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0月11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主席做了最後的結論，在結論中提到關於「犯錯」這件事時，舉了幾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其中不乏陳獨秀、張國燾、陳光、戴季英等人。
其中上邊提到的這個戴季英，是豫皖蘇區的主要建立者之一，一生歷經國民革命、蘇區革命、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屬於資歷深厚的開國功臣。可在新中國成立三年後，他即被開除黨籍、公職，甚至還被毛主席批為「無可救藥」，從此他的後半生便似乎在人間蒸發了....
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雖說算不上空前絕後，但卻是極為少見的個案。
如此命運多舛，可關於戴季英的生平卻並沒有過多著墨，如此蹊蹺的現象，不禁引人深思他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那麽，戴季英到底經歷了什麽？為何其命運會在1951年徹底發生翻轉，以至跌至谷底？
早期黨內重要人物
1907年，戴季英在湖北黃安縣松樹崗鎮的一個地主家出生了，因為家境殷實，所以他自小沒有養家糊口的概念，也正因為如此，所以他才能比尋常人家更專心在學業上，並接觸新潮思想。
在戴季英先後就讀武漢啟黃中學，和武漢省立第一中學時，他的家鄉正在鬧革命，不少先進思想沖擊著校園裏的學生，戴季英在其中也深受影響，並在1926年7月成為了共青團員，領導當時武漢三鎮一些小有名氣的學生進行愛國運動。
次年2月，戴季英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1月，受黨委派遣，他回到家鄉黃安發動農民起義，掀起了「九月暴動」，這場起義在農民之間贏得了不少反饋，因此很快就取得了成功。
起義結束後，戴季英時任中共黃安縣委書記，並開始著手處理暴動後的宣傳與組織工作，此時他才20歲，但在帶領農民起義和整理殘局上，表現得尤為成熟穩重。就連小時候在一起生活的鄰居都說他（戴季英）做事這麽果斷，將來一定是幹大事的人。當時在得知戴季英獲得勝利之後，中共鄂東特委決定在黃安和麻城這兩個縣城進行武裝起義，奪取政治政權。指令下達後，戴季英被任命為黃麻農民起義總指揮部成員。
接到命令後，戴季英立刻召集吳光浩、李先念、吳煥先、王樹聲、和陳再道等人，一同商議武裝起義的細節和具體事宜。從時間地點到人數目標，短短幾天時間，他們不僅商量出了非常縝密的計劃，而且還組織了不少農民參與這場武裝起義當中。
除了起義總指揮部成員，戴季英還擔任七裏坪農民義勇隊總指揮，根據計劃，他將在11月13日晚上十點左右，帶領著3萬多農民浩浩蕩蕩地闖進黃安城中。
淩晨4點左右，戴季英帶著眾人攻破黃安城方，並一舉殲滅了縣警備隊，繳獲了槍支100多支，其中縣長賀守忠、司法委員王治平被及時抓捕，很快穩定住了局面。
後續戴季英等人還將一些平日裏為非作歹的土豪劣紳給抓起來審判，一些行跡惡劣的直接槍斃，其余的該關監獄的關起來。
經此一戰，黃安縣和麻縣開始發生了翻天覆地地變化，先是戴季英等人在11月18日正式成立黃安縣蘇維埃政權，然後又將這次起義成立的軍隊進行整改，合並並改編為工農革命軍鄂東軍，在日後的戰爭中都付出了不小的貢獻。
而這只是戴季英軍教生涯中的一小部份，他戰績最顯赫的時期，是在1931年到1933年，當時中共鄂豫皖三省省委成立，書記是沈澤民，省委委員是戴季英，他負責在軍事上輔助沈書記。
1932年，在第四次反「圍剿」中，戴季英擔任紅四方面軍25軍74師政委，在這期間，他率領的74師與敵人拼死作戰，為主力部隊轉移陣地爭取了不少時間。
後來反「圍剿」失敗，紅軍主力及中共機關面臨轉移，又是戴季英帶著人留在鄂豫皖三省與敵人周旋，將不少敵方部隊牽制住。而這時，戴季英在鄂豫皖根據的身份，已經是相當重要的地位了。
1934年12月10日，紅25軍在陜西洛南縣庾家河，召開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會議。在會議上，戴季英等人共同商議，最後決定在鄂豫陜邊區的位置建立根據地。
會議結束後，紅25軍便開始緊鑼密鼓地「招兵買馬」，同時還發動群眾積極參軍入伍，進行改革。戴季英身為歷任中共鄂豫陜特委書記、以及中共鄂豫陜省委委員，不僅參與了整個過程，還帶領紅軍部隊反擊國民黨部隊的「圍剿」行動。
1935年1月，為了阻止紅軍崛起，蔣介石政府開始粉碎紅軍在各地的根據地，其中戴季英所在的紅25軍遭受了國民黨軍11個團的圍攻。
面對敵軍的窮追猛打，戴季英和吳煥先率領紅25軍南下，跟國民黨軍展開了遊擊戰，一路上他們先下鄖西，在消耗國民黨軍的同時，還不忘沿路整改被鄉紳惡霸禍害的村莊。
在南方待得差不多了，然後又北上返回洛南，向東到盧氏，向西入藍田，這一路上解決了不少民間反動政權和民團武裝，在與國民黨鬥爭的過程中，也悄無聲息地開啟了紅軍在鄂豫陜地區的紅色革命根據地。
有了根據地，就好比軍隊有了補給點，抗戰爆發時，戴季英等人所建立的鄂豫陜革命根據地不僅為大部隊提供了不少助力，還一度跟日本侵略者進行鬥爭。
抗戰期間英勇奮戰
抗戰爆發後，中共雙方暫時達成和解，共同對抗日軍侵略者，在這期間，紅軍部隊也面臨新一輪的整改。
1937年前後，在鄂豫皖地區堅持抗戰的紅28軍改編為新四軍第4支隊，戴季英也被中共中央調到了大別山，他先是擔任副司令員，後來又在1939年6月又升任為總司令。
在這期間，戴季英與在皖中和皖西的八路軍軍隊負責人李世農、張凱帆相互協助，共同發展下遊武裝力量，甚至在1938年秋天，建立了一支專門由戴季英所率領的遊擊縱隊。
在成為司令之前，戴季英積極推動高敬亭的部隊進入皖東和皖中地區，這裏是日軍的敵後方，在戴季英的指揮下，八路軍部隊不僅幾次切斷日軍部隊的的集合攻擊，還抵住了數次敵人的反撲，最後堅守住了根據地。
1939年，隨著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的成立，中共準備在敵後方開啟抗戰局面，其中就包括早先由紅28軍改編的新四軍第4支隊，而戴季英則任職為第4支隊的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率領部隊進入安徽巢縣和相城地區進行抗戰。
這兩個城市正如中共所計劃的那樣，地處日軍大後方，在這裏開戰，不僅會分散日軍的註意力，還能停止日軍進一步侵略的行為。
因此，戴季英深知這個位置的重要性，不僅多次率領部隊深入敵營搶奪據點，還聯合其他遊擊隊伍牽制日軍部隊力量。
而且，在打仗方面有一手的他，還曾擔任過代理司令員一職，當時司令員徐海東重病，無法上前線戰場指揮。於是他便讓人找來了戴季英，對他說：「我現在任命你為代理司令員，負責軍中的一切事宜。」
就這樣，戴季英成為了代理司令員，指揮著第4支隊對抗日軍，在這個過程中，他還在張雲逸的指導下開辟新的戰略根據地。
在開辟以定遠縣藕塘為中心的津浦路西遊擊根據地，以及以安縣半塔為中心的津浦路東遊擊根據地這兩個地區時，戴季英還將原本才2000人的部隊擴充到了7000，為實作在敵後建立根據地做基礎。
無視國民黨小動作，堅持共產黨道路
除了作戰善於抓住時機、執行命令，戴季英還非常擅長談判。
1939年12月，國民黨再次搞「小動作」，企圖破壞共產黨新四軍與八路軍之間的聯系。為了消滅新四軍，蔣介石政府還用了非常卑劣的手段，那就是將當時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總指揮張雲逸的妻兒給抓了起來，以此為威脅，向張雲逸和戴季英施加壓力。
其中這件事的始作俑者，正是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兼桂系將領的李品仙，和魯蘇戰區副總司令兼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主席蔣德勤。他們本以為拿住張雲逸的家屬作為要挾，就能使新四軍江北指揮部乖乖就範，卻全然不顧現時正處於日軍在華侵略的緊要關頭。
1940年3月30日，戴季英和張雲逸先是致電給安徽各部門機關，以及各界領袖，不僅將李品仙和蔣德勤此等罪行公之於眾，其言辭還有理有據，借由輿論之手全面譴責李品仙二人。
但光這麽做還不行，戴季英跟張雲逸商量了一番，決定根據中央指導，先打擊李品仙，然後再是韓德勤。
雖說李品仙和韓德勤在政治舞台上都是各省主席，但作為將領的李品仙，遠不如韓德勤副司令的身份，能調動的軍隊和影響也是所差甚遠。
於是在制定好作戰方針後，戴季英先集中了主力部隊在津浦路西，一路攻上定遠城。新四軍作戰人數不多，但是經過戰爭篩選，每個戰士都有較強的身體素質以及作戰能力，配合度也非常高，很快就攻下了定遠城，取得了先打李的勝利。
後來軍隊整合，戴季英又指揮著第4和第5支隊，和向路東進行增援的挺進縱隊，以及蘇皖支隊會和，並在半塔附近與韓德勤進行交戰，最後韓德勤不敵戰敗，新四軍獲得了勝利。
這也是第一次共產黨在對抗國民黨部隊中，獲得重大勝利的一場戰役，不僅讓國民黨方面將張雲逸的妻兒釋放，還開創了日後建立根據地的關鍵一戰。
因為其優秀的表現，1941年3月，戴季英和新四軍的譚友林、郭述申等共計10人，一同前往延安參加中共七大，並進入中共中央黨校進行學習。
與好友共同抗戰
1944年夏天，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受挫，為了挽回損失，他們發起了豫湘桂戰役，瘋狂進攻國民黨軍事駐地，炸彈和飛機如疾風驟雨般攻來，許多國民黨軍隊幾乎毫無抵抗能力，被打的落荒而逃。正因如此，河南大部份地區遭到淪陷。
就在這個危急關頭，同年9月份，延安建立了中共河南區黨委，以及河南軍區暨八路軍河南人民抗日軍，戴季英做區黨委書記和抗日軍政委，與當時抗日軍司令員王樹聲一同作戰。
一見到這個好朋友，戴季英就覺得久違，自從上次一同作戰結束到現在，兩個人已經很久沒有並肩作戰了，不僅他這麽懷念，王樹聲也覺得機會難得。
「這次中央也給了新的任務，這次我們不僅要把敵人給打回去，還要在這裏建立新的根據地。」這麽說時，戴季英感覺自己又回到了1927年，他跟王樹聲等人在黃安、麻縣掀起的革命起義。
兩人相遇後，立刻開始在敵後方建立河南抗日根據地的任務，他們率領部隊來到嵩山，並且以嵩山為中心作為抗日根據地的據點。
當時日軍的攻勢非常猛烈，而戴季英等人也不是吃素的，經過多年與群眾培養出來的情感，在戴季英的帶領下，他們在民眾間建立了階級分明且井然有序的組織以及抗日政府，將軍民一心做到了極致。
1945年2月，在戴季英和群眾的努力下，八路軍河南軍區正式成立了，王樹聲和戴季英帶領著剛剛建立並訓練有素的第3、第4支隊的戰士，開始阻擊日軍侵略的遊擊戰。
「第3和第4支隊負責攻擊日本鬼子和假洋鬼子，其他支隊負責支援和做好百姓工作。」交代下來之後，戴季英就跟著老朋友深入山林。
當時河南人民抗日軍有六個支隊，其中幾個支隊分工明確，有專門負責擴充隊伍的，有專門上陣殺敵的。
曾經紅軍建立之初，都是在上級下達命令之後，才會有征兵之類的動靜，尋常時候一般都不會進行擴兵，正因為如此，才導致紅軍部隊的人時而多如牛毛，時而少的可憐。河南抗日軍的擴容經過戴季英這一整改，立刻變得新穎且富有創意。
對於戴季英的這一做法，毛澤東還曾不點名地表揚過，並稱「同敵人鬥爭要有長遠準備」，不要只顧眼前的勝負和擴兵籌款，這樣遲早會將根據地掏空的。
不過當時日軍大部份都在北方，尤其是晉察冀豫這幾個省，正因如此，戴季英在豫西抗戰期間的舉措註定會受到很多人的關註，除了讓毛澤東稱贊的擴充軍隊的方式，他們抗日的計劃和奮戰，還讓國民黨愛國將領高樹勛有了統戰的心，以至於後來走上了起義的道路。
戴季英帶領著的部隊，除了自己在前線進行奮戰，還不忘將八路軍的抗日方針在群眾百姓之間進行宣傳，以激發群眾的抗日熱情，也正是軍民一心激勵著戴季英等人，使得他們一直跟日軍鬥爭到1945年8月抗戰勝利。
來之不易的勝利讓戴季英非常珍惜，作為河南軍區的兩位領導人，抗戰勝利之後他們也開始收拾殘局，本以為一切很快就能回到正軌，但是萬萬沒想到蔣介石政府為了蠶食共產黨的政權和軍事，蔣介石撕毀了停戰協定，並公然向共產黨發起了進攻。
這時戴季英正跟王樹聲一起，在黨中央的指示下，率領部隊跟新四軍第5師和八路軍359旅會師這一次他們有了新的任務，那就是帶著弟兄們守住中原這塊戰略要地。
同年10月，戴季英任職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員、中原軍區副政委，以及中原軍區第一縱隊政委，和當時的老搭檔王樹聲，也就是第一縱隊的總司令，負責牽制國民黨在北方的大部份兵力，為我軍的戰略部署贏得了不少珍貴的時間。
1946年6月份，為了打通國民黨軍隊向華東、華北和東北的軍事通道，利用這三方兵力，再次將中原解放軍包圍其中進行消滅。
這種圍殺的計劃，在國民黨這裏出現過不止一次，有先前還未實施便失敗的「鐵桶計劃」，致使當時的紅軍部隊提前進入長征；
以及1941年1月6日的「皖南事變」，國民黨7個師8萬多人的部隊，在安徽涇縣茂林地區進行伏擊，將奉命北移的新四軍部隊以及所屬部隊的所有人給打了一個措手不及，原本9000余人的部隊到最後只有2000人突圍。
新四軍的戰士們打了七天七夜，最後留下來的人不是犧牲，就是慘遭俘虜，其中那些高級領導人更是慘遭國民黨毒手。
政治部主任袁國民、副軍長項英和副參謀長周子昆都是在突圍中被殺害的。而軍長葉挺更是在談判期間被關押，不僅新四軍被誣陷「叛變」，多了番號，他還要遭受蔣介石口中所謂的「軍法審判」。
其實就事實而言，如果國共雙方是真心合作的，那麽在共產黨全心抗日的過程中，蔣介石政府就應該相互配合，而不是在背後搞類似於這種栽贓偷襲的幺蛾子，否則抗日道路也不會一路走的那麽艱難。
前期抗日不盡心盡力，還老是逮著隊友的肺管子去戳，現在日本侵略者好不容易被趕跑了，又眼巴巴地跑過來搶別人的勝利果實。
只可惜共產黨不是孫中山先生，國民黨也不是袁世凱。
破解國民黨「包圍攻擊」
1946年，遵照中共中央「立即突圍，愈快愈好」的指示，戴季英、李先念、鄭位三、王樹聲等中原軍區部隊已經完成了集合並進行戰略轉移。
當時中原軍區集合起來的兵力不超過10萬。而蔣介石調動了國民黨20多個師30多萬人。其中包括程潛、劉峙和胡宗南等三部32個旅的20多萬兵力。
但當時跟國民黨對線的中原解放軍只有不到10萬人，從如此數量懸殊的戰役可以看出，國民黨是下了血本要消滅共產黨的中原主力軍的。
如果放任國民黨軍隊不斷縮小包圍圈，遲早會變成第二個「皖南事變」，而且這不僅僅只是單純地將中原軍主力消滅，還會對後來共產黨的戰略部署造成壓力。
起先在7月份順利突圍，準備前往兄弟解放區的戴季英部隊，突然接到中共中央的的指示，讓他們改變原來進入解放區的計劃，轉而在鄂、豫、皖、川、陜等各省解放區外圍，對國民黨軍隊進行攻擊牽制，以配合內線部隊作戰。
接到命令後，戴季英、王樹聲等人表現出了高度的全域觀念，並且從七月下旬開始，戴季英就開始進行轉戰牽制，並且還在外圍建立了鄂西北革命根據地。
戴季英擔任根據地主政委，他一邊擴建根據地，增加解放軍外圍牽制部隊實力，一邊在敵人後方進行遊擊鬥爭，消耗國民黨軍隊的各項實力。
在這期間，不乏有國民黨的「清剿」軍隊在山間進行搜捕，試圖消滅解放軍的遊擊部隊，但這些國民黨軍面對的是多年在鄂、豫、皖、川、陜等地作鬥爭的戴季英。
他對這一帶的地貌熟悉得簡直就像土生土長的人一樣，不僅幾次帶領著部隊躲過了「清剿」，還多次利用地形進行反擊。
國民黨的部隊起先還仗著自己人多勢眾，想著能盡快將解放軍消滅，可剛一進山裏和平原，就被解放軍部隊吊著打，拿著精良的武器裝備卻沒有半點還手之力。
正是戴季英這種靈活勇猛的牽制作戰，將大批次國民黨軍隊吸引了出去，這才緩解並幫助陜北、華北、華東以及東北等解放區度過最艱難的時期。
生涯暮年，卻被沙子迷了眼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戴季英被任命為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開封市委書記，當時開封是河南的省會，以戴季英在戰場上的功勛，本就配得起這個位置，可是這時候戴季英卻挾著自己曾經在抗戰時期的功勞，開始居功自傲起來。
他認為，自二十年代就是共產黨的省級幹部了，又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又在河南奮鬥了多年，解放戰爭時期就出任河南區的省委書記了，這一職務是可以與省委書記相提並論的，而今的職務與自己的功勞相比，是不對等的。
甚至他還倚老賣老，瞧不起河南省委資歷不深的幹部，認為他們在資歷、威望、黨齡、貢獻等各方面都與自己相去甚遠。因此在他看來，現如今的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應該是自己的。
在這樣的心態下，戴季英不聽省委的招呼，多次公開發表與省委意見相左的言論，甚至不惜以流氓市儈手段，假借別人名義自己寫文章來吹噓自己，假借群眾名義自己寫信來感謝自己，假借畫革命先烈遺像和在像上題詞來擡高自己。
要知道，當時即使是十大元帥和國家高層領導人，都過著非常低調的生活，戴季英這一「標榜」出現，不僅違反了黨的艱苦樸素精神，還因為他身為政府官員的原因，容易在社會上引起不好的影響。
一開始中共中央還有警告下來，讓他清醒一點，但是戴季英不僅沒有低調，反而卻更囂張了，他不僅多次攻擊當時的河南省委領導，甚至還在1951年年底直接寫信給中央和毛主席，要中央委員、河南省委書記的位置。
毛主席看了這封要官信後，再一確定戴季英多日來囂張的行事，當即怒不可遏：「這個戴季英簡直就是無藥可救，這樣的高級官員留在政府，只會帶來不良風氣！這樣的人，應該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永不啟用！」
1952 年2月12日，戴季英被開除黨籍，回家反省。
就這樣，戎馬征戰了20多年，戴季英最終還是拜倒在了自己的虛榮心之下，被自己的一己之欲所影響，永遠結束了政治舞台。欲望可怕嗎？或許這還要問問戴季英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