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7日，中央蘇區迎來了一名蓬頭垢面、渾身上下散發著一股難聞的氣味、斷了4顆門牙的乞丐，當這名乞丐見到一名拿著槍的紅軍戰士後，一屁股坐到了地上，用沙啞的聲音對他說道：「這位同誌，我要見周恩來。」
要知道，當時的周恩來可是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這麽一個看起來已經很多天沒洗澡的乞丐，指名道姓的要見周恩來，對於那名紅軍戰士來說無疑是一件十分難以理解的事情。
不過，紅軍畢竟是由勞苦大眾組成的革命隊伍，戰士立刻向上級作了匯報，並得到批準後，將這名乞丐送入了師部，這名乞丐接著被護送到了中革軍委和周恩來見了面。
僅僅過了三天後，中央紅軍迅速改變原有作戰計劃，踏上了長征的道路，中央紅軍也因此避免了一場即將到來的「滅頂之災」。
那麽，這名改變了歷史行程的乞丐是誰？他又為何一定要見周恩來呢？
身經百戰的紅色特工
這名改變了歷史行程的「乞丐」叫做項與年，他的真實身份是中國共產黨中央特科的隊員，可以說是一位身經百戰的紅色特工，那麽項與年為什麽會淪為一名「乞丐」呢？
項與年是福建連城人，1925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於不久後受海外黨組織派遣前往荷屬東印度婆羅州三馬林達，在當地華人華僑中開展工人運動。項與年只用了不到半年時間，就成為了當地華僑華工的領袖，發動了多起工人罷工運動。
1927年項與年回國後不久，就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前往上海勃生路（今為長壽路）創辦復炎小學，親自擔任校長。
在外人看來，項與年是一位歸國華人，小學校長，只有項與年和少數人知道，其實他的真實身份是中央特科的一名紅色特工。
1927年4月12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悍然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損失慘重的中共中央痛定思痛之下，決定設立一個屬於中央軍委管理的「特務工作處」，駐地在漢口余積裏12號，因為該工作處也被叫做「特務科」的緣故，所以簡稱為「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當時下設四個科室，分別為總務科、情報科、行動科、以及通訊聯絡科。
而項與年加入的就是有著「打狗隊」之稱的行動科，項與年之前在三馬林達活動時練就了一身的本領，為人也十分的機智勇敢，多次立下重要功勞。
192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江蘇省軍委書記彭湃和其他幾位同誌在上海滬西區新閘路經遠裏的一處秘密機關開會時，被英國巡捕房所逮捕，不久後英勇就義。負責特科工作的周恩來在查出出賣彭湃同誌的叛徒是中共中央軍委秘書白鑫後，立即對他下達了追殺令。
白鑫也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中央特科一定會對他展開報復，所以一直躲在法租界霞飛路和合坊43號內不出來，房子周圍也有一批警衛人員24小時為他提供保護。
後來中央特科透過國民黨內部人員提供的訊息，得知白鑫打算過段時間乘坐輪船前往意大利避難，風頭過後再回國。
中央特科當即制定了嚴密的計劃，準備在白鑫去碼頭乘坐輪船的當天將他處決掉，而負責處決白鑫的任務，就落在了項與年所在的行動科的身上。
透過內部情報，行動科知道白鑫是在晚上行動，他們在當天白天就埋伏在了白鑫所在的43號外，項與年握著槍柄對其他行動科成員說道：「這次行動我們一定要將他當場擊斃，否則目標一旦出國，我們就不好辦了。」
夜幕降臨後，在屋子裏躲了好幾個月的白鑫出現在了房屋門口，他在數名國民黨警衛人員的陪同下，向著停在不遠處的汽車快步走去。當白鑫走到距離汽車不到5米遠的時候，終於按耐不住內心的激動，一個箭步沖了過去拉開車門就要往裏沖。
正在此時，他的耳邊響起了一聲雷霆般的怒吼：「白鑫！」
完全沒有心理準備的白鑫當場就楞住了，然後條件反射般地回頭一看，只見八、九名陌生男子拿著槍向他沖了過來，一邊跑一邊用槍擊殺了他身邊的警衛人員，同時還對著汽車輪胎開了幾槍，白鑫自己也挨了兩發子彈，不過因為沒有命中要害的緣故他捂著傷口向別的地方跑去。
項與年等人當然不會放過白鑫這一名可恥的叛徒，一直追到71號門口，成功將他擊斃。
危險的「鐵桶」
1930年5月，蔣介石與閻錫山，李宗仁，馮玉祥等各路軍閥在中原地區展開了一場大規模混戰，經過5個月的戰鬥，蔣介石最終贏得了這場中原大戰的勝利。
在中原大戰期間，不管是蔣介石還是各路軍閥都暫時放棄了針對紅軍的軍事行動，紅軍隊伍也趁著軍閥混戰的有利局面先後成立了大量的革命根據地，因此蔣介石在贏得中原大戰勝利後的第一時間，就調動大軍對革命根據地進行「圍剿」，首要目標自然就是位於江西的中央紅軍。
當時的國民黨雖然右派橫行，但是仍然存在著一些有良知的左派人士，莫雄就是其中一員。莫雄是國民黨的老黨員了，16歲時就加入了中國同盟會，後來被蔣介石剝奪了軍權賦閑在家。
莫雄此人對於中國共產黨十分同情，還曾送出過入黨申請，是中國共產黨十分看重的黨外人士。1933年10月，莫雄被蔣介石任命為江西德安專署專員兼保安「剿共」司令，蔣介石為了彰顯自己的「大度」，還專門通知莫雄，讓他「自組班底」。
就這樣，莫雄的「剿共」司令部內出現了大量中國共產黨特科成員，不管是副司令、參謀長、還是情報官，全部由上海地下黨成員擔任，甚至連司令部諜報組都是我中央特科成員組成的，項與年也在莫雄的司令部內當上了情報參謀。
在莫雄的默許下，項與年在德安下轄7個縣內建立了地下黨組織，要知道，自進入1933年後，中國共產黨在城市中的工作已經基本上完全垮台，臨時中央甚至在上海都待不下去了，在整個國統區中能保持活力和組織系統的，只有華北特科及平津地區的部份黨組織。
然而，在蔣介石「圍剿」中央蘇區的大本營南昌行營，以及蔣介石住處廬山腳下的九江，中共地下黨員卻可以大搖大擺地橫著走。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奇觀」，是因為九江正屬於德安專署管轄，而德安公署在南昌設有辦事處和交通站，因此，地下黨員才得以在蔣介石的眼皮子底下橫著走。
不但如此，連蔣介石手下大特務康澤籌辦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特別訓練班」都有地下黨員。
1934年9月末，莫雄接到通知：蔣委員長要在廬山牯嶺召開秘密軍事會議，邀請他參加，參與這次會議的除了他外還包括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東五省的省主席以及司令、軍長、高級參謀等。
按照莫雄當時的職務是不夠資格參與這次會議的，但蔣介石考慮到廬山正巧是莫雄的轄區，而且莫雄當年還曾救過自己的命，於是破例邀請莫雄參加這一場軍事會議。
蔣介石召開這次軍事會議只有一個目：部署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圍剿」作戰， 中國共產黨對這一次會議自然也十分的關註，莫雄臨行前向地下黨員們拍胸脯擔保，一定會將蔣介石的計劃帶回來。
過了幾天，莫雄臉色鐵青地回到了保安司令部，將保安司令部副參謀長盧誌英、專員公署主任秘書劉啞佛、以及情報參謀項與年三名共產黨員叫到了自己的辦公室，莫雄關上了辦公室門後，流著淚對他們三人說道：「這回算‘完了’。」
之後，莫雄從包裏取出來足足有三、四斤重的檔，將它們放到桌子上後，自己癱坐在了椅子上，說道：「你們自己看吧。」
項與年等人趕緊上前開啟檔一看，映入眼簾的是六個大字：「鐵桶圍剿計劃」。
在這一份由德國軍事家送出給蔣介石的，針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5次「圍剿」計劃中，蔣介石打算調動150萬大軍，對以瑞金、於都、會昌、興國為中心的中央蘇區，在指定日期同時展開合圍。
在革命根據地四周的軍隊每日向瑞金中心區推進7至8（華)裏，部隊每向前推進一華裏，就要布置一道鐵絲網，每推進10裏，就要構建碉堡線及地雷陣，並組成交叉封鎖網。
按照作戰計劃，部隊每月向縱深推進50裏，只需要6個月時間就可以逼近瑞金，屆時瑞金四周將構築起300道鐵絲網及30道碉堡線，不管共產黨再怎麽頑強善戰，面對這種層層推進的戰術，也只能望洋興嘆。
最後一份檔是一份標有各種格子的地圖，格子內是各種編號，每一支軍隊每日行進到哪裏都標註得清清楚楚。
項與年等三人深知，如果蔣介石真的實施這一項計劃，那麽紅軍的處境將會十分的危險，當時的中共臨時中央上下彌漫著一股「左傾」風氣，領導層反對領導中央紅軍贏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作戰的毛澤東同誌的作戰方針，主張和國民黨硬拼，如果國民黨的這個「鐵桶」真的將中央革命根據地圍了起來，那麽中央紅軍就真的危險了。
跟時間賽跑
在莫雄帶回來的每一份檔上，都有著「極機密」字樣的印戳，還有著一連串的編號，項與年三人知道，只要這些檔出一絲紕漏，那麽莫雄身家性命難保，換句話說莫雄為了中國共產黨甚至不惜背上滅門的風險，三人激動的告訴莫雄：「我們代表黨感謝你，莫大哥！」
癱在椅子上的莫雄擺了擺手，說道：「你們還是先想一想怎麽辦吧！」
項、盧、劉三人經過短暫商議後認為：情況緊急，必須馬上將這一份計劃向黨中央作報告。他們啟用了一台一直處於塵封狀態的秘密電台，將這份計劃中的要點發送給了中央蘇區。
很明顯，光是這些要點是不夠的，中央必須知道敵軍的具體部署才能作出反應，必須有一位同誌將這些檔帶回根據地去，執行這個任務的人必須要精通本地方言，而且要有豐富的對敵鬥爭經驗，最終這個任務落在了項與年的身上。
三人連夜將莫雄帶回來的【剿匪手冊】、【圍剿總動員令】、【鐵桶圍剿計劃】等檔用秘密藥水抄寫在了四本學生字典上面。第2天一早，項與年就打扮成一副教書先生的樣子，帶著4本字典踏上了前往中央蘇區的道路。
掉了4顆牙的「乞丐」
從德安到瑞金要途經8個縣市，還要走山路，路上除了有國民黨軍隊的觀察哨，還有各種豺狼虎豹。
即便如此，項與年也從未感到畏懼，他當時心裏只有一個念頭：「一定要在敵人正式開始行動之前，將這份檔送到中央蘇區去！」
當項與年走入山區時，發現敵人對這次「圍剿」十分的重視，所有的村子裏全都有國民黨駐軍，為了減少和國民黨軍隊的接觸，避免不必要的風險，項與年決定白天的時候休息，晚上的時候再穿山越嶺的走小路。
走小路雖然避開了國民黨，但路上也沒有多少人家，項與年一路上吃住都在山上，餓了摘幾個野果充饑，渴了就舀一點山泉水潤嗓子，走了3、4天後，他整個人都變得胡子拉碴，蓬頭垢面，和之前精神抖擻的樣子判若兩人。
當項與年抵達江西省興國縣時，發現敵人的封鎖較之前更加嚴格了，所有的村子裏面都修建了碉堡，各山頭也設有崗哨，尤其對於看起來像知識分子的人盤查得嚴格。
據一名國民黨兵講，上頭有交代，共產黨的大官基本上都喜歡裝扮成教書先生的樣子，只要對自稱是教書先生的人進行盤查，那麽準能有「意外收獲」。
項與年知道時間不等人，好在他精通客家話，成功地運用話術透過了國民黨兵的排查，有驚無險地走入了興國縣境內。
項與年每過一個哨卡，都要和國民黨兵聊很長時間，當他到達寧都哨卡附近時，發現國民黨盤查得更加嚴格了，不再只嚴格盤查知識分子，只要是青壯年靠近哨卡，一律當做「通共分子」抓捕，他思索片刻後決定裝扮成乞丐的樣子去瑞金，這樣能夠大大縮減路上的時間。
不過要當乞丐就要有乞丐的樣子，項與年鉆到了山上的一處密林內，然後挑選了一塊大石頭，閉上雙眼，以極大的毅力將石頭朝著自己的牙齒砸去。
當項與年忍著劇痛將自己的4顆門牙砸下來後，他的面部也腫脹了起來，緊接著項與年迅速將口出的血液塗抹到臉上，然後將衣服撕爛，甩掉雙鞋，將4本字典放入路上撿的一個滿是汙垢和餿糧食的袋子裏，強忍著惡心，抱著袋子在山上待了一晚上。
第2天一早，蓬頭垢面、衣衫襤褸、光著雙腳、身上發著臭味、背著破袋子的項與年朝著哨卡走去，他還沒走到哨卡附近，裏面的國民黨兵就捏著鼻子讓他快點過關，項與年張著嘴對國民黨兵笑了笑，繼續向著瑞金走去。
長征
裝扮成乞丐的項與年此後再也沒有遇到一次盤查，於1934年10月7日順利抵達瑞金。
當項與年在瑞金見到一位持槍的紅軍戰士後，終於放松了一直緊繃的精神，極度的疲憊讓他再也支撐不住，一屁股坐到了地上，用沙啞的聲音對那名紅軍戰士表示自己要見周恩來。
正在紅軍戰士疑惑著乞丐怎麽會知道周副主席的名字時，項與年接著說道：「我是地下黨員，有重要事情要見周恩來。」
過了一會兒，項與年被紅軍戰士送到了師部，師部首長給駐於都中央軍委作戰值班室打了個電話，匯報項與年的情況，值班室的作戰參謀問道：「他叫什麽名字？」
師部首長轉述了這個問題後，項與年將自己的名字說了一遍，過了沒一會兒，作戰值班室就給師部回了一個電話，要求師部立即將項與年送到軍委來，周副主席要見他。
師部首長知道情況緊急，趕緊命人牽來兩匹馬，讓一名幹部親自將項與年送到於都中革軍委駐地，和周恩來見了面。
當周恩來見到如乞丐一般的項與年時也不禁大吃一驚，趕緊拉著項與年的手問道：「你怎麽成這個樣子了？」
項與年搖了搖頭，將手抽回，撿起地上的破袋子掏出裏面的字典遞給周恩來，然後一屁股坐到了門前的台階上。
周恩來馬上就聯想到了幾天前收到的那一份簡要密電，趕緊命人將字典裏的資訊整理了出來。
有了這份完整的「鐵桶圍剿」計劃，中國共產黨立即制定了轉移計劃。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下達了全軍進行轉移的命令，兩天後，10萬紅軍主力部隊正式踏上了長征的道路。
此時距離蔣介石開完軍事會議並沒多長時間，蔣介石的軍事行動還沒能完全展開，中國共產黨抓住這一有利時機逃脫了敵人的包圍網，蔣介石的「鐵桶」也成為了一個「空桶」。
紅軍開始長征後，項與年加入了長征先遣偵察隊，半路上他又奉命離開隊伍，踏上了新的征程。
鬥轉星移，轉眼間22年過去，1956年國慶前夕，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為了表彰當年為紅軍緊急突圍立下了卓越貢獻的功臣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李克農受軍委之托，專程派項與年將莫雄從廣州接到北京，一同出席國慶典禮。
典禮結束後，李克農設宴招待莫雄和項與年這兩位為中國共產黨我軍立下了卓越貢獻的英雄（劉啞佛後在贛南地區失蹤，盧誌英於1948年被國民黨所謀害），不久後葉劍英元帥也在家裏盛宴款待了他們二人，對他們立下的歷史功績大加贊揚。
1978年10月2日，項與年在龍巖病逝，享年84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