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底從延安動身，這一路上，又是坐船又是坐車還得徒步，累得灰頭土臉，疲憊不堪，等到了一支隊司令部的時候，已經是初秋啦。我們被安排在竹簀橋附近的茅草屋裏歇著好些天，等著首長接見，給安排工作。
雖說累得不行，可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好，還老是失眠。在延安那會兒天天盼著能早點上戰場殺敵，如今真到了抗戰敵後前線，馬上就要上戰場了，莫名的緊張纏著我。夜裏，躺在竹榻上，望著天空，聽著秋風把竹子吹得呼呼響，心裏亂得很。就我之前的經歷，搞學運、工運，做地下工作，還有獄中鬥爭……一場仗都沒打過。面對敵後復雜的政治軍事鬥爭狀況，以前那一套根本用不上，我能做啥呢？心裏完全沒底。聽說陳毅老總還要親自接見我，給我分配工作，心裏更是七上八下的。陳毅在北伐和紅軍時期就是戰功赫赫的將領，也是新四軍的主要建立人之一，在黨內軍內威望極高，聽說還特別嚴厲。他會跟我這個學生兵講啥，會讓我幹啥，我啥都不會呀。
一天大清早，我起得特早，在那坐著發呆。有個披著黃呢日本軍大衣的同誌進來了，這人臉膛黑紅，眉眼裏透著一股英氣，我還以為是要領我去見陳老總呢，趕緊就站起來了。他笑著問：「你是惠浴宇？——我是陳毅。」把我給慌得呀，又找凳子又想敬禮，都不知道先幹啥好了。他拽著我就坐在竹榻上，親切地嘮起嗑來。沒幾句話，我那緊張拘束的勁兒就全沒了。他那和藹又睿智的目光，一下子就把我的心給抓住了。他聽出我是蘇北口音，高興地笑了，說道：「蘇北人好！」我都不知道好在哪，就跟著他傻樂。他突然嚴肅起來，上下打量著我說：「行，就派你去江北，跟韓德勤對著幹！」我還當他開玩笑呢，就回了句：「行，我就去給他抓。」
他搖搖頭：「不是讓他抓你，也不是讓你抓他，你去蘇北組織武裝力量，把他這個頑固派擠走，咱們好在蘇北抗日。」我瞧他越講越嚴肅，心裏一急，脫口就說：「韓德勤自稱有十萬大軍，少說實打實的也有七八萬，我哪有那能耐對付他？單槍匹馬的，這不是去送死嘛！」剛說完，我就覺得不妥，頭回見面，就在首長跟前講這種喪氣話，首長該不會把我當成膽小鬼吧？我們幾個新同誌簇擁著陳老總走到屋外，圍在他身旁。
十月小陽春，暖風輕輕吹在臉上，陳老總滔滔不絕地說著，從黨中央「向敵後發展」的指示精神，講到新四軍開辟蘇中的戰略前景……我心裏明白，這些可都是機密的軍國大事，特別感激他能信任我們這些剛認識的學生兵。他自個兒掏腰包派人買了半筐烤紅薯，說道：「今天我做東，歡迎你們來敵後抗日。」大家就這麽邊剝紅薯邊接著聊。他向我們打聽延安的狀況，問我們延安現在都唱啥新歌？我不會唱歌，呂鎮中唱了幾首，陳老總拍手稱贊，一句一句跟著呂鎮中學。我們也跟著起哄，一直到太陽往西偏。陳老總走了以後，我們都特別感嘆，原來陳老總這麽和藹可親。
第二天，他再次把我叫去談了好久，詳細地詢問蘇北的各類狀況還有我在蘇北的社會關系，剖析蘇北的抗戰局勢，安排建黨的工作。他給我鼓勁：「你們在蘇北關系廣、情況熟，開展統戰工作有優勢，你有特別的便利條件，能幹出一番事業！當然啦，不是讓你立刻過江，也不是讓你一個人去。來了之後，先把情況摸清楚，學一學行軍打仗的本領……」
一頓山芋宴，一番長談，教咱們政策策略，讓咱們明白當下的形勢和任務，給咱們鼓足勇氣、增添信心，工作也都安排妥當了。這工作方法多巧妙靈活呀，這首長多好啊！我一下子開竅了，接著又暗自感到幸運：要是碰到個武斷些的首長，一見面我就把顧慮和惶惑表現出來，他把任務交給別人，那我就只能在江南的茅草屋裏長毛了。
陳老總騎著大青騾子，讓咱們隨軍行動。咱們這一幫學生兵跟在他身邊，聽他結合實際狀況，講解軍事知識。他給咱們打氣：「你們這些小知識分子啊，就是想得太多，啥本事都不是生來就有的，會打仗也不是娘胎裏帶來的！我參軍那會，朱老總還問我這個留法的洋學生會不會打仗？當時我確實不會打仗。我打仗的本事也是在實踐裏練出來的！」
幾個星期以後，我被派到挺進縱隊四支隊去當大隊指導員。那時候的「挺縱」是挺特別的一支部隊，司令員是管文蔚同誌。管文蔚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入了黨，後來被捕坐牢，輾轉到蘇州反省院，黨組織關系就沒了。抗戰爆發他出獄後，回到家鄉丹陽，趁著抗戰剛開始亂糟糟的，自己拉起一支大概一千多人的隊伍。這隊伍人員成分可雜了，有抗日青年、貧苦農民、愛國軍人，也有些流氓地痞、敗兵土匪，甚至還有特務漢奸。新四軍挺進江南後，管文蔚找陳老總，請求恢復黨籍，還想讓改編他的部隊。陳老總向黨中央請示，答應了他的要求，把這支部隊改成挺進縱隊，陸續派進去黨員幹部，建立黨組織，依照黨的建軍原則來改造部隊。
1938 年秋天，陳老總讓管文蔚派二支隊先過江，把江北的三江營、大橋一帶給控制住。誰知道二支隊司令方鈞過江後，就搞起了分裂，不聽「挺縱」的命令，自己說自己是「長江九省遊擊總指揮部」的總指揮。沒過多久，又成立了三支隊，選了跟方鈞有老交情的韋永義當司令，我當政治主任，呂鎮中當副主任，號稱有三個大隊，七大隊大隊長是焦勇，後來在曹甸戰役裏犧牲了；八大隊大隊長是韋石如，在大橋反「掃蕩」鬥爭中犧牲，指導員是鄭竹波；九大隊大隊長是謝惠成；支隊的軍需主任（後來還兼任大港稅務監督）是孫更舵。韋永義在方鈞倒黴的時候收留過他，方鈞同意三支隊北渡到江都縣大橋一帶，但是不讓進大橋鎮活動，也不給槍彈和給養，把咱們的活動限制在大橋周圍的農村，東西二十裏、南北十五裏這麽小的範圍裏。咱們的駐地是個叫花家蕩的小村子。
三支隊號稱有三個大隊，實際上連三百人都沒有，既沒被服，也沒糧草，穿著長袍短套，啥樣都有，武器更是差得不行。就在這占據著彈丸之地、困難多多的情況下，我們開辦了長江軍政學校，用來培養教育那些進步青年，開展統戰方面的工作，積極發展黨員，開始著手建黨的事兒。
孫更舵這個軍需主任那叫一個窮，啥都沒有。三支隊一過江，兩三百人的隊伍加上來投奔的年輕人都得吃飯，去江南指揮部要錢要糧根本不可能，只能自己想辦法。他跟著我去拜訪大橋的商會會長袁希伯，還有新老洲的地主樊陽太等人，袁希伯、樊陽太幫著我們趕緊籌錢，先把眼前的難關渡過去。後來再有緊急籌款的事兒，老是找他們，每次他們不是自己掏腰包，就是幫忙籌款，都能把問題解決了。袁希伯先是提議我們征收稅收，後來又提議征收田賦。他講，你們不征，那些專門打著抗日幌子亂來的軍隊（指國民黨頑固派）也會征，幹嘛便宜他們？孫更舵這個稅務監督，天天背著個布袋子去收稅，雖說收的錢不多，但總比沒有強，補貼日常軍需開銷，還挺有用。
樊陽太在新老洲有不少田產，是當地挺有聲望的一位紳士。他幫著咱們征收蠶稅，組織救亡捐款，後來成了咱們江北江南交通線上的關鍵一環。
進步青年王秉華的侄子王若愚，這人既是頑固的鄉長，又是大地主。經過咱們做工作，他說願意支持咱們抗日，從他家拿出一些，還以鄉長的名義籌集一些。咱們剛過江的前三個月，吃的用的，全被他、袁希伯、樊陽太等幾位開明士紳給包了。
王秉華陪著我先把大橋那一片熟悉了，當時那兒叫「三橋二蕩」，就是吳家橋、網子橋、三墩橋、焦家蕩、花家蕩。活動的範圍慢慢變大，影響也傳得更廣，靠這個廣泛聯系蘇北各個階層的人，吸納愛國青年，讓抗日隊伍壯大起來。有一回，我在網子橋那一帶活動，一個挺瘦的年輕人從泰州來找我，我問他咋知道我在這兒的？他說，是季愷告訴他的。季愷跟我是一起坐過牢的難友，出獄後在泰州李明揚那裏當聯絡參謀。他還說，他跟季愷是如臯老鄉。
當時，我跟季愷有了聯系。有個叫俞銘璜的青年，1937 年在五戰區李宗仁部駐地璜川秘密入了黨。台兒莊戰役結束，國民黨撤退，他不想逃到大後方，回到了江蘇，在泰州辦青年讀書會，把進步青年組織起來，還積極找黨組織。我急需一大批有點水平的幹部，可他的情況，跟我在延安碰到的一樣——一時找不到能證明他黨籍的人。我就用在延安的法子，勸他先重新入黨，等以後找到證明人再說。沒想到他很幹脆就答應了。他說能找到黨組織可太高興了，就盼著能早點在黨的領導下工作。我給他介紹，重新補辦了入黨手續。
咱們辦的長江軍政學校，搞了好幾期黨員的學習班，用來培養抗日骨幹。江都、泰興、泰州、靖江、高郵、如臯、揚中、揚州這些地方都有抗日青年跑來報名參加訓練，有不少積極分子被一批批秘密發展成了黨員。
1939 年春天，咱成立了黨的江都工委，由陳揚負責。呂鎮中去了高郵湖西愛國青年陳文領導的三路二團，還派金求真去泰興陳玉生的部隊，並且成立了泰興工委，又讓俞銘璜到泰縣那一帶活動，建立了泰縣工委。這三個縣的工委陸續成立的時候，積極又謹慎地讓大批抗日青年加入了黨。就像俞銘璜在郭村辦了一期訓練班，一下子就發展了十幾個黨員。吳仲邨、周郵、蔡公正、蔡公傑、黃雲祥、謝克西、盛堅夫、戴為然、李健、王秉華、湯池、嚴洛平等一大群同誌都是在那個時候入的黨，給蘇中建黨工作打下了基礎，也為中國共產黨在蘇中地區的大發展做好了重要的幹部準備。
許家屯拿了當時在淮南區工作的金明同誌的介紹信來找我，信中說明是黨員。我即派他去陳玉生部工作，兼任泰興工委副書記。當時急缺幹部，我也沒弄清楚他的經歷，或許他說了我沒註意，有金明的介紹信就足夠了。
工作了一陣子之後，當地群眾，尤其是知識青年，對咱們黨和軍隊有了挺深的了解。青年向來都是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主要力量，他們只要一接觸到共產黨的理論和實踐，馬上就迸發出極大的熱情和能量。有一回我去泰興鄉下的十裏甸看望黃雲祥、謝克(謝克西)領導的青年工作小組，瞧見他們居然在公開的地方掛列寧像，貼革命標語。
我訓了他們一頓：膽子太大，稀裏糊塗的，都不知道自己處在啥地方。他們好像還不太服氣。我懂他們的心思，我剛在海州入黨那會不也這樣嘛！我跟他們講起海州建黨初期的那些經驗和教訓，勸他們得按照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政策和策略來做事。
5 月的時候，陳老總過了江，聽我做了匯報，指示成立蘇中工委。由我來當書記，委員包括呂鎮中、金求真、俞銘璜、陳揚等人。陳老總跟我們說，得趕緊和泰州二李聯系，他自己準備去見他們。
那回鬧了個笑話。陳老總給我們安排工作的時候，村裏來了個走村串巷照相的。我們就說正好照個相留個紀念。
相片倒是當天就給我們了。沒想到過了一個多星期，江都高郵縣城裏敵偽掛出了我們的大照片，懸賞捉拿我們這些「共黨頭目」。那時候我們也知道保密把照片全部留下了，卻忘記要他留下底片。那個照相的人本來就是個敵偽特務。
陳老總在江南的時候，一直關心著蘇中抗日局勢的變化。有一回，他把江北的部隊跟地方領導幹部叫回江南來參加軍事會議。在溧陽的水西村，一時間來了好多負責幹部。我頭一次看到陳老總手下有這麽多厲害的人，尤其是那些主力部隊的軍事指揮員，雖說形象不同，穿著也不一樣，有的穿著繳獲的日本黃呢子軍裝，長馬靴鋥亮，有的穿著樸素的土布軍裝，上面還打著修補程式，可每個人都威風凜凜、精神十足，讓人看了既興奮又羨慕。就是在這次會議之後，陳老總給我交代了「抗日、聯李、反韓」的方針。也是在這次會議上，我認識了陶勇同誌（張道庸，解放後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東海艦隊司令員，授海軍中將銜）。我們倆一見面就很投緣，往後幾十年經歷了各種風風雨雨，雖然我在他領導或者指導下工作的時間加起來還不到兩年，但我們卻成了能同生共死的戰友。
我回蘇北那會，陳老總瞧出來我特別眼饞主力將領們帶的手槍，就把他自己的手槍給了我，還到處找了找，給了我一兜子彈。尋思怕我過了江不好找合適的子彈，又讓警衛員把槍裏的子彈結束來，裝我兜裏。警衛員撅著嘴嘟囔：「您自己當好人也就罷了，還拿我的。我有槍沒子彈，咋保衛首長呀？」陳老總講：「你這小鬼別這麽小氣！惠主任在蘇北弄槍彈肯定沒咱們方便！往後蘇北的局面開啟了，槍彈糧草啥都不缺啦。」
這時候，想要搞分裂去投靠韓德勤的方鈞二支隊，已經被陳老總派劉培善（解放後當過福州軍區政委，被授予中將軍銜）帶著主力的一部份過江給武裝繳械了。過江都好幾個月啦，我們頭一回進駐大橋鎮。日本鬼子在蘇北就占了南通、揚州、徐州這些少數城市，韓德勤占著興化，李明揚占著泰州，一些國民黨的雜牌武裝霸占著一些中小城鎮，名義上都歸韓德勤管，實際上誰也不管誰。蘇中有著大片大片遼闊的土地，特別是廣大的農村，等著我們去開發。在這麽大的範圍裏，我負責地方和部隊黨組織的建設工作，在這種復雜危險的環境當中，跟日、偽、頑進行面對面的武裝鬥爭，真讓我心裏發慌。我沒指揮過部隊，也沒做過部隊的思想工作，連「三大紀律八項註意」的具體內容都說不太明白。
陳老總知道了我的難處，讓劉培善同誌帶一小支隊伍暫時留下指導工作。劉培善可是老紅軍，還是湘贛邊區那艱苦卓絕的三年遊擊戰的領導人物之一。我早就聽說過他。這回碰到了，天天在一塊，吃飯在一桌，睡覺在一室，雖說就短短幾個月，可真是有種相見恨晚的感覺。他跟我一樣，喜怒哀樂特別強烈，也是個嚴肅的人。他單獨跟我在一起時，會聊紅軍的鬥爭過往，聊部隊的政治工作，聊黨的群眾工作……說起勝利，那高興勁兒藏都藏不住；說起挫折，痛心惋惜得不行。就因為這，我的視野開闊了，思路也開啟了。在他的幫忙下，咱們這支窮得不行的隊伍，很快就燃起了蘇中抗日的戰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