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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為了搶回新疆和沙俄玩命打,為什麽卻輕易就放棄了外東北?

2024-01-06歷史

中國近代史上有記錄的被列強瓜分的領土大概在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裏,而這裏面最大的一部份也最不被人關註的一部份就是外東北的土地,尤以【中俄璦琿條約】為甚,此條約導致中國東北六十多萬平方公裏土地被割讓。

對比之下,清廷在西北收復新疆的故事大家可以說是家喻戶曉,左宗棠在新疆地區的積極作為也被後世所津津樂道。

但是作為清廷龍興之地的東北為什麽關註度如此的低呢,很少有中央政府主持的在東北的大規模收復戰爭呢?

01

地位不同,定位不同

西北和東北,雖然同樣作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但在中央帝國的領土定位中卻又著巨大的區別。

這要從清朝的入關時說起。

我們熟知的那個故事是吳三桂沖冠一怒為紅顏,一氣之下引清兵入關對抗李自成,因此才導致清朝入主中國並統治中國。但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清廷從來就不是偶然入主中國的,他的入主有其深刻的自身原因。

自1618年努爾哈赤建立後金,一直到1644年清軍入關。這26年間清廷除了與明朝的戰爭外還做了很多的事情。

首先是降服了漠北蒙古,1634年林丹汗敗退青海打草灘,不久就病死在了當地。領兵的多爾袞不僅獲得了傳說中的「傳國璽」,還獲得了蒙古大汗的稱呼。

幾百年來蒙古的大汗一直在黃金家族中傳遞,而這也是第一次由黃金家族以外的人擔任蒙古大汗,在法統上清廷正式將蒙古地區納入了自己的管理體系中。而自此之後的幾百年裏,蒙古地區始終是清朝軍事力量的重要來源。

此後多爾袞又率軍繼續西進,青藏的喇嘛活佛為了討好清軍為其授予了「那多活佛」的稱號。

不要小看這一事件,這正式代表在青藏地區的黃教也納入到了清廷的統治體系中。清廷不僅是軍事征服了當地,也充分利用了當地的黃教加強自己的統治。

自此,入關前的清朝可以說已經是集齊了滿洲地區八旗為代表的組織力量、蒙古地區的強大的軍事力量、雪域高原的宗教精神力量的綜合治理機構了。

集齊了這幾點,清朝的入關可以說是遲早的事情。

此後在順治和康熙年間多次冊封「達賴」和「班禪」,也標誌著這一地區在中央帝國的定位主要是精神定位,是中央帝國統治體系中的精神力量的來源。

而清廷真正在新疆地區建立起穩定的統治是在康熙年間,一是擊敗葛爾單,二是利用此地限制沙俄東擴。

此時西北新疆地區在中央帝國的體系中正式被定位為戰略緩沖區,也可以說是面對西部侵略的戰略回旋地。

自此整個清朝的治理體系才算是完備。

中原的農耕區是他的經濟來源,龐大的人口和廣袤的土地為他提供經濟來源。雪域高原是他統治各族的精神依靠,靠著冊封達賴和班禪發揮著自己的話語權。

蒙古地區的遊牧鐵騎是他的重要軍事來源,這一點直到清末都是如此,清末還有僧格林沁率領數萬蒙古軍為其戰鬥的記錄。

而東北地區則是他組織力量的來源,八旗的根基在此,也是統治階層上層力量的主要來源。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各個區域的戰略定位都是不一樣的,這也就決定了清廷在各個地區的力量投入也是不同的。

隨著清廷入關,東北地區的組織力量已經內遷,當時的東北百分之九十的滿洲人口都隨著清廷入關,所以這一塊地區的戰略意義已經發生了變化,更多的是作為帝國未來的退路所經營的。

這樣一個定位當清廷在中原地區站穩腳跟後也就變得可有可無,所以並不會投入過多的力量進行維護。

我們一直認為清廷是因為不想讓漢人染指他們的龍興之地才不允許開發這裏的,但根本原因還是這塊地方在清廷的治理定位中發生了變化,沒有必要投入力量來開發他。

相較於此,西北地區的戰略定位就顯得比較重要了,那裏是中國陸地上對抗外部侵略的前線,是帝國最重要的戰略緩沖區。

一旦喪失西北,那麽西藏自然不保,蒙古地區的統治力量肯定會向西遷移,而這動搖的是帝國的整個統治體系。所以收復新疆並不是簡單的一城一池之爭,而是維護帝國治理體系安全的根本,這一仗是必須打的。

02

心有余而力不足

東北地區在清朝的治理體系中地位沒有西北重要,但也不意味著清朝就會輕易放棄該地。

想守和能不能守住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東北地區的地勢可以說是自北向南的一塊大平原。地勢平坦,千裏無險可守,而外東北地區更是如此。由於氣候特點的原因更是終年凍土不化。這樣的地理特點決定了在此駐軍的成本是非常高的,維持一時的統治是可以支撐的,但要維持長久的統治是非常困難的。

不同於西北,西北地區經過歷朝歷代的充分開發,已經產生了穩定的中原王朝向心力,雖然環境惡劣但是有屯田駐軍的基礎。

左宗棠在收復新疆時就是依靠屯田兵的力量,可見兩地的軍事力量是完全不同的。軍事投入而言是天差地別,外東北投入高收益低,戰略地位也無法與西北地區相提並論。

綜上所述,我們就可以解釋為什麽東北地區顯得重視不夠了,戰略定位不同和維護統治成本過高就是最主要的原因。除此之外還可能有面對的列強也不相同,西北地區主要是俄國,東北地區則是列強爭奪的重點還要面對日本的軍事壓力。

這些政策在當時看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今我們國家的治理結構和治理思維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代化的國家已經完全不同於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