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3日，三晉大地已進入深秋。
中共代表薄一波一行冒著寒冷，帶著中共中央的殷切期待來到太原與"山西王"閻錫山等人實作第一次會晤。
這次會晤的目的是為了探討合作抗日救亡的可能性。
當雙方坐定後，經過一番寒暄，薄一波毫不拖泥帶水地提出了三點要求，表達了中共的誠意和合作意願。
首先，他表示自己參加共產黨多年，已經深入理解和堅守共產黨的主張，希望閻錫山能夠理解和支持他的行動。
其次，他明確表示自己只會從事與抗日救亡相關的工作，只會做對抗日有利的事情，絕不會從事不利於抗日事業的活動。
最後，在用人方面，薄一波希望得到方便，要求保障他所使用的人員的安全，因為其中很多人都是共產黨員。
薄一波的這三點要求展現了他對於與閻錫山合作的誠意和決心。他希望透過這次會晤，能夠建立起共同抗日的合作關系，發揮各方的優勢，共同為抗日救亡事業做出貢獻。
閻錫山聽完，根本就沒有太多的思考，就直接答應了下來。
那麽，當年在山西曾經大搞白色恐怖的閻錫山，為何會接受中共提出的「約法三章」呢？
閻錫山在青少年時期接受了一套相對完整的傳統儒學教育，他花了11年的時間在私塾和義塾中學習儒家經典，涉獵了四書五經以及宋明理學等內容。
即使到了上世紀30年代，當他接近50歲時，他依然能夠熟練地背誦早年所讀的經書名句。
成年後，閻錫山將孔子的哲學原理吸收並加以改造，形成了自己的立世哲學，即所謂的"中的哲學"。
他為族人編寫了大量治家格言，並親手書寫並鑲嵌在閻府的墻壁上，用以教誨和規勸族人。
在處理國家事務時，他運用"中的哲學"來解決"自存與自固"的難題。
面對中共、日本和蔣介石這三股力量，他如何能夠在這三個雞蛋上跳舞，既不滑下來，又不踩破任何一個呢？
中共積極主動地拉攏他，團結抗戰，保家衛國；日本咄咄逼人地打擊他，侵略他的土地，欺壓他的人民；而國民黨則一直設法吞並他，排斥異己，只顧自己的利益。
閻錫山深思熟慮後，權衡利弊：抗日需要實力，但他力量不足；投降日本將成為眾矢之的；迎接蔣介石並不是他所願意的；而拒絕蔣介石則力有未逮。
為了維護自己在山西的統治，閻錫山明白他必須抗日反蔣，為此，他需要與一個對他威脅較小的物件結成同盟，而這個物件就是中國共產黨。
可以看出，他的"中的哲學"，即"存在就是一切"的思想，為他接受中共的"約法三章"提供了主觀上的可能性。
用閻錫山自己的話來說：「如果能夠自存自固，不管是聯合日本還是聯合蘇聯都是可以的；但如果無法自存自固，聯合日本也沒有好處，聯合蘇聯也沒有好處。」
日本的侵略威脅是閻錫山接受共產黨的約法三章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在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了中國東北地區，並在1932年建立了傀儡政權滿洲國。
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發動了七七事變，攻占了華北地區，威脅到山西的安全。
日本希望利用山西的資源和地理位置，作為進攻西北和西南的彈板，甚至試圖拉攏閻錫山投降。
閻錫山有著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結，拒絕了日本的引誘和威逼，堅決抗日。他曾經說過：「我寧可死在山西，也不願活在日本。」
閻錫山為了保衛山西，與日本進行了多次激烈的戰鬥，如平型關戰役、忻口會戰、娘子關戰役、太原保衛戰等。
這些戰鬥給山西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也使閻錫山的軍隊損耗慘重，難以與日本持久對抗。
閻錫山意識到，要想有效地抵抗日本的侵略，必須與其他抗日力量聯合，而這些力量中，最主要的就是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領導了東北抗日聯軍、八路軍、新四軍等部隊，開展了敵後遊擊戰，打擊了日本的後方，支援了正面戰場。
中共中央在抗日戰爭中實行了靈活的統一戰線政策，積極爭取閻錫山，多次致書或派遣代表與他溝通，表明紅軍的抗日決心和誠意，消除了閻錫山對中共的敵視和誤解，促使他認識到與中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利益，提出了「約法三章」的要求。
與此同時，當時的蔣介石也沒有閑著。
蔣介石借口幫助閻錫山抵禦紅軍和日軍的威脅，實際上是想控制山西的軍事和政治，削弱閻錫山的地方勢力。
1936年，蔣介石先後派出10個師的兵力進駐山西，占據了太原、大同、平型關等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對閻錫山的軍隊進行改編和整編，限制了閻錫山的自主權。
蔣介石不僅透過軍事上的幹涉，還透過經濟上的封鎖和政治上的排擠，對閻錫山施加壓力，要求他服從國民黨的領導，放棄山西的自治權力。
1937年，蔣介石下令禁止山西向外銷售煤炭，切斷了閻錫山的經濟命脈。
同年，蔣介石又在南京召開國民參政會，排除了閻錫山的代表，剝奪了閻錫山的政治話語權。
所以，當時的蔣介石也是想盡辦法來阻止閻錫山倒向共產黨，但是越是這也的逼迫，使得閻錫山也越加明白蔣介石不過是在利用自己，蔣介石有一天也會對自己開刀。
閻錫山在權衡利弊後，決定接受中國共產黨的「約法三章」，與之結成同盟，共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這樣，他既可以得到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和援助，也可以保持自己在山西的統治，也可以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和獨立做出貢獻。閻
錫山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也為山西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為山西人民的福祉奠定了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