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波（陜西師範大學人文科學高等研究院研究員）
張大可，1940年生於四川省長壽縣（今重慶市長壽區）。196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曾任教於蘭州大學歷史系、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戰理論研究所。現為陜西師範大學人文科學高等研究院研究員，兼任中國史記研究會會長。著有【史記研究】【史記新註】【史記文獻學】【史記論贊輯釋】【史記十五講】【史記史話】【司馬遷評傳】等。
司馬遷寫【史記】，自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又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由此可見，想成為司馬遷的知音著實不易。但張大可偏偏是一個迎難而上的人。
考入北大
張大可自幼就有一股不服輸的勁兒。
張大可1940年12月出生在四川省長壽縣（現重慶市長壽區），嬰兒時，墜地傷了頭蓋骨，險些喪命。他6歲入私塾識字，後隨父讀書。10歲時，父親去世，家裏生活困難，無力供他上新式學校。當地雲集小學的校長徐國鈞是張大可讀私塾時的老師，很賞識張大可，專門找到張大可的母親，動員張大可入學。母親狠下心，就算砸鍋賣鐵也要供長子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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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負著一家人期望的張大可，越過初小，直接讀了高小。從他家裏到雲集小學有近8公裏的路程，中間還要翻一座山丘，爬二百余級台階，單程就要走兩個小時。每天清晨，他喝兩碗菜粥就去上學，中午餓肚子，等到放學再爬坡翻山回到家裏，備嘗艱辛。作為家裏唯一的壯勞力，張大可每天下午回家吃完飯，還要到村外挑水。等水挑滿了，天也就快黑了。家裏買不起油燈，他只能借著傍晚落日的余暉抓緊讀書。兩年小學，張大可就是這樣讀下來的。
又經過兩年邊勞動邊自學的時光，張大可終於在1954年考上長壽一中，後又進入江北一中讀高中。在江北一中，雖然有助學金，但張大可的生活費仍然有缺口。為了減輕家庭負擔，他時而給學校食堂擔煤炭，時而幫鎮上工廠送硫酸罐，仍然是邊勞動邊學習。
1960年的暑假，張大可在鎮上趕集，偶然邂逅了一位大學生，胸前別著省內一所大學的校徽，張大可主動上去搭訕，想了解下那所大學的情況，可是對方很冷漠，張大可不服輸的勁兒瞬間爆發，心裏想「有什麽了不起？等著，明年我別一枚北京大學的校徽給你看。」1961年，張大可參加高考，憑著周密的規劃和還算不錯的底子，如願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
「硬讀」【史記】
張大可入學後，時任中華書局總編輯金燦然來到北京大學，與古典文獻專業新生座談，還帶來了新出版的點校本【史記】。【史記】是古典文獻專業的必讀書，張大可果斷購買了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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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首篇是【五帝本紀】，張大可初讀，感到佶屈聱牙，對內容卻不甚了了，反復重讀，還是不得要領，不得不將其置之一邊。過了一陣，他又心癢難耐，重新拿來閱讀。這次跳過【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秦本紀】，直接讀【秦始皇本紀】【項羽本紀】，終於有了一些閱讀的快感。從此以後，張大可專門挑【史記】中故事性強的列傳去讀，今天翻這一冊，明天翻那一冊，跳來跳去讀，先易後難，讀不懂的先放一邊，逐漸就進入了【史記】的世界。隨著理解的深入，張大可又改變了閱讀方法，不再按本紀、世家、列傳的順序讀，而是按時間和相關史事人物分組閱讀，如春秋時期，按春秋五霸集中五組相關篇目來讀，戰國四公子列傳為一組來讀，重要史事如長平之戰、秦滅六國、楚漢相爭，集中相關篇目，帶著問題讀。若幹篇目反復讀幾次，興趣日益濃厚。
張大可仔細計算了自己的時間，零散的課余時間加上星期日，再加上寒暑假，一年365天有240天可以用來讀【史記】。【史記】130篇，兩天讀一篇，他一年就能精讀一遍。心裏有了底，張大可規劃了一年半到兩年通讀【史記】的計劃，每周用三分之二的課余時間精讀【史記】一篇到兩篇，三分之一的時間讀相關參考書。計劃制定了，張大可天天抱著【史記】讀，同學們善意取笑他是「司馬大可」。
為了讀懂【史記】，在反復閱讀【史記】原文的同時，張大可還找來了崔適【史記探源】、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余嘉錫【太史公書亡篇考】、鄭鶴聲【司馬遷年譜】、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等著作，以及報刊上的一些相關文章，了解了一些【史記】研究中存在較大爭議的問題。雖然此時的張大可還未完全讀懂【史記】，但對前輩學者關於【史記】研究的一些成果也有了自己的認識，同時下定決心，要集中一段時間對【史記】斷限、亡書等問題進行系統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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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62年年初到1963年夏這一年半的時間裏，【史記】130篇，張大可通讀了其中的115篇，只剩下【禮書】【樂書】【律書】【歷書】【天官書】和「十表」未讀。雖然其中一些精彩的紀傳，讀了不止一遍，但張大可不甘心只是把【史記】當成小說去讀。他要用史學的眼光分析【史記】，那「十表」就是繞不過的硬骨頭。
1963年暑假，張大可沒有離開北大校園一天，宿舍、食堂、圖書館三點一線，集中時間全力以赴投入「【史記】攻堅戰」。首先，他利用兩周時間，解析【史記】十表。
張大可發現，要讀懂【史記】的表，首先要拆解表，於是他用最笨的辦法破解十表的結構。以【六國年表】為例，周、秦、魏、韓、趙、楚、燕、齊從左到右分八行，從下到上依年代分列，會盟征伐，興衰成敗，大事盡列其中。張大可把【六國年表】的內容從表格中開啟，一條一條排比，改表為長卷敘事，把表中的內容展開成一條一條的資料。各國的王位繼承、相互征伐，如果用敘述的方法記事，既不連貫，還會有許多遺漏，不成體系，而用表，就可以把同一時段各國紛繁的會盟征伐、興衰成敗有條不紊地展現在同一平面的一頁紙上，一目了然。改豎排列表為橫排列表，十表的本質清晰呈現：一個用表格展現的歷史發展時空座標。用了兩周時間，張大可按此法改造了【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他發現，【史記】十表蟬聯相接，展開的是三千年的時空座標，提綱挈領，摘取歷史大事，劃分歷史階段，展現天下大勢，是【史記】的骨架和大綱。二十年後，張大可借鑒司馬遷作表方法研究【史記】，每寫一篇專題論文，必先作表，然後行文，寫作效率大大提升。有的「表」直接融入了論文中，他的成名作【史記研究】一書中集中保留了二十余篇「表」，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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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史記】，張大可下的第二個「笨功夫」是統計【史記】字數，這是研究【史記】流傳過程中續補、竄附問題的基礎。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說他的「太史公書」「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後世流傳的【史記】各種版本字數與司馬遷自報字數多有出入。張大可統計的是中華書局標點本【史記】的字數。當時沒有電子文本，他只能用手工，以三個字為一組，數到一百就是三百字，用鉛筆在點校本旁邊標記「1」，再數一百，標記「2」，依此類推，數完一篇將總字數記於篇末。用了兩周，張大可最終統計出標點本【史記】是555660個字。綜合崔適、余嘉錫等學者對【史記】亡篇及續補、竄附的研究，張大可對統計出來的字數進行了分析，對【史記】亡書及續補、竄附有了自己的思考。雖然當時還無力寫作學術論文，但他把思考的疑點都記錄了下來。
1963年暑假，在解析【史記】十表、統計【史記】字數之外，張大可還嘗試撰寫了一篇論文【也談司馬遷的生年】。張大可回憶，之所以寫這篇文章，是為了支持郭沫若在1955年發起的「司馬遷生年論戰」。他當時並未料到，自己會深度參與後面幾次論戰，並成為論戰中的主角。
司馬遷的生年，司馬貞【史記索隱】主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張守節【史記正義】主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張守節與司馬貞同是唐玄宗時人，兩人的記載存在十年之差。近代以來，王國維撰文力證司馬遷生於公元前145年，在學界產生重要影響。1955年10月，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發表【〈太史公行年考〉有問題】，對王國維的「公元前145年說」進行反駁，力主「公元前135年說」。懷著強烈的研究欲，張大可認真閱讀了王國維和郭沫若的文章。對他這個大三學生來說，王國維的文章艱深難懂，而郭沫若的文章則相對易讀，他不自覺成為郭沫若的擁躉，照葫蘆畫瓢，撰寫了一篇考證文章【也談司馬遷生年】，聲援郭沫若。遺憾的是，這篇文章的底稿後來遺失了，更談不上發表了。20世紀80年代，張大可有了一定的學術積累，再次參與司馬遷生年的研討，改從王國維的「公元前145年說」。張大可曾感慨，幸虧早年的文章遺失未發表，若公開發表了，他將不得不學梁啟超，以今日之張大可反對昨日之張大可。
研究【史記】
1968年大學畢業時，張大可感到前路迷茫，把大學時期購置的所有書籍都當作廢紙賣掉了，只留了一部【史記】，一直帶在身邊，時時閱讀。他先是被分配到甘肅省文化局，幾經周折，1973年被調到蘭州大學歷史系任教。張大可倍加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機會，教學科研同步快跑。
功夫不負有心人，1979年，張大可迎來了他的春天。那時，張大可已近不惑之年，雖熟讀【史記】，卻無一篇科研成果，這成為評定職稱時的短板。他不服輸的勁兒又上來了，決心搞一場「攻堅戰」，發表幾篇重量級的論文。他從自己最熟悉的【史記】入手，以秦漢時期歷史人物評價為突破口，制定了一個寫作提綱，白天到圖書館翻閱資料，寫劄記，晚上在家翻【史記】【漢書】，做卡片。動手寫論文時，張大可先提出若幹問題，然後給出答案，一題一個條目，他戲稱之為「零件」。積累了約十萬字的條目後，他開始動手將這些「零件」組裝成機器。方法得當，自然事半功倍，張大可的處女作【論文景之治】發表在【歷史研究】1979年第7期。三個月後，【試論昭宣中興】發表在【光明日報】1979年10月2日【史學】版。這兩篇文章在學界都產生了影響，張大可一位在雲南從事水電建設的遠方堂兄，看到了【光明日報】的文章，過年時專門回老家向張大可表示祝賀。
張大可（中）與中國史記研究會副會長丁德科（右）、秘書長丁波研究【史記疏證】編纂工作。丁波供圖
1981年，張大可在蘭州大學歷史系率先開設了【史記】選講課。開設新課，第一步是編寫講義，張大可在北京大學上學期間「硬讀」【史記】所積累的各種劄記，以及對【史記】字數調查的數據，在編寫講義時派上了用場，大學時代想解決但沒有能力解決的題目則成為他攻關的物件。張大可計劃一邊課堂講授一邊研究，在教學中完善講義，最終形成了多篇論文和多部書稿。
從1981年到1990年的十年，是張大可學術生涯的黃金十年。十年中，他撰寫了【史記研究】【史記論贊輯釋】【史記文獻研究】【史記全本新註】等一系列學術論著。這些書考論結合，開拓了【史記】研究的新領域。他形象地將這十年的研究工作比喻為「把多種學術作物套種在時間的耕地上」。
疏證【史記】
1985年，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在南京召開年會，張大可與部份參會學者辦了一個小型座談會，提出在條件成熟時當代學者要通力合作，完成一部集大成的【史記】集註工程。1992年，在北京師範大學召開的【史記】研討會上，張大可重提【史記】集註工程，與會學者商議先組織隊伍，整理資料，編纂【史記研究整合】，為【史記】集註做準備。1994年，張大可發起組織了【史記研究整合】編委會。經過近十年努力，2002年，張大可主編的【史記研究整合】（全14卷）出版，此書著重闡釋【史記】的思想內涵。2001年，中國史記研究會成立，張大可任常務副會長，【史記】集註工程被確定為中國史記研究會的集體攻關專案，正式確定書名為【史記疏證】。經過幾年準備，2006年，在中國史記研究會第五屆年會上，張大可送出了【五帝本紀疏證】樣稿，與專案參與者詳細討論了凡例等工作細則，確定了專案的工作方針：「融匯古今研究成果於一編，凝聚當今時賢於一堂。」【史記疏證】分為題評、分段疏解【史記】原文及三家註、集註、白話轉譯、集評、附錄等內容，力求將兩千多年來【史記】整理、研究成果匯集於一書。
2006年，完成【五帝本紀疏證】樣稿時，張大可已經66歲了，他承擔了【史記】百三十篇中百分之五十以上篇目的寫作任務，作為主編還承擔著全書的審稿工作。全書規劃近2000萬字，工作之繁重可想而知。雖然有中國史記研究會秘書處的配合，但秘書處成員都是高校教授，科研任務重，分身無術，可以給他提供的援助也不多。有的專案參與者勸張大可放棄，靠他這個「光桿司令」無法完成這樣龐大的工程。張大可年老誌未滅，他給大家鼓氣說，【史記疏證】是我們這一代學人的追求，我數十年思之念之，從未想過放棄。專案團隊中我年齡最大，身體尚可，我自信可以工作到85歲，正好是2025年——司馬遷2170周年誕辰，算起來還有20年，我每日拿出12個小時，全年不休，我們一定能完成【史記疏證】，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史記】研究者必須完成的歷史任務！
張大可是一個不服輸的人，一個說到做到的人，也是一個善於規劃的人。【史記疏證】是一個集體專案，專案組成員工作進度不一，張大可居中協調，自己寫稿、催稿、審稿、改稿，和出版社編輯溝通，解決編輯提出的問題，有條不紊。因不通電腦，張大可全憑手寫。因長期握筆進行高強度寫作，他右手食指嚴重變形，異於常人，見之者無不唏噓。張大可的老伴馬瑞端喜歡旅遊，她希望張大可知老服老，趁著身體還好，能與她一起周遊海內外，但張大可忙於【史記疏證】，屢屢推卻。十多年裏，日復一日，張大可重復著在老伴看來單調乏味的學術苦行僧工作，樂此不疲。2023年，【史記疏證】終於定稿，交付出版社，馬瑞端終於看到了希望，笑問張大可：「老張，你是否可以歇歇了？」張大可笑答：「快了，到2025年司馬遷2170周年誕辰，我卸任中國史記研究會會長，我就徹底休息。」
轉戰「六大史學名著」
張大可肯定無法履行對老伴的承諾。【史記疏證】只是他規劃的「六大史學名著」工程中的一種，他心心念念的「六大史學名著」工程沒有完成，他如何能停下來呢？
「六大史學名著」是指【左傳】【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資治通鑒】這六部典籍。20世紀20年代，曾有學者給歷史系本科生開列了【左傳】【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資治通鑒】這六部書作為必讀書目。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高校歷史系教學參考書【中國史學名著選】，也是這六部史籍的選本。張大可認為，這六部史籍可以稱之為「六大史學名著」。在他看來，只有既記述歷史事實又闡釋歷史過程的典籍，才是史學著作，僅記載歷史事實的典籍實質上是文獻典籍或資料組譯。劉知幾在【史通】中主張歷史要做到純客觀實錄，不能有作者的思考，批評【史記】中的「太史公曰」為畫蛇添足。而在張大可看來，正是因為有「太史公曰」，【史記】才稱得上是史學著作。司馬遷撰寫【史記】的目的是「成一家之言」，「一家之言」就是司馬遷對歷史的思考。孔子作【春秋】，以一字褒貶使亂臣賊子懼，這就是孔子的「一家之言」。左丘明以史實解釋【春秋】，【左傳】是中國史學的萌芽。【左傳】中的「君子曰」，啟迪司馬遷創作「太史公曰」。【史記】效【春秋】，不僅創立「太史公曰」，還「寓論斷於序事之中」。【漢書】【後漢書】【三國誌】以及【資治通鑒】均效仿【史記】，這四部書均有各自的「一家之言」，作者的史論貫穿全書。因此，【左傳】【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資治通鑒】這六部書稱得上是史學名著。
「六大史學名著」是中國傳統史學中的經典，如何讓經典「好讀」？張大可希望透過「六大史學名著」工程解決這個問題，他把這個工程定義為「全新樣式古籍整理」。就體例而言，這個工程包括六個方面：1.導讀，全面評介典籍全書內容、創作主旨及價值、作者事跡等內容；2.篇前「題解」或「大事提要」。解讀一篇之要旨或提示一卷之大事梗概；3.簡註，即用白話文註說文本字、詞、句的字面意義；4.語譯，把文言文轉譯成白話文；5.段意，置於篇中劃分的結構段的註文之後，提示要點；6.點評，置於篇後，或點評歷史人物，或介紹歷史大事，或進行文學鑒賞。就樣式而言，針對不同層次的讀者，這個工程設計了四種樣式：1.白話本。逐句「語譯」，是新式古籍整理最基本的普及樣式；2.文白對照本。在白話本上加入原典文本對照；3.新註本。有註無譯的整理本；4.註譯本。合新註本與白話本為一體。上述四種樣式的解讀，均包含「導讀」「題解」「段意」「點評」等內容，在張大可看來，這就是「全新樣式古籍整理」的亮點與特點。
張大可是個實幹家，他的「全新樣式古籍整理」是在【史記疏證】工程中總結出來的經驗。在【史記疏證】有序推進的過程中，他就有計劃地推出了四種【史記】整理本（【史記】白話本、【史記】文白對照本、【史記新註】、【史記全註全譯】）和四種【資治通鑒】整理本（【資治通鑒】白話本、【資治通鑒】文白對照本、【資治通鑒新註】、【資治通鑒全註全譯】）。張大可除獨立完成【史記】【資治通鑒】整理之外，還作為「六大史學名著」叢書的主編，統籌【左傳】【漢書】【後漢書】【三國誌】四部名著的整理工作，如此繁重的工作對年富力強的中青年學者來說都是苦差事，年過八旬的張大可卻甘之如飴。近年來，除了必要的學術活動，他足不出戶，全身心投入六大史學名著的整理工作中。
大學時代「硬讀」【史記】的經歷，磨煉了張大可的意誌，也讓他清楚地知道，閱讀史學名著有門檻，歷史專業的大學生都不易讀得懂，普通讀者更是望而生畏。如何讓史學名著「好讀」，讓年輕人能讀得懂史學名著、愛上史學名著？這是張大可一直思考、努力實踐的課題。司馬遷將【史記】「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等待後世知音與他產生共鳴，而張大可不僅自己要做司馬遷的知音，還要讓更多的人讀得懂司馬遷、讀得懂六大史學名著。在張大可看來，這是他們這輩學人必須完成的學術使命。
【光明日報】（2024年07月29日 11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