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鵬澄清與周恩來的真實關系，否認養子說。
周總理與鄧穎超這對革命伴侶，共同度過了他們的一生，為了革命，他們經歷了很多困難和挑戰，其中最讓人遺憾的是，鄧穎超因為革命的需要，終身無法生育。
然而，他們仍然堅守在革命的道路上，這使得他們的生活充滿了意義和價值。
兩人均對孩子充滿關愛，因此，多位老一輩革命家在辭世前都曾向周總理提出過讓孩子由其撫養的想法。其中，有一位受周總理親自培養的孩子，長大後不負眾望，成為了新任總理，他就是李鵬。
周總理和鄧穎超對他的疼愛是眾所周知的，但他卻聲稱自己並非周總理的養子。那麽，事實究竟如何呢？
1925年8月8日，周恩來與鄧穎超在廣州喜結良緣。雖然他們曾有機會擁有自己的孩子，然而在婚後僅三個月，鄧穎超便發現自己懷孕了。
當時正逢國共首次合作，新婚不久的周恩來奉命與蔣介石一同前往汕頭。而鄧穎超則獨自留在廣州協助何香凝推進婦女工作。
鄧穎超在發現自己懷孕時，內心充滿了歡喜，但轉念一想，她又感到了憂慮。那個年代的局勢異常復雜，她實在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去照顧一個孩子。
於是，鄧穎超果斷地決定自己處理這個問題，她沒有和周總理商量，而是決定服用打胎藥。
周總理得知此事後既憤怒又心痛，他真的生氣了，好幾天都不願與妻子交談，獨自承受著內心的不快。晚年，鄧穎超回憶說：「那時我年輕無知，莽撞行事，跑到街頭攤販那裏購買打胎藥。
當時我的母親也在梅縣，她並不懂中醫，結果吃了那種藥，讓她受盡了煎熬。」
總理當時的憤怒是有道理的。在1926年7月左右，鄧穎超又懷孕了。這次，她學到了教訓，決定將這個革命的後代生下來，尊重小生命的權利，好好養育孩子，讓他成為革命的繼承人。
年底，周總理收到了前往上海的通知，中央工作群組織部的秘書職責落在了他的肩上，而此時他還擔任著中央軍委書記的重要職務。
盡管鄧穎超已經懷胎五個月，但周總理經過深思熟慮後，決定先前往上海，畢竟中央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嶽母一定能夠妥善照顧妻子。
在那段日子裏，周總理在上海投身工人武裝起義，工作繁忙得連飯都顧不上吃。但他總是抽出時間，寫信詢問妻子的狀況，只要得知一切順利，他的心才得以稍作寬慰。
盡管預產期已到，鄧穎超卻在分娩時遭遇了難產，胎兒整整三天三夜都無法順利產出。在現在，難產可能算不上什麽大問題，但在當時，這確是威脅產婦生命的嚴重問題。
鄧穎超只有23歲，她懷揣著未完成的夢想和使命，怎能在關鍵時刻放棄生命？
雖然助產醫士嘗試了各種催產方法，但由於嬰兒體重達到了8斤，最後不得不使用產鉗夾住頭顱硬拖出母體。遺憾的是，盡管醫生盡力而為，但仍然無法保住孩子的生命。
鄧穎超看見她歷經三天三夜辛苦生下的男嬰，瞬間淚流滿面。然而，孩子卻彎曲著身軀，耷拉著小腦袋，已經沒有任何動靜。
這對夫婦失去了他們的第二個孩子，但是他們知道，生活還將繼續，他們在接下來的日子裏並不孤單。
鄧穎超在還沒從產房出來的時候，上海就發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由於工作繁忙，她上次流產並沒有恢復好身體，這次又早早地投身到革命活動中，經歷了長途顛簸，還因為難產導致大出血，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療，因此身體已經被徹底搞垮了。
周總理總是安慰鄧穎超：「沒有孩子也沒有孩子吧！我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無盡的革命事業中！」因此，他們把所有的時間都投入到革命事業中，一心一意。
周總理夫婦在延安時期收養了多位孩子，其中包括孫炳文的女兒孫維世、葉挺的女兒葉揚眉以及王戍等人，他們對這些孩子都付出了無私的關愛和撫養。
1931年9月5日，李碩勛在海口壯烈犧牲，為革命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的犧牲給家人帶來了巨大的打擊，妻子趙君陶和兒子李鵬只能相依為命。
為了生活，趙君陶帶著兒子輾轉來到了四川成都，開始了長達7年的異地生活。
1938年底，趙君陶終於與黨組織恢復了聯系。不久，地下黨員便告訴她：「旅館中有一重要人物想見你，請您速去。」
那位尊貴的客人正是鄧穎超，她代表周總理前來與趙君陶接洽，希望能將她與孩子帶到重慶，那裏更安全。
為保證安全，鄧穎超先帶走了趙君陶，而李鵬留在了外婆家。直到1940年秋天，李鵬才得以第一次與周總理相見。
在育才學校的求學生涯中，他接到了一個改變他人生軌跡的通知——前往延安。在黨的優秀幹部鞥英超的帶領下，他匆匆趕往重慶，來到了位於曾家巖50號的周公館。
在那裏，他和其他烈士子女一樣，稱呼二人為「周伯伯」和「鄧媽媽」，開始了新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