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在國民黨全面發動內戰以來，戰場形勢已經發生驚天逆轉，在東北戰場，解放軍將國民黨壓縮在錦州、沈陽、長春等大城市，提前釘選勝局，其他各個戰場也相繼占據優勢。
在這樣的情況下，國民黨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徐遠舉給蔣介石發去一封密電，要求盡快殺了關押在渣滓洞的中共地下黨許建業。
特務頭子徐遠舉，為何要在這樣一個時間段發出這樣一封電報呢？
徐遠舉給出的原因是，許建業是共產黨在獄中的靈魂式人物，不殺許建業不足以瓦解中共地下黨組織，而在現在的情況下，如果不殺許建業，恐怕監獄中要發生重大的事件，當然最根本的原因是，許建業是一個硬漢，自從被捕入獄以來，特務們已經動用了「十八般武藝」一樣的酷刑，卻沒能起到任何誘降的結果。
正面戰場的潰敗已經讓蔣介石心亂如麻，他想不通軍統連一個被捕這麽久的地下黨還擺不平，於是立即同意了徐遠舉的報告。
1948年7月21日清晨，一輛美式吉普開進渣滓洞，將許建業及李大榮同誌押到國民黨重慶行轅二處，走了一個過場，被軍統特務軍法處判處死刑。
得知國民黨反動派即將殺害許建業，人民群眾沿街送行，目睹了英雄走上刑場的壯景。
許建業和李大榮在刑車上，昂首挺胸巍然屹立，沿途高唱【國際歌】，並且高呼：「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
敵人原本是想要把許建業、李大榮押赴預定的浮圖關肖家灣坡上行刑的，但是沿途送行的群眾人山人海，走到半路時，敵人已經害怕了，擔心引發突發事件，半路又折回去，在下肖家灣找了一處荒地將許建業、李大榮殺害。
由於行刑地點就在浮圖關關帝廟學校附近，校長張覺仁不忍烈士被棄屍荒野，於是找到打更的楊守和，讓他幫忙買兩副木板，把許建業、李大榮埋了。
晚上的時候，張覺仁到楊守和家裏付了安埋費，又請他再給英雄多加點土，烈士的遺骸才沒有被棄屍荒野。
然而大家從來沒有忘記忘記許建業，重慶解放後，人民政府追認許建業為革命烈士。
很多人可能沒有聽過許建業烈士的名字，但我相信很多人都看過【紅巖】，裏面有一個叫許雲峰的主要人物，就是以許建業為主要原型創作的。
許建業原名許明德，後用名許明義、許立德，化名楊紹武、楊青等，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名字，是為了在地下工作中隱蔽自己，他的一生究竟有著怎樣傳奇的革命鬥爭生涯呢？
許建業的童年充滿了不幸，他的父親在他四歲時候去世，母親只得帶著他改嫁，失去原生家庭的許建業遭到繼父一家的欺淩。
所幸許建業還有一個愛他的母親，見兒子被人欺負，又無法阻止，只能讓兒子出去讀書，為此她省吃儉用，變賣首飾。
許建業也很爭氣，於1933年考入鄰水縣鄉村師範訓練班，當時師範一類的學校可以不交學費和夥食費，這樣就可以減輕母親的負擔，此後許建業發奮圖強，於1935年考入鄰水縣立中學，在校期間，發奮努力 ，刻苦讀書，在學校成績一直名列前茅。
全面抗戰爆發後，在校讀書的許建業很快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活動中，經常走上街頭，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
1938年7月，許建業被中共川東特委吸收，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黨組織隨即在鄰水縣成立特別支部委員會，許建業擔任組織委員，同年9月，擔任支部委員會書記。
鄰水縣是一個具有革命鬥爭歷史傳統的地方，早在1926年大革命時期，中共重慶地方 執行委員會就在這裏建立了黨組織，領導貧困農民建立農民協會，開展反對地主豪紳，封建軍閥及苛捐雜稅的鬥爭，在最高潮的時候，黨組織曾發展到100多人。
然而在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反革命政變後，致使在鄰水縣的黨組織遭到破壞，中共鄰水特支建立後，繼承革命傳統，深入發動群眾，宣傳抗日救亡運動，很快擴大了革命隊伍，許建業也成為抗戰初期鄰水縣重建黨組織的重要領導者之一。
鑒於許建業的能力，黨組織很快將更重要的任務交給了他，1938年11月，許建業被調到北碚天府煤礦作工運工作天府煤礦是重慶市工業和民用煤的重要基地，也是重慶產業工人較集中的地區之一。
這裏也是工人遭受剝削最嚴重的地區，工人們幹最辛苦的活，卻拿不到應有的薪金，許多工人因此患病而亡，因此這次堪稱「人間地獄」，許建業被派到這裏從事工運工作，為礦工爭取合法生存權利。
這份工作是光榮的，但是任務是艱巨的，當時的許建業只有十八九歲，來到礦上開展工作，其困難可想而知，然而他以實際行動開啟了局面，黨組織很快在那裏發展壯大，到1939年初，黨員發展到七八十人。
許建業的表面身份是天府煤礦的一名管理人員，每天白天都在礦上工作，晚上的時候團結工人，竭盡全力為工人服務。
為了和工人打成一片，許建業與工人一塊吃發黴的米飯，住在陰暗潮濕的環境裏，有的工人幹不動活了，他也會去幫忙。
雖然他賺得也不多，卻他省吃儉用，除了一部份錢要帶回家中維持家人的生活外，剩下全部接濟生活上有困難的工友，因而工人們都把他當自己人，有事情向他講，有困難找他幫助解決，深受工人們的歡迎和愛戴。
1939年1月，蔣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時，煤礦的資本家開始更肆無忌憚地剝削壓榨工人，黨組織的工作更難開展了。
然而許建業卻在「五一」國際勞動節快來之際，號召工人們保護自己的切身權益，在許建業的組織下，5月1日清晨的時候，礦場開始罷工。
資本家哪裏見過這等場面，當即對許建業大發雷霆，許建業卻表示，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都在放假，如果想要工人上班，就要給加班費。
資本家當然不答應，在僵持了一會後，資本家被迫同意發給加班費，許建業組織領導的罷工運動取得了初步勝利，此後只要有加班，就要給工人加班費。
盡管罷工運動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是真正距離工人消滅剝削，還有很遠的路，起碼連生存權都保證不了，當時一對礦工夫婦因為日夜勞累患了傷寒病，他們沒錢治病，礦廠卻見死不救，工人們也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們生命垂危。
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建業不但自己率先捐款，還動員工人們踴躍捐款，幫助他們看病，然而籌集來的錢，根本就是杯水車薪。
許建業向黨組織匯報，經黨組織同意，決定跟資本家戰鬥到底，許建業將礦廠的三車焦炭賣掉，用這筆錢給生病的礦工治病，經過許建業的救助，礦工夫婦得以活命，礦工們更加支持黨組織的工作了。
然而許建業私自賣焦炭的事被資本家知道了，當即對許建業發火，許建業反駁說：「工人生了病，本應由礦裏出錢治療。你們見死不救，不但不關心工人，反而逼他們賠錢，應該嗎？焦炭是我同意賣的，要賠就扣我的薪金吧！」
資本家拿許建業沒有辦法，於是決定開除那位生病的工人，這無疑激起了工人們的怨恨，許建業與礦區黨委負責人開會決定，向礦廠提出抗議，不準隨便開除工人，以後工人生病，工廠要給治病，如果礦廠不同意就舉行罷工。
很快工人們就被動員起來，在罷工第四天，資本家就受不了了，於是打算派人到礦區收買許建業，許以職務進行拉攏。
對此，許建業嗤之以鼻，並且表示只有答應了工人提出的條件才能復工，最後資本家以「不開除生病工人，工人生病的醫藥費由公司報銷，工人的薪金部份折合成大米發給，次日復工」等項達成協定。
然而就在許建業領導多次罷工後，很快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註意，蔣介石於1940年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蔣介石先後下來逮捕了中共在四川的羅世文、車耀先等領導同誌，並大肆搜捕地下黨，當局也決定秘密逮捕許建業。
多虧黨組織提前得到訊息，通知許建業迅速轉移，才躲過一劫，離開天府礦廠後，許建業來到重慶。
抗戰期間，重慶是國民政府的陪都，也是蔣介石反動統治的中心，敵我雙方針鋒相對，許建業在這種險惡的形勢下來到重慶，是十分需要勇氣的。
在1941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重大的破壞，為了保存黨的力量，中共中央為白區工作的同誌制定了「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
南方局也要求黨員自己尋找社會職業隱蔽，堅持地下鬥爭，遵循黨的指示，許建業曾經讀過師範學校，於是透過朋友的介紹，到大溪溝小學任教。
為了做好隱蔽，在單位站穩腳跟，他刻苦鉆研教材，努力提升業務水平，對學生很友善，對同事很慷慨，從而隱蔽下來。
然而擔任小學教師，所能起到的作用有限，當許建業得知銀行在招考會計，他決定前去報考，利用這個職業，能夠更好地隱蔽自己，經過一段時間的用心準備，許建業靠近了重慶和成銀行任會計。
入職後，他白天忙著工作，熟悉會計業務，晚上的時候也在鞏固業務水平，很快成為一名業務能手，深受銀行領導的信任。
許建業不會想到，因為自己工作太認真，銀行老板想要提拔他，把他調到其他地方去當辦事處主任，這讓許建業十分為難，因為一旦調走，將十分不利於自己在重慶建立起來的工作關系，經過黨組織的慎重思考，還是決定讓許建業聽從公司的安排，並安排專人與他進行聯系。
然而意外還是發生了，在1942年冬天，不知因為何種緣故，負責與許建業聯系的同誌轉移了，許建業因此失去了與黨組織的聯系。
許建業與組織失聯後，如同斷了線的風箏，在外地也無法開展工作，為此，他做出一個大膽的決定，那就是從銀行辭職回到重慶去尋找黨組織。
在回到重慶後，許建業雖然沒有找到黨組織，但是依然利用之前建立的關系繼續從事地下工作，後經其在鄰水中學的同學的幫助下，透過中共巴縣中心縣委書記肖澤寬報告到中共中央南方局組織部於江震那裏，於江震答復說：「許建業沒問題，是個好同誌，我們正愁沒有找到他，今後就交給你們領導吧。」
於是許建業的黨關系就落到了中共巴縣中心縣委那裏，在肖澤寬的直接領導下，繼續從事工人運動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許建業很快參與到巴山中心線委的領導工作中來。
為了掌握全市工人隊伍的基本狀況，他廢寢忘食地工作，深入兵工、鋼鐵、化工、紡織系統的工廠進行調查研究，將工人組織起來，向他們宣講革命道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取得了勝利，在重慶的老百姓還沒有來得及慶祝，蔣介石就迫不及待地籌劃還都南京，並且將那些在抗日期間遷到重慶的工廠企業遷回原地，重慶經濟一落千丈，尤其是那些為抗戰做出過重大貢獻的工人，都被資本家無情拋棄，失去工作後，境況十分淒慘。
作為重慶工人運動領導人之一的許建業，積極參與和領導失業工人向國民黨當局表達述求，給國民黨當局很大的壓力。
當然，對於這些請求，讓國民黨當局無法接受，於是采取暴力鎮壓的手段，企圖恫嚇工人，1946年，大渡口鋼鐵廠發生慘案，許建業及時趕到該廠組織工作，率領全廠工人舉行大規模的罷工，要求國民黨當局懲辦兇手，提高工人工作。
當局卻並不為所動，當時工人中有些激進分子，在盛怒之下，決定發動工人炸毀百噸煉鋼爐，借此打壓國民黨當局的囂張氣焰。
許建業得知後，立即前來勸阻，他認為如果炸毀煉鋼爐，更讓敵人有借口關廠，那樣就有更多的工人失業，而且，中國將來早晚都是要解放的，炸了煉鋼爐，無異於毀壞人民的財富，為解放後的建設帶來困難。
工人們聽了許建業的分析，認為有道理，因此取消了炸煉鋼爐的計劃，轉而去炸毀該廠的武器庫，這樣既做到了打擊敵人的囂張氣焰，又可間接支援中國人民解放軍。
由此可見，許建業在地下鬥爭中是極為有策略和謹慎的，比如當時他負責工運的第十兵工廠的積極分子劉正黎，目睹了國民黨反動派軍警毆打革命青年，情緒激動下，與國民黨軍警發生正面沖突，險些被捕。
事後許建業對劉正黎進行了教育，要時刻謹慎，一旦被捕，自己坐牢犧牲是小事，對革命事業造成不必要的損失那就是大事了，一席話讓劉正黎心服口服。
隨著國民黨一意孤行決定發動內戰，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中共重慶市委與巴縣縣委，讓許建業負責重慶市委工運工作，讓許建業加快發展和吸收黨組織的成員。
許建業接受任務後，夜以繼日地找工人積極分子談論，並審查他們的政治態度、社會關系和工作表現，在許建業的考察下，大量積極分子成功入黨。
1947年10月，中共南方局重新整合重慶地區的黨組織，由劉國定擔任重慶市委書記，冉益智擔任副書記，許建業為委員、繼續分管重慶的工人運動工作，後來黨組織又將中共四川省委工運組的一些黨員和積極分子交由許建業負責領導，他身上的擔子更高重了。
全面內戰爆發後，中共中央南方局決定把工作的重點轉向農村，在華鎣山的嶽池、武勝、廣安、合川、大竹、鄰水、梁山和下川東的雲陽、奉節、巫溪等地區開展武裝鬥爭，建立革命根據地。
以此來擾亂敵人後方，破壞國民黨反動派兵源糧源供應，牽制敵軍，配合解放大軍入川。
為響應組織號召，一向負責城市工運的許建業也將工作的重心轉移到支援各地遊擊武裝上來，為遊擊武裝搞來槍械和子彈，甚至提供簡單的醫療裝備和醫用藥品。
另一方面，為了牽制和分散敵人的力量，自1947年秋，許建業先後指導多家大型工廠開展罷工鬥爭，把重慶的工人運動和農村武裝鬥爭結合起來，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效果。
到1948年春，重慶作為蔣介石曾經苦心經營的老巢，已經變成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村武裝起義此起彼伏，這直接讓國民黨反動派變得氣急敗壞。
尤其是【挺進報】的出現，將共產黨的政策和解放區戰場的勝利訊息傳到重慶，更是讓國民黨反動派極為震怒。
當一封裝有【挺進報】的「公文」被送到國民黨重慶行轅主任朱紹良手中時，當即讓特務們在重慶布下天羅地網，一定要將印刷【挺進報】的地下黨抓捕。
特務們按圖索驥，發現有一個叫陳柏霖的書店店員帶有【挺進報】的報紙，因此對其進行了逮捕，並抓到了陳柏霖的上級任達哉。
特務頭子徐遠舉隨即對二人進行了嚴刑拷打，陳柏霖由於沒有交待，犧牲在了渣滓洞，任達哉沒有經受住酷刑，選擇了叛變，他出賣的正是自己的上級許建業。
當時許建業的外號叫「老楊」，軍統特務隨即帶著任達哉開始搜捕許建業，將許建業與任達哉接頭的地方全部搜了一遍，卻沒有找到。
原來當天，許建業正與地下黨員高震明商談工作，剛開始的時候，兩人在一間臨街的茶館，許建業擔心出問題，就換了一個地方，扔感覺到不安，於是他們到磁器街的一個茶館商量。
誰知這個茶館也是他與任達哉接頭過的地方，他並不知道任達哉已經叛變，就在他與高震明商談時，見到任達哉與幾個陌生人出現在茶館門口，他一眼看到任達哉神態部隊，立即暗示高震明迅速離開，從後門出去了，而許建業想走已經來不及，在被任達哉指認後，未能脫身，不幸被捕。
許建業被捕後，很快驚動了重慶大大小小的特務，國民黨已經好久沒有抓到過這樣的「大魚」了。
他們知道，只要許建業開口，整個重慶地下黨都會被一網打盡，為了能夠從許建業的口中套出有用的資訊，特務頭子徐遠舉親自布置審訊現場，當天晚上就把許建業帶到他的辦公室。
徐遠舉參加軍統20多年，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不少共產黨員都犧牲在了他的手上，跟其他一門心思鬥狠上酷刑的特務不一樣，徐遠舉擅長軟硬兼施，一方面施以酷刑，用死亡相威脅，另一方面卻用高官厚祿進行誘惑，在這樣手段之下，只有堅定信仰的人才能不為所動，而許建業就是這樣的人。
在審訊許建業的時候，許建業並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但是徐遠舉很快找來任達哉來對峙，任達哉說：「老楊，他們都知道了，你就講了吧！」
然而許建業卻再不開口，為了敲開許建業的嘴，徐遠舉決定來硬的。
當天夜裏，幾個特務來到刑訊室，準備對許建業用刑，刑訊室的墻上掛滿了麻繩、鋼心皮鞭，屋中間擺著老虎凳，電刑座椅等等刑具。
這些都沒嚇倒許雲峰，特務們很快就開始動手，先是將許建業吊了起來，然後用皮鞭和棍棒進行抽打，打得特務都已經累了，許建業卻一聲為吭。
等到特務把許建業放下來的時候，他已經疼痛地昏迷了過去，這算是第一波動刑。
然而敵人並未讓許建業昏迷多久就用冷水將他潑醒，緊接著進行了第二輪酷刑。
他們將許建業綁到刑椅上，然後用帶有強烈刺激性味道的水沖到許建業的鼻子裏，嗆入氣管、肺部，讓許建業痛不欲生，但是許建業依然沒有向特務交待。
在經歷兩輪的酷刑後，已經進入到深夜，特務們早已沒有了耐心，因此，決定對許建業大刑伺候，上老虎凳。
老虎凳是一種既原始又殘酷的刑具，它可以使人腳骨折斷，癱瘓至殘，每墊一塊磚，痛苦萬倍，當加到第三塊磚的時候，許建業的膝蓋骨已經吱吱作響，隨即又昏迷過去。
迴圈反復幾次，許建業被敵人整整折騰了一夜，卻一無所獲，眼看頭頭就要來了，負責審訊的特務頭子惱羞成怒，對許建業威脅說：「你再不說，我就叫你皮肉分家，死屍不全。」
當時神誌有些不清的許建業，立即掙紮起來說道：「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這就是我要說的，其他任何事情你們都休想知道！」
連續一夜的酷刑都沒能讓許建業張嘴，甚至連許建業的真實姓名，在黨內身份都沒有得到，敵人也在著急，因為一旦許建業長時間失蹤，共產黨肯定會有所察覺，進而進行轉移，為此，特務們想到了一個更加卑劣的手段。
回到監舍後，許建業躺在地上，自知自己即將要交待這裏了，死亡對於他來說並不可怕，他早就做好了犧牲的準備，然而他放心不下的是組織是否安全，同誌們是否安全轉移。
想到這裏，他突然想到一件嚴重的事情，在他宿舍床下的箱子裏，放著17份工人的入黨申請書以及3份重要的黨內檔，如果不能夠及時把這些材料銷毀，將會出現嚴重的後果。
因為他的身份已經暴露，很快敵人在對他的身份進行排查後，肯定會找到他所住的地方，那個時候就一切都晚了。
正在許建業焦急期間，牢房的門被開啟了，進來的是一個叫陳遠德的看守，他端著一碗水走到許建業的身份，熱情地對他說：「楊先生，你受苦了，喝碗水吧！」
一夜的酷刑早已讓許建業口幹舌燥，這杯水送來得很及時，但是他心裏卻在想這個看守為何對自己這樣好，這並不符合特務的身份啊！
當時許建業十分警惕，並沒有開口說話，但是陳遠德也沒有說到，到中午的時候，陳遠德又送來牢飯，兩次進入牢房，獲得了許建業的一絲好感。
陳遠德開始主動述說自己的歷史，說他家住在農村，也是窮苦人家，被人拉壯丁才來當兵的，他對共產黨人一向充滿同情。
相同的經歷引起了許建業的同情，但是許建業還是未肯輕信陳遠德。
等到晚上的時候，陳遠德再次端來飯菜，並且跟他介紹了一下獄中的情況，這裏面有很多真的資訊，都是許建業迫切想到知道的。
在偽裝進步的陳遠德三番五次的「關心」下，並一再表示「如有事相托，請盡管吩咐」，最終將許建業成功蒙騙。
原來這就是特務們的卑劣手段，利用情感獲取信任，然後進行欺騙，許建業雖然也不完全相信陳遠德，但是他擔心再不將材料進行轉移，也一樣會被特務找到，於是他想賭一把，就讀陳遠德是一個良心未泯的人。
於是他讓陳遠德拿來紙筆，在給母親寫了一封絕命書後，又寫了一封給誌成公司劉德惠的信，並且讓陳遠德把信送出，然後到劉德惠那裏可以得到4000萬法幣，並負責介紹工作給他。
陳遠德立刻將信交給了特務頭子徐遠舉，徐遠舉如獲至寶，然後派遣特務包圍了許建業工作的誌成公司，陳遠德因獲取情報有功，後來被嘉獎連升三級，由看守員提為少尉。
誌成公司是重慶電力公司的子公司，電力公司的會計課課長黃大墉擔任董事長，黃大墉交待，誌成公司經理劉德惠是共產黨員。
徐遠舉命令特務們按照許建業箱子裏的材料進行抓人，很多黨員因此被捕。
除此之外，他還讓人守在誌成公司，只準進，不準出，1946年4月6日，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來誌成公司招許建業，被守候的特務抓到，誌成公司的職工稱這個人經常來公司找許建業，當時就被扣留。
盡管抓捕了劉國定這樣重要的人物，但是國民黨特務依然不知道他們的身份，劉國定自稱是「剛入黨的候補黨員」，並保留地出賣了李忠良等人，然而李忠良在供出重慶地下黨市委副書記冉益智後，冉益智又指認了劉國定，致使劉國定徹底叛變，至此給黨組織帶來極大的損失，包括江竹筠、陳然、羅廣斌等上百人遭到逮捕。
一直到1948年4月6日，徐遠舉對於許建業的身份依然一無所知，因此對他再次提審，然而許建業依然不肯交待。
這時徐遠舉以陳遠德送信事件來刺激許建業，他才知道自己上當受騙，當時許建業對國民黨特務的卑劣手段惱怒至極，在獄中三次用頭撞墻壁，以求得自殺，撞得頭破血流的情況下，遭受敵人阻攔而自殺未遂。
後來劉國定和冉益智供出了許建業的真實姓名和黨內職務，敵人再次對許建業施以更重的刑罰，妄圖從他口中得到更為重要的線索，但許建業依然沒有開口。
徐遠舉氣急敗壞，大聲咆哮：「你真的還不說，我們有四十八套刑罰，你受得了嗎？」
這時許建業回答說：「管你四十八套，八十四套，都拿出來吧，怕了就不是共產黨員。」
事實上，徐遠舉已經黔驢技窮，能用的刑罰都用盡了，為此國民黨重慶行轅主任朱紹良親自出馬，決定策反許建業。
朱紹良表示，只要他答應合作，就可以放他一條生路，並可以選擇高官厚祿，而許建業直接打斷他的話，並不為所動，對於朱紹良的誘惑，許建業怒罵說：「無恥之尤！你們不懂得共產黨人的心靈，我們把官位、錢財視如糞土。你要殺就殺，少講廢話。」
朱紹良也碰了硬釘子，只好悻悻地回去了，最後將許建業押到渣滓洞監禁。
當難友們看到許建業已經被打成這個樣子依然沒有招，十分佩服他，紛紛表示要向他學習。
盡管身體被摧殘，但是許建業依然對未來充滿希望，並表示要將革命到底，有一次，他領導下的兩名共產黨員在放風時路過許建業的牢房，許建業對她們說：「在關鍵時刻才能認清一個人，不管他們怎樣卑鄙出賣了革命同誌，叛變了革命，我是要堅持到底的。……你們可能出獄，也可能不能出獄，不管怎樣，你們要堅持革命到底！」
許建業之所以能夠不怕犧牲，忍受敵人的恫嚇與誘惑，在於其無所畏懼，無所牽掛。
在為黨工作期間，許建業舍小家為大家，對他的母親，他選擇做一個「不孝子」，盡管母親將他含辛茹苦地養大，並且攢錢供他讀書，但是為了革命，他並未有任何報答母親養育之恩的機會。
在工作期間，除了將必要的生活費寄回到家裏外，他全部用於革命活動經費了，有時因工作需要，要到外地工作，許建業也從不顧及「母在兒不遠行」的傳統，毅然決然奔赴新的戰場。
他的妹妹有時候到重慶來看望他，他再三囑咐：「我們的父親死得早。母親守寡多年，現已年老，望你在家多照顧她，把作子女的責任擔負起來。」
在給母親的信中，他寫道：「您老人家不要擔心我，兒在外面生活得很好，工作得很有意義，兒會給您爭氣的。」
他母親最大的願望其實並不是讓他去爭什麽氣，而是平平安安的，娶個老婆孩子，安穩地過日子，生個大胖孫子給她抱。
可是直到許建業28歲犧牲時，他也連個戀愛物件也沒有，不是沒有女生喜歡他，也不是他沒有喜歡的人，但是他知道工作的危險，為了不牽連別人，他把自己的愛情扼殺了。
早在許建業在銀行當會計的時候，與他相對而坐的一位女職員，就見他品行端正，工作認真，又沒有不良嗜好，認為他是一個靠得住的男人，因此主動追求他。
許建業自然也考慮過婚姻，但是他還是以革命事業為重任，婉言拒絕了那位女職員的好意。
在革命最兇險的時候，許建業結識了一位女同誌，也被很多人看好，認為他們是革命情侶。
這名女同誌擔任許建業的聯絡工作，為了方便開展工作，組織上要求他們以戀人的身份相處，因此二人常常扮成談戀愛的模樣，一起吃飯，一起逛街，趁機傳遞情報。
事實上，許建業對這位女同誌也有好感，如果是革命成功的話，也許他真的會去追，但是在沒有成功的時候，他還是埋藏在了心底，沒有表達出來，對待這名女同誌，他只是像對待妹妹那樣照顧，在革命活動中，從未對她流露過超過同誌界限的想法和感情。
解放後，得知許建業犧牲後，這位搭檔十分痛心，回憶說：「老許與我一起工作過一段較長時間，經常接觸，我覺得他老練持重，對黨忠誠，嚴肅而親切，題外話不多。他作風正派，思想高尚，對我十分關懷，教育鼓勵我迅速成長。我非常尊敬他，視他為長輩。」
就這樣一個把革命事業當作畢生追求的人，他怎麽可能會背叛革命？
雖然因為自己被敵人所騙，給黨帶來的重大的損失，但是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這也表明了地下鬥爭的殘酷性以及真實性。
在敵人絕望的時候，最終決定向許建業下毒手，徐遠舉給蔣介石發去一封密電，要求盡快殺了關押在渣滓洞的中共地下黨許建業。
反動派可以從肉體上消滅他，但是你永遠無法從精神上取得勝利。
許建業犧牲的噩耗傳來，被囚禁在渣滓洞、白公館的難友們悲痛萬分，他的犧牲，讓難友們看到了中國共產黨人寧死不屈的精神，在接下來的時候，他們一直同國民黨反動派戰鬥到底。
【紅巖】的作者之一羅廣斌深深地為許建業的事跡所感動，並以此為榜樣，從未與敵人妥協，在重慶一一二七大屠殺，羅廣斌在白公館組織19人成功越獄脫險。
後來羅廣斌在一份給黨組織的報告中對許建業的評價是：「十次苦刑猶罵賊，從容就義貫長虹。」
後來羅廣斌在創作【紅巖】時，以許建業為原型塑造了許雲峰這一經典人物，激勵了一代又一代青年明白中國革命的成功離不開像許建業這樣烈士的流血犧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