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8月的一天，北平糊平門外的琉璃廠內熙熙攘攘，有一個人攜帶幾只裝有珍貴文物的箱子來到這裏。他就是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二軍第5師師長的譚溫江，也是孫殿英最信任的部下。
琉璃廠是當時整個北平地區最出名的文物古玩交易市場，譚溫江神色慌張地走進了一家名叫尊古齋的古玩店，並將箱子裏的一批文物賣給了古玩店老板黃百川。
雖然北平的時局動蕩，戰火不斷，但琉璃廠內的文物交易卻非常活躍，黃百川更是在這裏經營了長達30年的時間。幾天之後，譚溫江和黃百川卻因為這次的文物交易事件，遭到了駐紮在北平警備司令部的逮捕。
北京琉璃廠
販賣文物，引出兩座皇陵被盜案
隨著第5師師長譚溫江被逮捕，警察立即對他所居住的中國飯店內的房間進行一番搜查，果然找到了另外一批珍貴寶物。根據古玩專家們的鑒定，這些寶物全部都是出自於乾隆皇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後的定東陵。
直到這個時候，大家才知道，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後的陵墓已經被人盜掘了。其中，國民革命軍第5師師長譚溫江的部隊有著很大的作案嫌疑。
關於這兩座皇陵的說法，有人認為，這只是一股小規模的盜墓土匪幹的；也有人認為，這是一次精心組織和策劃的軍隊幹的。
盡管此時的溥儀早就已經退位，但在天津日租界的張園還有一個名義上的「小朝廷」，身邊還聚集了一大批清朝遺留的大臣。當兩座皇陵被盜掘的訊息傳到這裏時，溥儀表現得非常憤怒。因為對於他來說，祖宗的墓室被盜掘，無疑是一個莫大的恥辱。
身在張園的溥儀等人
裕陵和定東陵被盜事件發生之後，以溥儀為首的前清皇室、南京國民政府和河北省政府先後派出了調查小組，趕赴盜掘現場進行調查。
徐榕生就是當時「詳查籌辦東陵被盜善後事宜小組」中的一員，他在【東陵於役日記】裏面，詳細記述了裕陵地宮的場景：
「門內棺槨破碎顛倒，衾被散亂堆積，骸骨遍地皆是，混雜於泥水中。已經分辨不出哪些是乾隆皇帝的，哪些是皇後的，哪些是嬪妃的。慘無人道的情形目不忍睹，筆難詳述。」
兩位大清帝國的統治者的陵寢遭到如此破壞，甚至連遺骸都不放過，場面慘不忍睹，簡直就是一場人間浩劫。
調查人員發現，在打跑土匪馬福田之後，孫殿英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二軍並沒有離開清東陵，反而以「清理殘敵」的名義繼續駐守在這裏。
裕陵被盜後的場景
正是由於第十二軍的這個舉動，讓調查人員對軍長孫殿英的動機產生了懷疑。
伴隨著「皇陵被盜事件」的不斷發酵，社會輿論紛紛要求國民政府查出真正的兇手，而因為秘密販賣文物的譚溫江就成為了重要嫌疑人。
就在大家一致呼籲嚴厲懲處譚溫江的同時，孫殿英站了出來，他極力替自己的部下譚溫江開脫罪責。
孫殿英指揮的第十二軍共下轄三個師的兵力，譚溫江是第5師的師長，也是他最為信任的人之一。此時的他內心深知，譚溫江被抓進了北平警備司令部，作為譚溫江的上級，必須要站出來給公眾一個交代。
孫殿英
然而，孫殿英只是一個軍閥出身的「大老粗」，他就讓身邊的秘書代為書寫了一份公文，然後轉交給自己的頂頭上司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團總指揮徐源泉。
在這份公文中，詳細列出了從6月24日到8月3日這段時間裏，譚溫江率領的第5師的駐紮地，以及所執行的具體任務情況。孫殿英這麽做的目的，無非就是要向外界表達：「第5師每天執行的任務，全部都是奉了上級的命令，並沒有擅自行動」。
關於第5師是否進入過清東陵，孫殿英也承認了，但他在公文中這樣解釋說：「第5師並沒有盜墓，而是去剿匪了，從譚溫江房間裏搜到的珍貴文物，就是他們從土匪手裏繳獲而來的戰利品。」
盡管如何辯解，我們也不難想象，第5師隸屬於孫殿英的第十二軍麾下，譚溫江的行動必定是受了孫殿英的指示。因此，孫殿英表面上是在維護自己的部下，反倒更像是在為自己擺脫罪責，從而編造出來的一系列謊言。
透過調查，主謀指向孫殿英
早在1928年7月的一天，駐紮在乾隆皇帝裕陵和慈禧太後定東陵的第十二軍同時撤離，重新返回崗位上的守陵人發現，許多士兵們的鞋底上沾有白灰，因為他們走在地上留下了白灰的印痕。
守陵人猜測，這些士兵肯定是剛剛從陵墓地宮裏出來的。為了防潮，工匠們在修建皇陵時使用了大量的石灰，凡是進過地宮的人，鞋底上就會沾上白灰。
果不其然，守陵人在裕陵的殿前琉璃影壁下，發現了一個被挖掘後留下的大洞，但大洞已經用磚石堵上了。而定東陵那邊的情況也是如此，放眼一看，洞口就是直接通向陵墓地宮裏面的。
據說，在孫殿英的部隊洗劫了兩座皇陵之後，一度出現了陵區管理混亂的局面。因此，附近的山民趁亂偷偷進入地宮，拿走了裏面僅剩下的一些寶物。
清東陵
經過媒體報刊對「東陵被盜一案」的連續報道，以及社會輿論的一片嘩然，國民政府意識到了事態的嚴重性，於是緊急成立了東陵善後調查小組，小組組長由劉人瑞擔任。
劉人瑞是同盟會的元老之一，他曾經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護法鬥爭，又在北伐戰爭中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高級參謀。國民革命軍進入平津地區之後，他被任命為國民政府特派接收委員會主任，主要負責原北京政府總統府和國務院的接收工作。
劉人瑞等一行人實地檢視了被盜掘的裕陵和定東陵，並在現場發現了第十二軍軍長孫殿英親自參與盜墓的許多證據。
東陵善後調查小組首先對守陵人進行了詢問，根據守陵人的回憶：「七月的一天夜裏，孫殿英曾經親自乘坐汽車來過東陵一次，當天夜裏就返回了，大約是來分配贓物的。」
在接受【新晨報】記者采訪的時候，劉人瑞公開宣布了調查的結果：
「根據調查結果，自5月17日起，原駐紮在東陵孫殿英麾下的譚溫江第5師第7旅，和駐紮在馬蘭峪的第8旅，一面彼此互相制造空氣，聲言對方即將盜掘皇陵。因此雙方均嚴密戒備，形勢異常緊迫，使附近居民不敢前去。一面則互相溝通盜掘，盜掘完畢後，孫殿英本人曾前往馬蘭峪分贓。將贓物分畢，然後各自散去。
直到這個時候，真相似乎已經漸漸明朗了起來。按照東陵善後調查小組的實地調查，以及附近居民的所見所聞，種種跡象都在表明，這完全就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大規模的軍隊盜墓行動。
由此看來，第5師師長譚溫江或許還不是這起盜墓事件的主犯，幕後可能還包括第十二軍軍長孫殿英和第十二軍的其他高級將領。
在這種情況下，社會輿論的呼聲越來越高漲，紛紛要求國民政府徹查到底，並且嚴厲追究盜墓賊的責任。
影視劇中的孫殿英
從賭場走出來的第十二軍軍長
孫殿英於清朝光緒十九年（公元1889年）出生在河南永城，他的父親孫玉林是當地一個出了名的地痞無賴，在一次打架中殺了人而被抓進大牢。
也許是受到家庭環境的影響，孫殿英從小就不喜歡讀書，經常在學堂裏跟其他同學打架。
有一次，孫殿英因為與同學打架而受到教書先生的責罰，竟然一怒之下燒掉了一間學堂房屋。於是，教書先生將他趕出了學堂，從此結束了讀書生涯，開始跟著社會上的小混混一起流蕩。
根據孫殿英身邊的人後來回憶說：「他認識的字非常少，即使是一份簡單的公文信函，都需要別人念給他聽，有些詞句還需要給他轉譯一遍。」
雖然孫殿英認識的字不多，但他的悟性卻非常高，而且膽子大，敢作敢為。十幾歲就開始混跡於賭場之中，不論是麻將還是撲克，別人需要將牌拿到手以後才知道是什麽，他只要看一眼背面，就能準確猜出是什麽。
不僅如此，孫殿英還練會了一手擲色子的絕活，口袋裏總是放了一副色子，從不離身。每次閑下來的時候，他都會掏出色子練習，久而久之，就成為了名副其實的「擲色子大王」。
每次缺錢的時候，孫殿英都會來到賭場，隨手一揮，心裏想要幾點，色子就能出現幾點。就是靠著自己的這手絕活，讓他掙了不少的資本，同時也結交了不少的朋友。
在清朝末期，一般來說，經常混跡在賭場的人，幾乎都是鴉片的吸食者，孫殿英也不例外。不僅僅自己吸食鴉片，而且還做起了販毒的生意，甚至還自制了一個名叫「靛英牌」的海洛因，銷往當時的天津、上海、華北和西北等地。
直到孫殿英在宜陽廟會上聚眾賭博，被警察抓捕的那一刻，才讓他徹底認清了現實。
在獄中關押的那段時間，有一個獄友對孫殿英說：「如今的天下時局動蕩不安，僅僅有錢還不行，還要有人有槍，才能稱王。」
賭場
獄友的一番話，讓孫殿英茅塞頓開，因此出獄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參軍入伍，進入了姜桂題率領的毅軍。
在當時的那個年代，部隊的番號大多都是以最高長官的籍貫地或者名號來命名的。例如，曾國藩率領的部隊稱為湘軍，李鴻章率領的部隊稱為淮軍。而毅軍最早的長官宋慶，號「毅勇巴圖魯」，因此這支部隊就稱之為「毅軍」。
由於孫殿英在江湖上闖蕩習慣了，剛參加部隊時很難忍受部隊的嚴格管束。而且，他還在軍營裏拉攏戰友賭博，這個舉動引起了全軍將士的不滿，因此被抓起來打了四十軍棍。
受到了如此懲罰，孫殿英一怒之下離開了毅軍，投靠了一支由丁香玲率領的部隊。
丁香玲當時擔任河南陸軍第一混成團團長，還身兼著豫西鎮守使，他給孫殿英在鎮守使署賴恩排了一個副官的職務。沒過多久，他又提拔孫殿英當上了豫西鎮守使署機槍連連長，人生第一次有了屬於自己掌管的士兵。
劇中的孫殿英
到了民國十四年（公元1925年），孫殿英當上了獨立旅旅長的職位，此時手中的士兵已經多達三千多人。於是，他拉著自己的隊伍離開河南地界，轉移到山東投奔了直魯聯軍總司令張宗昌。
這個時候的張宗昌還擔任山東軍務督辦兼山東省省長，在山東可是權力最高的一個人。孫殿英的部隊被改編為直魯聯軍第35師，由孫殿英擔任第35師師長，並分配所駐紮的防區，搖身一變成為了一支「正規軍」。
1928年，張宗昌戰敗向北撤退，此時已經升任直魯聯軍第十四軍軍長的孫殿英也跟隨大部隊，退到了河北薊縣（如今的天津薊州）至遵化一帶。
就是在這裏，蔣介石專門派來了時任國民革命軍司令部總參議的何成濬作為特使，而孫殿英的頂頭上司徐源泉接受了何成濬的招安。至此，徐源泉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團總指揮兼第十一軍軍長，孫殿英則擔任第十二軍軍長。
張宗昌
閻錫山拋棄第十二軍，不撥錢糧
孫殿英之所以盜掘乾隆皇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後的定東陵，無非就是一個原因，那就是「看中了陵墓地宮裏面的寶藏」。然而，他盜掘的寶物並不是為了個人揮霍，而是要為他的部隊籌集軍餉。
當時，全國存在著很多支個人的軍隊，他們雖然已經歸附於蔣介石，但蔣介石對他們依然有著偏見。具體分為以下幾種：
中央軍：通常來說，歸蔣介石直接管轄的軍隊稱為中央軍，中央軍的裝備先進，糧草充足。
地方軍：歸屬於各個地方政府管轄的軍隊則稱為地方軍，比如在山西發跡的「晉軍」首領閻錫山，在廣西起家的「桂軍」首領白崇禧等部隊。地方軍的待遇雖然比不上中央軍，但總體上還是比較有保障的。
雜牌軍：所謂的雜牌軍，就是指沒有中央撥下來的軍費，又沒有地方財政的支持，完全靠自己籌集軍費。
雜牌軍在當時實在是太多太多了，而且每支部隊的情況都不一樣，孫殿英的第十二軍就是其中的一個。
雖然孫殿英已經接受了招安，但他仍然不受蔣介石的器重，甚至不給第十二軍撥發軍費。其實，蔣介石真正想要招安的是徐源泉，而孫殿英只不過是作為徐源泉的下屬，才被一起招安過來的。
蔣介石招安徐源泉，無非就是看中了徐源泉的威望，以便為當時的北伐戰爭掃清障礙。
但是，在對徐源泉和孫殿英的部隊完成改編之後，盡管任命徐源泉擔任了第六軍團總指揮兼第十一軍軍長，但第六軍團卻不在蔣介石的第一集團軍序列中，而是將第六軍團編入了閻錫山率領的第三集團軍序列中。
按照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人曾經的約定，河北一帶地區全部歸閻錫山管轄。而徐源泉和孫殿英的部隊恰巧駐紮在河北境內，因此就將第六軍團編入了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序列中。
然而，畢竟蔣介石手中握有絕對的話語權，若是徐源泉和孫殿英的部隊作戰勇猛的話，他是絕對不會把這支部隊拱手讓給閻錫山的。
閻錫山
由此可以看出，既然第六軍團編入了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那麽孫殿英的第十二軍就不能算是中央軍，頂多算是一個地方軍。
若是孫殿英的第十二軍稱為地方軍，而且隸屬於第三集團軍序列中，閻錫山就應該撥發軍費，但他並沒有這麽做！
透過觀察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編制序列表中，就可以看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第三集團軍一共下轄六個軍團，分別是第一軍團、第二軍團、第三軍團、第四軍團、第五軍團和第十一軍團。其中，第十一軍團的總指揮正是徐源泉，之所以稱呼徐源泉是「第六軍團總指揮」，只是人們的一個習慣性稱呼。
按照正常的排序來看，從第一軍團到第五軍團，接下來就應該是第六軍團了，但編制序列表裏面卻沒有第六軍團，只有第十一軍團。或許正是因為徐源泉掌管了第十一軍，閻錫山直接就把這個軍團稱為第十一軍團，反正就只有一個第十一軍，相當於「空頭軍團」。
除此之外，從第一軍團到第五軍團，各個軍團的最高長官全部叫「軍團長」，唯獨徐源泉的第十一軍團（也就是第六軍團）稱為「總指揮」。
更加讓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徐源泉名義上是第十一軍團總指揮兼第十一軍軍長，但他指揮的第十一軍卻是歸屬於楊愛源的第三軍團序列的管轄範圍內。
從這裏可以看出，徐源泉的第十一軍團只不過是一個幌子，閻錫山只認可徐源泉的第十一軍，身為第十一軍軍長，還讓他享受到了軍團長級別的待遇。
再看孫殿英的第十二軍，閻錫山根本就沒有編在第三集團軍的序列中，完全成為了一個沒人要的「編外人員」。在當時，像第十二軍一樣的「編外人員」還是有很多的，他們只能掛靠在某支在編軍隊的序列之中，但是部隊的軍費需要自己想辦法解決。
晉軍
為籌集軍費，孫殿英盜掘皇陵
由於上級不給雜牌軍派發軍費和糧食，孫殿英只能靠自己來籌集，主要有兩種途徑：
第一種途徑是透過打仗，只要打了勝仗，繳獲而來的戰利品就能夠解決了軍餉問題。雖然雜牌軍的戰鬥力比較弱一些，但不打仗就沒有軍餉。
第二種途徑是搜刮地方的財富，也就是設立各種名目進行征稅。所以，當時的雜牌軍經常變換自己的「防區」，主要就是為了換一個地方征稅。這種行為與強盜非常相似，因此又稱為「亦兵亦匪」。
但是，對於孫殿英來說，這兩個籌集軍費的途徑都行不通。因為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和李宗仁等幾大勢力已經不打仗了，孫殿英自然也沒有辦法透過打仗籌集軍費。
慈禧太後的定東陵
而孫殿英的第十二軍駐紮的平東一帶，地方的稅收來源早就已經枯竭了，再加上土匪的劫掠和戰亂的影響，一些官紳們也已經拿不出任何錢糧了。
正當孫殿英因為軍費問題而焦頭爛額的時候，有人前來匯報說：「土匪馬福田率領一幫人在東陵胡作非為，還想要盜掘皇陵。」
聽到這個訊息，孫殿英頓時萌生了一種想法，那就是「盜掘皇陵裏面的寶物」。
就是在這種思想的驅使之下，孫殿英立即決定派出譚溫江率領的第5師進駐東陵，對外界宣稱是來「剿匪」的。然而，第十二軍從名義上來說還是一支「正規軍」，並沒有在地方剿匪的職責。
影視劇中的譚文江、孫殿英（左起）
按照孫殿英為部下譚溫江辯解時的說法，譚溫江率領第5師進入東陵之後，經過激戰最終剿滅了馬福田一夥，而且從馬福田手裏繳獲了大量的戰利品。其中就包括兩箱珠寶、槍支一百余支、迫擊炮三門、轎車一輛、騾馬三千余匹。
作為一支「自籌軍餉」的第十二軍，在戰鬥中繳獲的戰利品自然也就不用上交，將戰利品自行變賣換錢，用這筆錢給士兵們發軍餉，購買武器裝備，也就是十分正常的一件事了。
然而，這些僅僅只是孫殿英的一面之詞，為自己開脫罪責的借口而已。
種種證據都在表明，乾隆皇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後的定東陵被盜事件，確實是孫殿英指使的。而他的行為也引起了社會輿論的軒然大波，社會各界的人士都在呼籲嚴懲孫殿英。
迫於外界的輿論壓力，南京國民政府組織了一場頗具規格的軍事法庭，專門負責審理東陵被盜一案。然而，軍事法庭審理的結果卻沒有像人們所期待的那樣，孫殿英也沒有獲得應有的懲罰。
孫殿英將盜墓而來的文物，向南京國民政府的各個高級官員進行一一打點，最終實作了破財免災的效果，從而讓這件事情不了了之。
直到如今，孫殿英從東陵盜取的大多數珍寶文物，或是流亡海外，或是不知去向。而他本人也因為這件事，被永遠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還落下一個「東陵大盜」的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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