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長河中，春秋戰國無疑是極為重要的一個歷史時期。前者講究禮樂，後者崇尚兵權;前者奉周為共主，後者稱王稱霸。那麽，這兩段歷史是否如表面看起來的那麽不同呢？它們之間是否存在更多更深層的關聯？
東周立國，春秋之始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在此之前的200多年裏，西周的統治日漸衰落。內亂頻仍，諸侯貴族之間的鬥爭也日益激烈。最終，周幽王被殺，都城被迫東遷至雒(今河南省洛陽市)。這一年，分著東周的立國，也標誌著春秋戰國時代的開始。
孔子後人編撰的【春秋】，將此後150多年的歷史稱為「春秋」。而劉向註釋的【戰國策】，則將從約前403開始的歷史定名為「戰國」。春秋與戰國，兩段歷史既緊密相連，又迥然不同。
東周立國那一年，天下已是亂象叢生。周天子權力大不如前，其在中原地區的實際控制力也十分有限。但名義上，周王室作為文明的象征，其「天子」的地位還被當時的諸侯們所敬仰。一些大國君主甚至前來朝見周天子，以示自己的歸順。
楚成王就是一例。當時的楚國已然是東方一個強大的諸侯國，不需再依附周朝。但楚成王還是親自駕車千裏，來到雒都見周景王。他表示要輔佐周室，重振華夏。這折射出當時諸侯對周王室天子地位的內在肯定。
春秋時期：講究禮樂，奉周為共主
進入東周時期後，周天子的權威名義上仍得到了諸侯的奉行。在春秋15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周王室衰微，但其「天子」的身份和象征意義，依然被當時的諸侯所尊崇。諸侯國之間常有摩擦和戰爭，但大多是為了爭奪些許利益或臉面。他們之間講究禮法，戰爭規模也相對有限。
其時，孔子誕生於魯國。他博覽群書，又見證了這一時期的種種變遷。據說，【春秋】就是他本人編撰，用以記載這段歷史的種種事件。該書強調「義」，提倡「仁政」和「禮樂」，成為儒家思想的重要典籍。這也折射出春秋時期，諸侯國治國理政還是比較重視禮義的。
孔子本人也遊走各國，想拜相輔佐君主推行仁政。但屢屢碰壁。一方面，當時戰亂頻仍，君主們更看重軍事人才;另一方面，孔子提倡的「漸進改革」方式也難以在短時間內見效，讓許多君主們失去耐心。這也反映出，盡管禮儀之邦是孔子等儒家學者的理想追求，但當時現實政治的需求仍然是軍事實力至上的。
在春秋早期和中期，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魯隱公、楚莊王等國君先後稱霸。他們都表示尊崇和效忠周天子，奉周王為名義上的共主。諸侯國之間的戰爭，依然是不打垮敵國的前提下進行。這場春秋中的「過家家」，尚存一絲「君子之爭」的姿態。
晉國三家分晉，春秋向戰國過渡
公元前403年，晉國的大夫韓、趙、魏三家，將晉國劃分為三個獨立的諸侯國。這標誌著春秋時期的結束，以及戰國時代的開始。原本只有周王能分封天下諸侯，三家行了此舉，等於完全否定周王的權威。周天子也只得預設現實，接受了三晉的地位。
三家分晉一事，打破了既有的格局。也像開啟了潘朵拉魔盒，解放了人們更大的欲望。此後諸侯國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所有國家都在爭做霸主，稱王稱帝。他們要麽吞並其他小國，要麽最終被別國給吞並。春秋那些君子禮樂之風，漸漸被戰國時期的兵權與豪強所取代。
在分晉之際，韓趙魏三家曾面見周定王，表示分晉不是為了取代周天子，而是為了更好地輔佐周室。然而這只是彌天大謊。分晉使三家穩固了自身的權力，但也加速了周王朝的衰落。最終周天子淪為全無實權的傀儡。諸侯們也不再效忠周室，而是自立為王為帝，爭雄天下。
戰國時期：兵權至上，稱王稱帝
戰國時期始於公元前403年。相比春秋時期，戰國諸侯國之間的相互攻伐更加頻繁和殘酷。不但用兵人數激增，采用的戰術和戰略也日益精良，極盡殘忍。各國蠶食吞並小鄰國，企圖一統天下的野心也愈發明顯。這就如同春秋時禮樂儀式後的宴席為果盤，而戰國則上演了一場腥風血雨般的廝殺與宰割。
其時，道家的老子創立了「道家」學說，提倡無為而治，追求長生;墨子建立「墨家」，提倡兼愛非攻;莊子闡述「莊學」，講究逍遙物外；李斯等助秦王改革，強化法家思想，提出「修法而後賞罰」。
各大學派的思想家頻頻出籠，也為各國國君謀劃內政與外交提供了意見。他們的政治主張和人生哲學，也深深影響了當時的政局與時代精神風貌。這折射出戰國時期重視實學實用、實實在在積累國力的實際性特征。
戰國後期，七雄並起，吞並和兼並的戰爭也愈演愈烈。燕昭王甚至一度遷都於遼西(今河北省);秦昭襄王也曾三次遷都於關中一帶。諸侯們之間你死我活的廝殺，導致幾代人均生活在兵荒馬亂之中，多有不得遠離家鄉的遺憾。
秦國最終在這場混戰中勝出。公元前256年，秦用計襲取了楚國都城郢(今湖北省江陵市)。此役過後，六國(秦、楚、趙、魏、韓、燕)鼎立的格局開始瓦解。前230年，秦滅韓;前228年，秦滅趙;前222年，秦滅魏、燕。
經過短暫的吞並與整合，前221年，秦王政終於完成了戰國七雄對決近200年的歷史，統一了中國，建立了秦朝。也正是在秦王稱帝那一刻，這段悠久的歷史才劃上了句號。
春秋與戰國，本質的區別又在哪裏呢？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春秋與戰國這兩段歷史，同處在一個大的政治框架與脈絡裏頭，兩者之間又有著自然的承接與聯系。那麽它們之間存在的本質區別是否像表面看起來那麽大呢？筆者認為，這其中關鍵的一點在於：兩段歷史所處的政治環境不同，導致了價值取向、思想傾向出現分歧。
春秋時，諸侯尚存對周天子某種模糊服從與效忠，這為儒家文化傳播提供了沃土。孔子等儒家學者倡導仁政和禮樂，這與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不謀而合。而戰國時，諸侯國自立自強，軍事後果遠超文化結果，法家與兵家思想遂大行其道。諸子百家爭鳴正是這個政治格局的產物。
孔子與其弟子也深受戰亂之苦。一個小小的魯國，也難逃強秦、楚的蠶食。魯國被迫東遷六十多次，儒家經典與藏書幾遭劫難。這也讓原本溫潤儒雅的孔子，在晚年變得有些怨天尤人，對人性失去信任。而其弟子或流離失所，或矢誌報國。儒門之後，人才雕敝。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儒家文化在戰國年代的頹廢。
再者，兩段歷史所處的社會環境、經濟條件也不同。春秋時期，政局尚相對穩定，社會生產有序進行;而戰國時代，頻繁的戰亂破壞了社會經濟秩序，也迫使各國內政外交不得不強調實用主義。這為各類現實政治軍事學說的出現提供了現實基礎。
戰國末期，秦國采用商君變法中的許多想法，推行了「相裏地制」等改革。這幫助秦國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而其他國家則多抱殘守舊，最終落後於時代。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春秋與戰國的差異：政治軍事能否與時俱進，直接影響一個王朝的興衰存亡。
結語
我們不難看出，春秋與戰國表面不同，實則存在更多內在關聯。它們都是中國歷史行程中一個連續發展的產物，而其分水嶺的變化，更多是由於政治環境與社會條件的差異所導致的。關於它們更深層的區別與聯系，亦有待後人更加全面地評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