最初都是在北京制造，及至後來，北京、直隸等地的工匠開始在多倫諾爾開設手工作坊進行加工和銷售，寺院對法器制作工藝的較高要求，促使工匠們不斷提高加工技術和制作工藝，生產出很多精品，以至於發展到後來，多倫諾爾以法器制造為重點的手工業生產規模和所生產的工藝品，均可與西藏媲美。
由於商人的雲集和從事手工業的人數不斷增加，多倫諾爾很快就形成市鎮。在每年一月和六月的祈願大法會期間，各地牧民蜂擁而至，拈香拜佛，同時也帶來畜產品交換日用生活品，往往使一年中的商業活動達到高潮，以至於康熙帝發出「儼然一大都會也」的感慨。
匯宗寺的修建，也有其無可避諱的負面影響，首先是大量牧民出家當喇嘛，成了寄食階層，勞動力的減少，制約了當地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其次是人口大量集中，無序開發，對當地環境造成了極大影響，如今多倫的沙化，與其早期的開發有直接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