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2月6日，民國冊封專使陳箓轉交了民國總統袁世凱，贈給哲布尊丹巴及其妻的總統像、翡翠朝珠、金打橫表、銀景泰藍爐瓶、金珠首飾、緞匹等8種禮品。
1916年1月10日，外蒙古官府通知陳箓：哲布尊丹巴及其妻特派司法長車臣汗那旺那林、兵務副長郡王劄木彥多爾濟等，進京奉呈民國總統貢品。
哲布尊丹巴夫婦的貢品計有大黃哈達2方、貂皮8張、駱駝4匹、白馬黑馬各4匹。車臣汗等人沿途由中央政府軍護送，「在京極蒙優待」，於1916年4月中旬回到庫倫。
哲布尊丹巴此次入貢雖未按照清代的「九白之貢」慣例辦理，但它標誌著中央政府與外蒙古的關系有所改善。
1、外蒙古與俄國的嫌隙
外蒙古官府決定車臣汗等人入貢未與俄方磋商，俄國政府很不滿意。俄國外交大臣沙查諾夫指示駐庫倫代表密勒爾向庫倫當局指出：
「在他們同中國人之相互關系問題上（在該問題上蒙人應感謝我們）事先不同您商量便做出決定很不禮貌。」
車臣汗等人到達北京以後，俄國駐華公使庫朋斯齊密切監視著他們的言行。庫朋斯齊在會見車臣汗時，給他打預防針，挑撥離間，說北京政府可能會向他做出保證，北京政府想用花言巧語迷住庫倫當局，實際上竭力使「在俄國影響下獲得的外蒙古自治失去意義」。
俄國方面的反應從反面證明車臣汗等人進京呈送禮品，具有促進中央政府與外蒙古關系的作用。
此後，哲布尊丹巴幾次遣使赴京覲見民國總統，呈送禮物。這些往來促進了雙方的關系。
科布多地區的厄魯特蒙古王公雖在庫倫當局的誘脅下，於1912年夏參加了外蒙古「獨立」活動，但堅決從事分裂活動的王公是少數，多數人只是隨波逐流。有些王公對庫倫當局的某些措施不滿，企圖另尋出路，遂透過新疆省當局與北京政府聯系。
1912年俄兵和喀爾喀蒙兵圍攻科布多城時，科布多地區杜爾伯特蒙古達賚汗圖們德勒格爾紮布的父親噶勒章那木濟勒，派人秘密前往阿爾泰，致電北京請求援助，並積極設法救護內地商民。
科布多地區被庫倫當局控制後，劄哈沁貝勒棍布倭齊爾、鎮國公達三寶一面對庫倫當局虛與委蛇，一面秘密與新疆省當局聯絡，表示願意歸順中央政府。【中俄蒙協約】規定科布多地區劃入自治外蒙古，該地厄魯特蒙古一些王公感到失望，先後派人前往新疆，請求中央政府封給爵位、發給俸祿。
新疆省長楊增新轉報北京，北京政府即封給爵位，俸祿則由新疆省墊發。
1916年，左翼杜爾伯特中上旗紮薩克納楚克多爾濟向新疆省當局請爵領俸。
北京政府獎給他一等嘉禾章，賞銀5000元。
此後兩年間，派人向新疆省政府表示願意歸順中央政府的科布多厄魯特蒙古王公有左翼杜爾伯特中左旗紮薩克薩木當劄木吹、右翼杜爾伯特中前旗紮薩克巴噶圖爾、左翼杜爾伯特中前旗紮薩克圖們巴雅爾、左翼杜爾伯特中下旗紮薩克明珠爾多爾濟、左翼杜爾伯特中後左旗紮薩克阿拉喜。北京政府駐科布多佐理專員註意與這些王公聯絡感情、發展關系。
於是，在科布多的厄魯特蒙古地區，慢慢地出現一股歸向中央政府的潛流。
2、唐努烏梁海的矛盾
1914年俄國以「保護」名義將唐努烏梁海變為自己的殖民地，直接侵害了外蒙古統治集團的利益，庫倫當局對此耿耿於懷。
1915年8月，庫倫當局派加漢曾呼圖克圖與俄國駐庫倫總領事交涉唐努烏梁海問題，歷時半年之久，無有結果。
1916年4月25日，外蒙古自治官府向俄國駐庫倫總領事遞交了一個長篇照會，其中說，根據中俄【聲明檔】和【中俄蒙協約】，唐努烏梁海在外蒙古區域之內；1913年夏季以來，俄國烏斯地方官勾結唐努旗喇嘛那旺等奸人，勒令唐努烏梁海人民歸順俄國，嚴重破壞了當地人民的安定生活。
外蒙古自治官府曾多次照會俄國政府，請求俄國政府制止其邊境官員的非法活動，俄國政府總是置之不理；目前那旺等人與持械俄人勾結一起，變本加厲地勒迫當地人民歸順俄國，唐努烏梁海官民忍無可忍，紛紛要求外蒙古自治官府速派官兵前往，將那旺等人拿獲嚴懲，安定邊民；外蒙古自治官府準備派兵前往查拿，請俄國政府將與那旺狼狽為奸、在唐努烏梁海逞兇滋事的俄人「迅速緝獲審辦」。
這個照會聲稱準備訴諸武力，向俄國表明了堅決要收回唐努烏梁海的立場，又從唐努烏梁海地方奸人與俄國不法地方官相互勾結滋事擾亂、外蒙古自治官府準備派兵查拿罪犯立論，給俄國政府留了一個台階。
庫倫當局想以強硬立場迫俄讓步，使其主動撤出唐努烏梁海。
沙皇政府駐庫倫總領事於5月11日復照外蒙古自治官府說：
唐努烏梁海是否屬於中國，早在外蒙古「獨立」之前就有爭議；【中俄蒙協約】並未在唐努烏梁海問題上賦予外蒙古什麽權利，他堅決反對外蒙古官兵進入唐努烏梁海，庫倫當局只好「暫行停止派兵前往」。
3、中蒙雙方的「配合」
中國駐烏裏雅蘇台佐理專員陳毅到達任所以後，唐努烏梁海官民很快向中央政府代表伸出了求救之手。
1916年3月，唐努烏梁海克穆齊克旗總管巴彥巴達爾呼派代表來到烏裏雅蘇台，向陳毅報告了俄人強占唐努烏梁海擾害當地人民的情況，請求政府設法援救。
稍後，烏裏雅蘇台的內地商人請求政府設法保護在唐努烏梁海的內地商業企業。外蒙古紮薩克圖汗部中左翼左旗杜爾赤王那木凱章禪也致函陳毅，反映唐努烏梁海人民的苦難，說明外蒙古自治官府無力救護，望中央政府速想辦法。
陳毅於1916年5月咨呈北京政府外交部，轉報上述人等反映的情況，請求中央與俄國進行交涉。北京政府決定采取一點行動，爭取挽回一點主權。
外交部致函駐庫辦事大員陳箓，請他根據【中俄蒙協約】第七條「向外蒙提議在唐努烏梁海添設佐理員，以期為事實上之補救」。
外蒙古自治官府於1916年8月復文陳箓，同意中央政府在唐努烏梁海添設佐理專員並駐衛隊50名。
北京政府決定由陳毅兼任駐唐努烏梁海佐理專員。陳毅認為，俄國駐兵於唐努烏梁海，中國以烏城佐理專員兼理唐努烏梁海的決定未取得俄國同意，烏城佐理專員如前往辦事，俄國必然阻撓，「萬一滋生轇轕，益於前途有礙」。他「電辭兼理，請添設專員，否則緩辦」。
北京政府外交部感到陳毅所言「亦屬實情」，遂決定將此事與俄國政府協商後再行舉辦。
1917年1月2日，外交部致函駐俄公使劉鏡人，令他就此事與俄國政府協商。
劉鏡人於1917年2月11日與俄國外交部負責人交涉此事，俄方堅決反對中國在唐努烏梁海添設佐理專員，並說俄國政府擬與外蒙古自治官府談判劃界事宜，「俟界務辦妥後，再行談論」。
北京政府接到劉鏡人的報告，認為俄國向外蒙古官府提議劃定唐努烏梁海與外蒙古其他地方的界線，違背了中俄【聲明另件】、【中俄蒙協約】關於外蒙古政治土地問題應由中俄協商外蒙古亦得參與的規定，事關重大，不能容忍，令劉使向俄國提出正式抗議。
隨後外交部將此事告知陳箓，讓他轉商外蒙古自治官府，「對於烏梁海地方與我取同一看法，根據歷史認為在外蒙古自治區域之內。其劃界事宜，應按照條約辦理，萬勿徑與勘劃界線，以免俄人借端覬覦」。
陳箓遵照指示於1917年4月8日行文外蒙古自治官府：「烏梁海土地宜堅認為外蒙古區域，勿與外人徑行勘劃。」
外蒙古官府非常贊同中央政府的主張。
4、十月革命的作用
此時尼古拉二世的王冠已經落地，臨時政府執掌俄國政權。外蒙古自治官府於4月29日再提前案，照會俄國駐庫倫總領事阿羅夫，要求將唐努烏梁海地方歸還給外蒙古。
俄國臨時政府對唐努烏梁海的政策與沙皇政府毫無二致。
1917年6月3日，俄國臨時政府外交部長捷列先科指示阿羅夫：
「就烏梁海問題同蒙古官員進行解釋性談話時，繼續保持原來的行動方式…俄國政府要斷然打消把恰克圖三方協約第11條說成蒙古政府對烏梁海地方提出要求的依據的企圖」，並說什麽「中國政府無法證實對烏梁海的權利」。
與此同時，俄國采取措施，鞏固其在唐努烏梁海的殖民統治。
1917年6月，俄國官員在唐努烏梁海逼迫各旗總管交出清朝舊印、發給俄印，勒令各旗派員參加俄京國民會議。在此情況下，巴彥巴達爾呼於1917年六七月兩次向烏城佐理員遞送呈文，並派克旗大喇嘛達克丹親至烏城求救。北京政府透過中國駐俄公使和俄國駐華公使，向俄國臨時政府提出抗議，要求俄國同意中國在唐努烏梁海設立佐理專員。
這一輪交涉一直持續到1917年10月底，俄國臨時政府不肯讓步。
沒過幾天，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交涉中止在設定唐努烏梁海佐理員交涉中，北京政府采取了承認唐努烏梁海為外蒙古自治區域之一部份、中國政府只派佐理專員的策略方針。
當時俄國國內尚未大亂，中國政府在外蒙古無有駐軍，北京政府在唐努烏梁海問題上只能提出有限的目標。北京政府采取這一立場，使它與外蒙古自治官府在唐努烏梁海問題上有了共同利害。
設定佐理專員的交涉雖然無果而終，但它使北京政府與外蒙古官府之間的關系密切了一些。
5、北洋政府與外蒙古關系的走近
中國政府駐外蒙古的官員，在戰時環境下努力宣示中國對外蒙古的領土主權，按照國際法處理外蒙古的涉外事務。陳箓到達庫倫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已進行一年有余。當時俄國將俘獲的一些德軍官兵押至恰克圖俄國軍營監禁。
中國是中立國，有些德軍官兵逃到庫倫，陳箓按照國際法予以收容。俄國總領事要求陳箓交出逃來的德國俘虜，陳箓予以拒絕。
在經濟方面，北京政府經過與外蒙古自治官府交涉，在庫倫設立了中國銀行庫倫分行。
19世紀後半期，隨著外蒙古地區中俄貿易日漸發達，俄幣大量輸入，「幾操左右市面之權…外蒙財政半由俄人掌握」。清政府曾於庫倫設立大清銀行分行，以圖補救。1911年外蒙宣告「獨立」，「該行因而歇業，市面貨幣復在俄人壟斷之中」。
1915年俄資「蒙古國民銀行」的開辦更加強了這種壟斷。十月革命後，俄國陷入內亂，通貨膨脹，幣值驟跌，受其影響，外蒙「物價奇昂，較之內地價格，高至數倍，甚有達10倍以上者」。
外蒙古金融混亂，財政危機，中國內地商人損失極為巨大。陳毅就任駐庫大員後，與外蒙古自治官府磋商，簽訂合約，以免除外蒙古官府所屬盟旗及沙畢地方從前以印文向清朝戶部銀行押借之舊債的歷年利息為條件，換取外蒙古官府同意在庫倫設立中國銀行分行。
該【合約】規定：外蒙古官府所有政府收入支出，可用中國銀圓或銀行紙幣結算。雖然該分行的紙幣發行額只有七八十萬元，然中國中央政府終於可以對外蒙古經濟施加一定影響了。
【中俄蒙協約】簽訂後的兩年間，中國內地與外蒙古的商品貿易有所發展。
根據俄國資料，1915-1917年間，外蒙古出現了70個新的中國公司；1915-1916年間中國內地與外蒙古的貿易額達到4500萬~5000萬盧布，超過了1909-1910年中國內地與外蒙古的貿易額。
中國內地與外蒙古之間距離遙遠，沿途又多為沙漠戈壁，過去運輸全靠駱駝牛馬，交通很不方便。在駐庫大員陳毅的提倡下，商人景學鈴等集資10萬元，購車10輛，成立了「大成張庫汽車公司」，經營張家口至庫倫的運輸業務。北京政府交通部見大成汽車公司效益良好，隨即添設了西北汽車公司，中國內地與外蒙古的交通運輸狀況有所改善。
在【中俄蒙協約】有關規定的基礎上，1916年1月，中俄蒙三方在庫倫簽訂電線合約，原烏得、叨林兩電局移交外蒙古自治官府。在陳箓的建議下，外蒙古官府留用了該兩電局7名內地專業人員中的4名（同時聘用俄國專業人員2名)。當時庫倫內地商人開有店鋪500多家，商人6000余名。
在陳箓的指導下，庫倫內地商人成立了商會。
陳箓與庫倫當局交涉，取消了原先向內地商民征收的人頭稅及房屋稅。
根據【中俄蒙協約】，中國政府駐紮庫倫辦事大員及各佐理專員有權處理在外蒙古的中國內地公民之間發生的民刑訴訟案件，以及發生於俄人和中國內地公民之間、外蒙古人和中國內地公民之間而內地公民為被告的案件。
庫倫辦事大員公署及各佐理員公署內設有專理訴訟的官員和監獄官以及監獄。陳箓任職庫倫一年半多，處決內地公民中的殺人犯9名。
外蒙古金礦中有幾千名中國內地礦工，有些盜匪混跡金礦附近，命盜之案頻繁發生。陳箓與俄國總領事和金礦總管商定，委派監工2名前往駐紮，處理輕微案件。
6、「走近」的背後
【中俄蒙協約】簽訂後外蒙古所實行的「自治」，實質上是在俄國支持下的分裂割據，「自治」外蒙古實際上成為一個半獨立的國中之國。北京政府駐庫倫辦事大員的實際職權基本上相當於駐庫倫的大使。
駐庫辦事大員設立初期，「外蒙受惑甚深，蒙事殊難措手」。清朝駐庫倫辦事大臣衙門被外蒙古官府財政部占用，俄國顧問戈金入住其內。
北京政府駐庫辦事大員公署房屋窄小，陳箓屢次向外蒙古官府交涉，要求歸還清朝庫倫辦事大臣衙門房舍，庫倫當局總不答應，北京政府只好撥出款項另建辦事大員辦公大樓。
科布多舊城與城外中國內地商家營業區在1912年夏的戰爭中半付劫灰，殘留房屋被俄國領事、俄兵和俄商占住，這一大片地方被劃為俄國貿易圈。自1916年起，北京政府駐科布多佐理專員、駐庫辦事大員，多次與俄國駐科領事、駐庫總領事和庫倫當局交涉，要求收回屬於內地商民的房產，無有結果。
直至1919年，北京政府駐科城佐理員及其衛隊仍「靡所棲止，日浮沈於荒涼戍次之中，殊失真於國家體面」；在科布多的內地商民則「瑣尾流離，不堪言狀」。
1916年夏，駐庫辦事大員陳箓請求辭職，北京政府於8月初任命陳文運繼任。陳文運曾任騎兵旅長，1913年曾在內蒙古剿匪，該年內蒙古甘珠爾瓦活佛被殺，陳文運對此事沒有責任。俄國駐華公使將殺害甘珠爾瓦活佛說成陳文運所為，照會北京政府外交部，反對他擔任駐庫辦事大員。外蒙古自治官府也表示反對。
俄國駐華公使還借機提出要求：「此後簡派庫倫大員，須先征求俄使同意，再行發表。」
北京政府只得取消對陳文運的任命，另選駐庫辦事大員。
盡管如此，【中俄蒙協約】簽訂以後，中國政府與外蒙古自治官府有了直接往來，中國政府在冊封、處理德奧俘虜、處理恰克圖邊防問題上行使了一些主權；北京和庫倫在收回唐努烏梁海一事上有所合作；中國內地與自治外蒙古的經濟聯系、人員往來有所增加，這些現象所顯示的意義是正面的、積極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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