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的一個早上，兩個行色匆匆的男子走進一間前清官員的舊宅。其中一人站在院內四處張望，另一人徑直朝院子最裏面一間房走去。
他走到門口時看到廚房裏有一個男子在刷牙，低喊了一聲：「陳敬齋！」正在刷牙的男子轉頭望過來，發現是陌生人，一臉驚愕。他還來不及思考這是何人，走進來的男子拔出手槍便是「啪！」的一槍。
正在刷牙的男子應聲倒地，這時屋裏一名披頭散發的女人沖出來與開槍的男子纏打在一起。這座舊宅隔壁是當地保安團團長的家，槍聲和女人叫喊聲驚動了團長家的保安，幾個人拿著槍朝這邊跑來。
在外望風的男子急忙走進來，朝他的同伴喊了一聲：「走！」兩人一腳踹開院子後門，分頭逃走，很快就跑到城外的集合點。望風的男子興奮地問：「成功了？」
他的同伴回答說：「我一槍打在他頭上，他倒地一動不動，應該是成功了。」
「怎麽沒補一槍？」望風的男子又問。
同伴回答：「那個女人一直拉著我，沒來得及補槍你就進來了。」
從整個過程和兩人的對話可以看出，這是一次精心策劃的行動。雙方到底有什麽過節，非要以命來償還？
兩個刺客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派來的，而被槍擊的男子叫陳敬齋，是出賣該會創始人鄧演達，導致其被捕犧牲的叛徒。這次行動是為了制裁叛徒，伸張正義。
遺憾的是叛徒陳敬齋並沒有死，大約半年之後，有人在廣州見過他。原來當天，他只是頭部受了輕傷，由於此前已有心理準備，倒地後便裝死。這時，他的姘頭正好沖出來拖住了槍手，加上隔壁保安正追過來，槍手撤離，叛徒才撿回一條命。
這以後，叛徒陳敬齋變得更加小心謹慎，行蹤飄忽不定，鄧演達的同誌們再也沒有找到復仇機會。直到建國後，周總理親自對該案作出批示。
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到底是怎樣一個機構，能夠在建國後驚動周總理？陳敬齋作為該會的成員為何會出賣創始人，他的最終結局又是如何？
鄧演達是廣東惠陽人，自保定軍校畢業以後就追隨孫中山革命，擔任粵軍第1師參謀兼步兵獨立營營長。
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革命，圍攻廣州總統府，孫中山被迫出走上海。鄧演達也立即赴上海請命，隨後他聯系第一師各部聯合滇、桂部隊東下討陳。鄧演達充當先鋒，重新占領廣州。此後，又在討伐沈鴻英等軍閥的戰鬥中立下戰功，深受孫中山信任。
重新占領廣州以後，孫中山看透軍閥本質，深感依靠他們無法完成革命。他決定在中共幫助下改組國民黨，並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同時決定創辦軍校，建立革命軍隊。
籌備黃埔軍校時，鄧演達是籌備委員會7名成員之一，此後又擔任黃埔軍校訓練部副主任兼學生總隊長。校長蔣介石為了控制軍校，讓自己的親信王柏齡擔任教育長，排擠鄧演達。
由於工作難以開展，鄧演達被迫出訪歐洲考察。直至孫中山去世後，他才回國出席國民黨二大，被選為候補中執委，並就任黃埔軍校教育長。
任職期間，他一方面對學生要求極為嚴格，對違反紀律的學生絕不姑息；另一方面，又與學生朝夕相處、以平等親切的態度對待學生，深受擁戴。
老蔣作為校長不經常在校，黨代表廖仲愷於1925年被刺身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後來被迫離開。對黃埔學生的號召力，只有鄧演達能與老蔣平分秋色。
北伐時，鄧演達出任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他大量任用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同時開展對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研究，積極支持農民運動，忠實地執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成為著名的國民黨左派領導了。
隨著鄧演達職務和威望的提升，他也成為老蔣在黨內的一大競爭對手，尤其是兩人政見相左，他被老蔣視為眼中釘。
正當北伐勢如破竹就要取得全國勝利之際，老蔣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鄧演達也被汙蔑成「煽動暴亂」，遭到通緝。
鑒於形勢逆轉，難以挽回，鄧演達發出【告別中國國民黨的同誌們】一信，譴責老蔣、汪精衛等反革命行徑。並辭職轉道蘇聯，赴歐亞各國考察，尋求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
1930年5月，鄧演達秘密回到上海，組建了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成員大多為國民黨左派人士，被外界稱為「第三黨」。其鬥爭目標是：
要徹底地肅清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使中國民族完全解放，要使平民群眾取得政權，要實作社會主義。
鄧演達積極聯絡中共試圖建立聯合反蔣陣線。他不僅在媒體上對老蔣口誅筆伐，揭露其對帝國主義的妥協和反革命行為。而且利用在黃埔學生中間的影響力，策動武裝反蔣。
第三黨勢力日漸擴大，吸收了許多黃埔學生參加，余灑度、徐會之、杜聿明、宋希濂、周誌柔等人都曾參加過該黨活動。余灑度在該會擔任黃埔革命同學會召集人，在各省市秘密成立黃埔革命同學會，招募黃埔同學，集結反蔣力量。
此外，鄧演達還在陳銘樞的第十九路軍、陳誠的第十八軍、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中發展力量，這三人都對他的主張表示贊同。
黃埔學生是老蔣最為倚重的力量，大量被鄧演達挖走，使老蔣覺得芒刺在背。他派王柏齡到上海與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密謀，偵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活動，並懸賞30萬元重金緝捕鄧演達。
形勢已經非常危險，許多同誌都擔心鄧演達的安危，紛紛勸說他到日本或者香港暫避。鄧演達卻說：「指揮革命這件大事，不在國內怎麽行？我們進行革命不能總叫別人犧牲，而只顧自己安危！」
1931年8月17日，是該黨舉辦的一個幹部培訓班結業的日子，這個班只有10多個學院，地址在愚園路愚園坊20號。按照事先計劃，這一天鄧演達將出席講話。此事極為機密，按照事先約定，所有人中途不準離開。
當天下午3點多，鄧演達正在給學院講話，突然大批租界巡捕沖進來，將鄧演達及在場的10多名學員統統逮捕。當天晚上，又對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數處秘密機構進行搜查，抓捕了20多名負責人，該會中央機構遭到了極大的破壞。
在獄中與同誌們交談，鄧演達提到了兩件事：一是盡快把被捕的訊息傳出去；二是想辦法安慰被捕的同誌。提到被捕的事情，他很肯定地說：「是陳敬齋告密了。」因為他進愚園後，只聽了不到半個小時，就說肚子痛，要出去買藥。他離開後不到40分鐘，租界巡捕就到了。
事實上確實是陳敬齋告了密。此人是江西都昌人，家裏經營瓷窯，積蓄頗豐。1925年考入黃埔軍校，在學生時代生活就非常腐化，人稱「窯公子」，乃一語雙關之意。父親去世以後，他很快就花光了家中財產，走投無路，只能投機參加革命。
1928年在上海加入鄧演達組建的組織，擔任上海地方組織負責人。他認為加入第三黨既無政治風險，又有升官發財的機會。可是事實並非他所想的那樣，在白色恐怕下，第三黨的活動也面臨著巨大的風險。
陳敬齋極不適應嚴格的紀律約束，他過慣了公子哥的生活，總向組織反映生活窮困，要資金補貼，鄧演達數次批給他生活費。他卻並未用心工作，常常搬弄是非，搞得同誌之間矛盾重重。
他顯然不適合繼續留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鄧演達決定將他撤職調到福建。可他卻數次拒絕，不論怎麽勸說都不聽。就在幹部培訓班結業前幾天，他卻突然表示願意去福建，只是要求臨走前再聽一次鄧演達的教誨，因此獲知了鄧演達活動的時間和地點。
陳敬齋為何突然之間態度發生如此大的變化呢？
在得知要被調去福建工作的訊息後，他內心非常苦悶，因為那意味著他不被鄧演達信任，繼續工作下去也是前途渺茫。而此時，生活在娘家的家眷又常常來信催要生活費，可他身無分文。
陳敬齋怎麽也想不明白，怎麽會混到今天這個地步？自己都養不活了，革命還有什麽意義？內外交困之下，他便想到了老蔣通緝鄧演達的事情，想到了自己校長蔣介石。
他拿起筆給老蔣寫了一封信，稱願意提供鄧演達活動的資訊，條件是資助其出洋留學。並表示可以用登報尋人的方式定下接頭地點。那幾天陳敬齋心急如焚，天天翻看報紙，害怕老蔣信不過他。
數天之後，上海【時事新報】上果然出現了約定的尋人啟事，其中寫道：「一切均可照辦，望即來西藏路一品香旅社7號一晤。」陳敬齋如約與老蔣派來的人接頭，並提出要5萬元出國留學。那人答應得很爽快：「只要事情辦成，錢和留學都沒問題。」
鄧演達被捕後，陳敬齋被送去南京。其實老蔣一貫不待見叛徒。接待陳敬齋的中統特務頭子葉秀峰閉口不談錢的事，而是說：「你是個好同誌，以後可以留在我這裏工作。」
陳敬齋連忙搖頭推辭：「我還要去美國留學，回來後再為黨國效勞吧。」
葉秀峰說：「現在護照不好辦，你要出國留學困難恐怕很大。」
陳敬齋一臉苦笑地說：「這是你們之前答應了的呀。」
葉秀峰語氣沈重地說：「既然你不願意在我這工作，那我向上峰申請1萬元，作為對你的獎勵吧。」
陳敬齋哭笑不得，不敢再說下去，害怕連這1萬元也沒有，只能答應。可惜的是，連這一萬元也被剝削，最後發到他手裏的只有8000元。他拿著這筆錢，灰溜溜地回到了江西景德鎮，重操家業，開了一個瓷窯。
話說鄧演達被捕後不久被引渡給淞滬警備司令部，最後又被押解到南京。老蔣曾數次派人勸說，提出只要鄧演達公開聲明，取消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就可以任命他為「剿匪」副總司令。
這被鄧演達義正詞嚴地拒絕，他說：「政治鬥爭是為了國民，而不是為了我個人利益，我的主張決不會改變，我個人更不求茍活。」
此後老蔣又親自去勸鄧演達：「你我是多年的朋友，有什麽講不清的？你應該與我合作。」鄧演達也回答得很幹脆：「只要你執行總理的遺誌，我們當然能合作。」兩人爭論一番，誰也說服不了誰，老蔣臉色鐵青地離開。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為團結一致抗日，廣州與南京達成和議，老蔣被迫下野。在下野之前，他又派人勸說鄧演達，只要不再寫批評老蔣的文章就可獲釋。鄧演達卻說：「那些文章不是我要寫的，是中國人民要我寫的，我不寫可以，但要先經過中國人民同意。」
後來，戴季陶向老蔣進言：「今天最可怕的敵人，不是汪精衛、陳濟棠，而是鄧演達。」何應欽、何健等人也上書要求殺鄧演達。
事實上，鄧演達已經成了老蔣最大的威脅，汪精衛雖然有影響力，但沒有兵權。陳濟棠控制粵桂為主的南方聯盟，但畢竟是地方部隊，難以撼動中央。唯有鄧演達既有社會影響力，又能瓦解老蔣的統治核心——黃埔系。
老蔣擔心下野以後，權力被鄧演達掌控，最終下定決心，於1931年11月29晚，派人將鄧演達在南京麒麟門外沙子崗殺害。鄧演達遇害時僅有36歲。
鄧演達遇害後，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派出兩名槍手到江西制裁陳敬齋，可惜功敗垂成。
此後，陳敬齋猶如驚弓之鳥，整天東躲西藏，難覓蹤跡。全面抗戰開始後，他才回到景德鎮，化名陳福林，開起了瓷窯。彼時正是全民族統一抗戰，沒人註意一個叛徒，他因此得以多活了十幾年。
1935年，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更名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主張反蔣聯共抗日。1947年，又更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積極支持解放戰爭。從此時起，該黨在江西的組織就開始關註叛徒陳敬齋的動向。
1949年11月，全國大部份地區已經解放，農工黨全國幹部會議提出「逮捕叛徒陳敬齋歸案法辦」。據地方匯報，瓷窯生意平淡，陳敬齋既無錢又無社會地位。加上鄧演達案已經過去快20年，其必然心存僥幸，出逃的可能性不大。
1950年初，農工黨領導人先後兩次向公安部長羅瑞卿匯報該案，羅瑞卿指示江西當地公安迅速調查處理。透過大量調查，終於將陳敬齋抓捕歸案。但由於該案年代久遠，證據和證人難以尋找，情況非常復雜，對案件的處置，江西省公安廳與省農工民主黨意見一時難以統一。
3月底，農工黨和民革高層章伯鈞、彭澤民、黃琪翔、朱蘊山等人，以當事人身份聯名致函周總理，詳細匯報了陳敬齋出賣鄧演達的經過，並要求「依法處刑，以張人民法典。」總理看完匯報信後，拍著桌子說：「是該還債了，要好好和他算算賬。」隨後批示中央辦公廳督促辦理。
總理過問後，陳敬齋被押往北京由公安部直接審理，此時曾與鄧演達一同被捕，時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羅任一寄來一份證明材料，為調查清楚案件提供了重要依據。公安部又透過大量調查，弄清了一些關鍵細節。在大量證據面前，陳敬齋不得不交代出賣鄧演達的事實。
1952年4月25日，解放軍誒見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經過審理，判處陳敬齋死刑，執行槍決。
縱觀歷史，叛徒大多不會有好下場。陳敬齋雖然多活了10多年，但最終得到了應有的下場。正如那句話——正義或許會遲到，但從來不會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