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張學良東北軍去向真相電報揭曉。
在九一八事變後，國際聯盟曾派出調查團，經過一年多的調查後發表了著名的「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報告顯示，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日軍兵力不超過2.5萬人，而國府在東北的邊防軍編制高達30萬人，其中包括步兵、騎兵、炮兵、空軍和海軍等，兵力優勢十分明顯。
那麽，為何在事變當天，國府的這支龐大軍隊卻無法阻止日軍的進攻呢？直到1931年9月18日，東北軍的大部份駐軍仍駐紮在北滿和中蘇邊界，而南滿地區的東
截至1931年9月18日，東北軍大部份集中在北滿和中蘇邊界，而南滿的東北軍則主要部署在錦州走廊、遼北興安以及延邊地區。
東北軍沈陽、長春一帶的核心地區由炮兵第十九團、第二十三旅、第二十五旅、第七旅以及黃顯聲將軍率領的警察部隊構成，用紅白箭頭標識。
相反，日軍將所有部隊部署在了長春到大連、沈陽到丹東的鐵路沿線，因為控制了這條鐵路，來自「北方鄰國」的日軍可以不斷湧入沈陽。
日軍單位中有兩支直接支援沈陽的國軍，分別是東邊鎮守使於芷山的省防旅和駐大虎山的第十九旅。此外，通遼有一個騎兵旅、昌圖以西有一個步兵旅，可以有效地切斷日軍的交通線。
然而，除了這些部隊外，錦州走廊地帶的駐軍也非常重要。如果從錦州抽調軍隊，日方在天津、秦皇島的駐軍也會有所行動，而且由於日軍控制著海洋，還可以透過突然登陸切斷整個關外國軍的退路。
由於日軍可能從多個方向進行登陸和反包抄，因此在事變後的一系列戰鬥中，錦州的東北軍面臨著極大的壓力，甚至難以自保。
為了增強防禦，他們決定將通遼騎兵旅調回錦州進行增援。
東北軍能否從中蘇邊境調回來應對戰鬥呢？從地理位置看，新義州到沈陽只有230公裏，而哈爾濱到沈陽卻有580公裏，長春也有270公裏；齊齊哈爾到沈陽更是740多公裏，長春也需要500公裏。
因此，盡管戰鬥在中國領土上爆發，但相比於東北軍，日軍卻占據了更近的地理位置優勢。
在現代戰爭中，只依靠人數優勢是遠遠不夠的。即使數量相同的部隊，由於裝備、訓練和指揮的差異，戰鬥力也會大相徑庭。
在1940年11月26日的日記中，國府的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寫到：「徐州會戰以來，我一直使用五師對抗一師，但總覺得力量不足。
近半月中已經有兩三次收到了敵方的小冊子，上面記載了他們的用兵情況，說他們的兩個大隊可以抵得上我一師，每營可以抵我四營半，一師可以抵我六師。」
抗日戰爭初期，中國國軍在1940年對日軍作戰時，即使有3年抗戰經驗、全民動員和蘇聯援助的武器，依然需要6個師才能對抗日軍1個師。
然而，九一八事變爆發時，留在東北地區的國軍大多為治安部隊，素質參差不齊，且部份部隊已經被日寇滲透。在事變爆發後，一些守軍甚至叛國投敵，導致東北軍的抵抗大受影響。
此外，東北軍的主力部隊在關鍵時刻卻不在東北，而是在華北監視其他軍頭。這與1928年張學良支持蔣介石、率領10萬東北軍入關進行「武裝調停」有關。
但是，1931年，蔣介石卻突然扣押了立法院長、國黨元老胡漢民，導致東北軍的主力部隊無法在關鍵時期及時支援東北。
胡漢民是誰呢？可以說，孫中山先生在生前是大元帥時，只要離開廣東，就會由胡漢民來代理大元帥，代行孫先生的職權。
因此，在國府內部，胡漢民的地位極其重要，蔣公在他面前可以說是小字輩。畢竟，擊敗了馮、閻等地方實力派，高層又有胡漢民這種級別的大佬坐鎮，國府初步有了穩定的跡象。
但是，蔣公僅僅因為胡院長拒絕倉促制定「約法」，阻撓了自己競選大總統的道路，就悍然扣押國家首腦，相當於國府內部丟下了炸藥包。
要知道，一個國家要避免內戰，最重要的是各方勢力不能用武力破壞規則，老蔣使出這麽低階的手段，其他國府大佬也就不得不摸摸後腦勺了——今天他能扣胡漢民，明天會不會打我一悶棒？
在這種危機感的逼迫下，原本已經奄奄一息的反蔣勢力重新集結起來，以兩廣為根據地組織了「廣州國民政府」，宣布南京政權非法，從而鬧出了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寧粵分裂」，剛剛安定下來的國家又一次陷入了分裂狀態。
日本人看有機可乘，連忙用日軍飛機把中原大戰後逃到大連、一直躲在日租界的閻錫山送回了山西，準備策動晉綏軍起事，華北的石友三也開始蠢蠢欲動，準備響應兩廣。
在北方即將陷入大亂之際，老蔣無奈地寄希望於少帥的出手。為了應對華北的危機，九一八事變前兩個月的7月12日，蔣公致信張學良，強調現在不是對日作戰的時候，希望他能抽調部隊全力應對。
老蔣於7月13日下達指令，要求張學良、劉峙等人盡快做好平叛的準備工作，同時希望陸海空軍副司令張少帥留在華北地區負責一切事宜。
與此同時，蔣公卻將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江西的紅軍圍剿中，把整個北方都交給了東北軍來維持。
蔣手書指示，石部已做好全面準備，請副司令（張學良）主持一切。當時，石友三的兵力高達13萬人，晉綏軍也有所動作，駐紮華北的10萬東北軍顯然不足以應對。
因此，張學良不得不再次調動關外部隊。截至1931年7月，已有十一個步兵旅、4個騎兵旅入關，張學良的嫡系部隊幾乎全部調往關內。
可以預見，如果沒有這些部隊的增援，即使不能完全阻止日寇的侵略，但至少可以阻止漢奸於芷山、張海鵬等人的行動。
石友三舉事，平津面臨威脅，張學良出兵平叛，十天內成功擊潰叛軍。雖然戰局迅速解決，但晉綏軍脫離掌控，華北局勢依然緊張。
東北軍無法立即回歸，家中只能采取空城計應對。
蔣委員長親自向張少帥表功：討石戰役僅用不足一個月就宣告平息，我兄長指揮若定……然而，當時國民政府的電報密碼已經被日本人破譯，所以這個空城計也無法實行。
9月12日，日本方面截獲了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發給東北各地的密電，這封著名的電報要求：「無論日本方面采取何種行動，此時我們都應保持冷靜，千萬不可輕率行事，導致戰端開啟」——這一來，日本人不僅很清楚東北地區的兵力空虛，而且掌握了「不準抵抗」的命令，因此他們有了絕對的成功把握。
在這樣強烈的誘惑面前，關東軍如果不發動事變才怪呢！
在歷史的舞台上，某些人總喜歡搞雙標。對於蔣公的功績，他們稱其「統一了中國，結束了軍閥混戰的局面」，但在九一八事變時又說他不抵抗，把責任推給張學良。
然而，如果我們跳出事變當天，回看當時幾個月發生的事情，就會發現張學良才是真正的大冤種。他為了支持蔣公，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甚至把自己的老家也拱手讓給了日本人。
這一切的根源，就是蔣公為了自己的派系私利，容不下任何與自己不和的人，無論是中國共產黨、地方實力派，還是高層的政客。
他一旦遇到反對就用手段排除異己，這導致了國家的分裂。而那個「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並不只是針對中國共產黨的，任何擋了蔣系集團權力道路的人都會被安排。
例如在1931年7月23日的演講中，蔣公明確表示：「要攘外必先安內，去腐才能防蠹。……所以不先消滅赤匪，恢復民族的元氣，就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的統一，就不能攘外。」
作為一個買辦政權的代表，蔣公的任務就是幫助帝國主義掃清經濟侵略的障礙。在實作「清一色」之前，他不會抵抗侵略，但問題是，他是否有能力速戰速決呢？
如果消滅了廣東，還有四川、山西、桂系，甚至張學良，所謂的「安內」何時才能結束呢？1931年8月，原本應該用於抵抗侵略的國防軍被派去打內戰，結果9月侵略者就奪取了東三省，這是一個嚴重的教訓。
然而，9月22日，當山東國軍報告日軍有從海上入侵煙台的跡象時，蔣公的反應卻是命令守軍「如果日軍登陸，我們就在一個地方劃出防線，堅定防守，等待中央的命令，此時要忍耐，堅定，冷靜防守」。
在山東守軍報告日軍登陸跡象和蔣介石下令不抵抗的手書的同時，青島的國府海軍也接到了全部撤離的命令。撤離的原因是因為如果在青發生意外，集合在塘沽將在各國軍艦的監視下較為安全。
在這種情況下，陸軍撤走、海軍跑路，不禁讓人質疑民國養軍的意義何在。
蔣公曾下令海軍撤退，並表示要"劃出一地"。9月25日，他向山東國軍發電，指示將防線布置在濰縣，這意味著將青島、煙台等地劃到了防線之外，準備送給日軍。
他一邊強調要"嚴陣固守"，一邊又要"劃出一地"，這種玩弄文字、口是心非的行為讓人感到失望。
不知道膠東、山東以及中國哪些地方可以被贈送呢？
如果繼續遵循錯誤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原本的濰縣（藍色箭頭）和蔣的退讓線（藍色虛線）將會被侵略者再次侵占，數以萬計的領土和民眾將落入敵手。
這確實應驗了那句古話「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然而，慶幸的是，國府內部的地方實力派終於在持續的沈淪後，用一場驚世駭俗的西安事變，向南京政權發出了最後的警告，促使他們開始反省自己的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