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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批國民黨特赦戰犯,其中10人選擇去台灣,他們結局如何?

2024-01-03歷史

最後一批特赦戰犯,選擇回台灣的十人現在有著怎樣的歸宿?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面對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彼時全國上下一片歡欣鼓舞,洋溢著喜慶的氣氛。在這熱鬧的烘托之下,有一些人的心情就異常沈重了。

這些人就是戰爭中被俘的罪犯。面對新中國的成立,他們心中激蕩的不是興奮,更多的是惶恐不安,不知今後自己的命運將是何走向。

但是後來歷史表明,新中國有著他國不能比擬的大國風範,從1956年中國首次釋放日本戰犯,到後來的1959年首次特赦國內的戰爭戰犯,再到1975年最後一批國民黨戰犯特赦完畢。中間陸陸續續對國內戰犯一共實施了七次的釋放,其中包括很多當年的一些國民黨高級將領。

在最後的一次國民黨戰犯特赦中,絕大多數人都選擇留在了大陸繼續生活,但是也有十位選擇回到台灣,與自己多年未見的家人好友團聚。

回到台灣的這十個人究竟最後怎麽樣了呢?今天老閆就來帶大家了解一下。正題開始之前,新來的朋友別忘了點點關註,這樣既方便回顧往期內容,又不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

中國首次釋放日本戰犯和國內戰犯

從新中國成立之初,在戰犯的問題上,毛主席就秉持著進行改造的原則。強調對於中國境內關押的戰犯,要不傷一人,不殺一人,不跑一人,在進行成功改造之後分批釋放。共產黨內部有很多人其實對於毛主席的這項原則不能理解,畢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像毛主席一樣有著寬闊的胸襟,將領風範。

尤其是在面對日本戰犯的問題上,那可是隔著家國之恨。但是站在長遠發展的角度上,為了新中國更好的發展,在國際舞台上有著更好的表現,有些仇恨就只能選擇放下。

於是在1956年,對於中國境內關押的第一批改造之後表現良好的日本戰犯,中國政府選擇了釋放。共計是355名日本戰犯從天津乘船回到了日本。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釋放戰爭罪犯,還是這些曾經給中華民族帶來過巨大傷害和恥辱的日本戰犯。

這一訊息一經傳出,全世界都為之震驚。新中國寬容的大國風範被世人們所稱贊。另外,其余在監獄裏的戰犯們也紛紛被這一訊息觸動。事實上,他們對自己犯下的罪行都心知肚明,一清二楚。所以很多人從來都沒想過自己還能活著出去,更別說是回到自己的家鄉和家人團聚了。但是如今中國的舉動讓他們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也決心好好改造。

1959年,新中國第二次進行戰犯特赦,這次的物件是第一批改造成功的國內戰犯。萬事開頭難,相比於第一次,這一次的釋放就順利很多,民眾在心理上的接受也就更容易了些。

當時的新中國經濟各方面也都逐步地穩定下來了,能夠更加從容處置戰犯問題。再加上國內戰犯很多都是國民黨高官,在此之前很少有和人民群眾有過直接的接觸,不像那些土匪惡霸,所以在百姓的心裏對其沒有太多的憎惡和反感。

另外早在1956年,中共中央正式確立了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在這種情況之下,想要透過和平的手段來實作戰線的統一,將敵人孤立瓦解,這些戰犯的處置就顯得十分重要。

這些被關押的戰犯都是曾經在國民黨中有著很高的地位,雖然如今被俘,但是其親信、部下等等都還在國民黨系統中,在台灣地區仍然是有著很大的影響力。如果為了圖一時痛快,將其殺掉則會起到很多的消極作用。

但如果適時地將改造之後表現還可以的戰犯分批次釋放,勢必會對很多人日後的選擇產生影響。

在這第一批戰犯特赦名單裏,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杜聿明。杜聿明曾經是黃埔軍校的第一期將領,在國民黨中那是絕對的權高位重,曾經是淮海戰役國民黨方面的實際指揮官。

1949年1月在陳官莊,杜聿明率領的徐州剿總主力部隊被全部殲滅,自己偽裝逃跑。但在潛逃途中被華東野戰軍俘虜,此後在「功德林」監獄裏度過了十年的時光。

杜聿明在剛開始被俘的那段時間,還是一個「硬骨頭」,甚至拒絕了陳毅元帥會見的命令。但是隨著杜聿明在改造期間治好了一身傷病,他的思想也開始發生了一系列的轉變。杜聿明早年間在國民黨任職期間,可謂是鞠躬盡瘁,這也使得他落下了一身的毛病,胃病、肺病等等都是極其嚴重,飽受疾病的侵擾。

在杜聿明在國民黨當職的期間,雖然是手裏握著實權,但是在國民黨系統中哪有體貼一說,所以當時蔣介石並沒有出資給杜聿明治病。

後來在改造期間,杜聿明治病的很多藥也都是從香港花重金買來的,都是美國進口藥,對於當時的新中國來說,這無疑是一筆巨款。

也明白了愛財的蔣介石為什麽不會出資給杜聿明治病了。共產黨如此的大度和關懷是杜聿明之前沒有料到的,杜聿明也不是那種不知感恩之人,在後來的病好之後,杜聿明就曾經說過,共產黨就是他的再生父母。如果當時不是共產黨花重金將杜聿明的一身傷病醫治好,杜聿明也許根本就等不到特赦的那一天,更別說後來活到77歲的高齡了。

後來特赦第一批國內戰犯的時候,杜聿明位於榜單之首令很多人都感到吃驚,畢竟他曾經是重要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中央在考慮是否可以特赦的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就是改造成果,而不是看重曾經的官職。

在特赦之後,杜聿明選擇留在了北京,和溥儀一起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工作,每個月領著100元的高薪金,另外還能享受公房的待遇。改頭換面的杜聿明後來又為新中國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勸自己的女婿回國。

在他特赦的第二天,杜聿明就給遠在美國的妻子寄去了一封信,在信中杜聿明寫到想要妻子回國同自己一起生活,另外他得知自己的大女兒已經完婚,而結婚物件正是著名的物理學家楊振寧。不久之後,楊振寧獲得了諾貝爾獎,杜聿明寫信表示慶賀,同時又隱晦地向其傳輸一些「政治問題」。

可以說後來楊振寧做出回國的決定,和杜聿明在中間的勸告離不開關系。

最後一次特赦全部釋放

緊接著,對第二批的45名國民黨戰犯、4名偽滿戰犯和1名偽蒙戰犯進行了特赦。在這四十五名獲得特赦的國民黨戰犯中,有範漢傑、李仙洲等不少曾經在戰場上叱咤風雲的人物;

後對61名國民黨戰犯和7名偽滿戰犯進行了特赦,廖耀湘和杜建時等人的名字出現在了第三批特赦名單中;

第四批特設戰犯有國民黨戰犯30名,1名偽滿戰犯和1名偽蒙戰犯。在後來的1964年到1966年,又先後特赦了共計53人的第五批戰犯和共計57人的第六批戰犯。

至此,一共有296名國內戰犯經改造完成後被釋放,開啟了自己的新生活。

在第六批戰犯之後,戰犯特設工作就停止了。從1966年到1971年這五年間,在東北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的尚未被批準釋放的國內戰犯,不僅沒有因為改造情況得到審理或者釋放,而且陸陸續續有一些人因為身體狀況病逝或老去,在種種情況之下,周總理也是對這批戰犯的處置問題感到焦慮,並且多次針對戰犯改造問題進行了批示,要求做好工作。

一直到1974年的12月,公安部向中央送出了【關於第七批特赦問題的報告】,在周總理審閱之後,又送到了杭州給毛主席過目。

對此毛主席做出長篇批示:在釋放戰犯的時候,要給他們開歡送會,多吃點魚、肉,還要給每人發一百的零用錢。另外還強調「每個人都有公民權,不要強迫改造」,說到:「都放了算了」。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中共中央決定將全部戰犯釋放。由當時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的華國鋒來負責執行相關工作。隨後華國鋒召集了「四長會議」,省公安局局長、統戰部長、法院院長和民政局長分別出席,部署了特赦工作。

最後確定了特赦戰犯共293名,並表示每個人都給到了公民權,有能力的安排工作,有病的治病,享受幹部待遇公費治療,不能工作的負責養,願意回台灣的支持回台灣,給足路費,去了之後想回來的,我們也隨時歡迎。

3月19日,特設戰犯們收到了最高人民法院頒發的釋放通知書。在撫順、西安、北京和濟南同時舉行了特赦儀式。3月23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葉劍英、華國鋒等人接見了第七批獲得特赦的戰犯,其中包括黃維、李九思、陳士章等人。在談話過程中,這些戰犯們一再的對共產黨的寬容表示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在這些293名戰犯中,有280多名提出想留在大陸生活,隨即毛主席便給他們安排了工作,住所等,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是考慮的很周到。另外還有十個人選擇回到台灣。

在這十個人當中,除了蔡省三是去尋找舊友,其他幾人都是想要回去探親。在這幾十年的監獄生活中,能夠再次見到自己的家人是他們活下來的動力,所以在再一次重獲自由的時候,他們表現出來的也都是對家人的思念。

在當時兩岸關系還是有些緊張的情況下,選擇回去台灣的這十個人在當時受到了很大的關註。在他們臨走前,中央在北京一個著名的烤鴨店為他們舉辦了歡送會,並向他們再次強調不要有心理負擔,回去和家人好好團聚好好生活。

4月13日,以張鐵石為首的十個人正式乘坐飛機離京啟程,飛機在廣州落地,然後十人再乘坐特快抵達深圳。在到達深圳之後,每人又領取了2000元的港幣和一套新的制服,以及一人一張往返的通行證。

這張通行證有著半年的有效期,在半年之內他們隨時都可以辦理入境簽證的手續。4月14日下午,這十位特赦人員跨過羅湖橋進入了香港,在橋邊向一路幫助他們的工作人員揮手表示感謝。

他們剛踏上香港的土地,就立刻湧來了很多記者,將他們圍在中間,爭著想要采訪他們。在他們從羅湖坐車前往九龍的路途中,記者們將過道車道等都擠得水泄不通。次日,全香港的各路媒體都在爭相報道這些人的返台訊息,對中國共產黨的做法表示贊許,對大陸和台灣的進一步發展關系表示看好。

台灣方面的做法

但是得知他們到達香港之後,台灣當局與媒體記者們態度截然相反。不僅沒有表現出絲毫的歡迎,反而透露出來了些許冷漠。這十位特赦人員,無論是從當年他們在國民黨內部的軍銜講,還是在關押前為國民黨的付出講,都是理應稱得上有功之人。

但是當他們到達香港七天之後,台灣當局仍然是沒有任何歡迎的表示。在那個時候,蔣介石的病故使得台灣當局面臨著一些調整。在這個敏感的時候,這些人的到來不免讓台灣方面有些遐想。他們猜測這十位特赦人員一定是帶了些特殊的任務前來。

對此,台灣方面表示,為了避免「特務」和「間諜」的入侵,台灣政府拒絕他們的入境請求。並表示如果一定要回台灣,只能以難民的名義向救濟會提出申請。

這一無理的要求當然是遭到了這十人的抗拒。雖然現在是特赦戰犯的身份,但在當年可都是國民黨中的領導人物,台灣當局的冷漠態度,讓他們不禁反思自己當年效忠國民黨究竟是不是正確的選擇?

台灣當局的態度已經十分明顯,雖然感覺到憤怒,但也是無可奈何。

雙方膠著了一個月之後,無論是在國際輿論的壓迫下,還是本國國民的勸說下,都沒能扭轉台灣當局的態度。最後,這十人只能暫時留在香港。值得慶幸的是,其中有幾個人已經和家裏人取得了聯系,甚至的家屬從台灣來到了香港,雙方時隔多年見了面。

但是不幸的是張鐵石因為感覺回到台灣和家人團聚的希望渺茫,在住處選擇了自殺。這使得其余幾人也都斷絕了回台灣的念頭。

其中陳士章、段克文、周養浩和王秉鉞四個人選擇去到了美國定居,蔡省三和王雲沛選擇先暫居香港,靜觀其變。剩余的趙一雪、楊南村和張海商三人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決定重新回到大陸。

回去之後,張海商被政府安排到了其老家武漢,擔任湖北省的政協委員。趙一雪去到了上海,楊南村回了自己成都老家,擔任四川省的政協委員一職。

張鐵石的骨灰在一些愛心人士的幫助下,最終被送回了台灣,由家人安葬,也算是圓了臨走前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